“孤独少年时，诗给了我一个能够健康活下来的拯救；在生命的中途，诗给了我很多安静的时刻，让我可以整理自己的生命；现在，诗教我的是，试试看，也许历史可以在我们的诗里面重新活起来”
　　
　　“十六岁的花只开一季”，68岁的席慕蓉，却影响了几代人。
　　作家蒋勋说，席慕蓉大约从没想过要领导文风或改革社会，但她“却是以极其女性的诚实与狂想呼唤起了一整代人的梦想”。
　　10月下旬，从上海作协到复旦大学，从“诗教我的事”到“原乡和我的创作”，从40人小会议室到400人大报告厅，席慕蓉受到自“60后”至“90后”的夹道欢迎。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前3小时，会场早已被贴墙而立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加上临时分会场，共一千多人围观，另有2000人守着视频直播。
　　“这次，就让我得意一下吧！”爆棚“青春”扑面而来，点燃了席慕蓉的热情，但她旋即谦卑道：“你们手上的诗集，可能还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其实，我的诗写得并不怎么样，而是你们读者的生命增加了诗的厚度，提升了文学的温度。”
　　《以诗之名》是席慕蓉第七本诗集，离第一本诗集《七里香》的面世已隔了整整30年。“时光层叠交错，当年无人能够预知却早已写在诗中的景象，如今在我眼前在我身旁一一呈现——故土变貌，恩爱成灰，原乡与我素面相见……”
　　受访期间，席慕蓉曾数度哽咽，“对不起，里头那个‘我’又跑了出来。”年近古稀的她像小女孩一样，边抹眼泪边自嘲：“我说过我要成熟的。”
　　
　　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年轻时，席慕蓉就爱读《古诗十九首》，“相思离乱”的种子，一生伴随。
　　“10年前我觉得我写的都是‘思君令人老’，后来发现都在‘岁月忽已晚’里；我慌乱无知地错过了我的人生，还要继续错过，怎么办？只好写诗来弥补。”
　　1943年，席慕容生于抗战末期的重庆城郊。“那时，年轻的父母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南方把孩子生下，尽所有努力在乱世里给我们一个安定的童年。”
　　从四川到南京，由上海南下广州，再至香港、台湾。儿时的她，隐约间感到外界惊涛骇浪，却道不清那抹阴影。“2003年我和弟弟约在香港见面，去找从前的老家。看到弟弟站那里时，我才忽然间明白为何会害怕。1949年跟着父母到香港，码头上，父母给我们穿上厚衣服，里外好几层，每个孩子都给个金戒指，5岁的孩子从没见过金戒指，互相炫耀，但奇怪妈妈为什么在每件衣服里都写上我的名字？后来才明白：如果孩子丢了，有人捡到，会看在金戒指的份上把他养大。”
　　在香港读小学，“街上有很多难民，但香港人不排斥”。她一直很爱这地方，努力学粤语，想和同学打成一片，但因年纪小，同学笑她“白痴”，“这让我终身带有自卑感。”搬去台湾后，她考上初二插班生，“但站在门口，总觉得我永远在那个团体外面，因为他们都有了各自的朋友。” “因为寂寞”，她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因为那是“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能让我健康成长”。
　　1956年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习画后，她以笔名“夏采”在校刊上发表诗文，“开始是好玩，30岁以前都是学别人”1978年，她给《皇冠》写专栏，开始用“席慕蓉”这个名字。
　　诗人痖弦曾是她的领路人。当年席慕蓉曾把诗稿投给痖弦，投稿刊登了，“收到他的回信简直受宠若惊。”后来，她又“很不懂事地”给痖弦寄了30首，请他看下，“他给我每首诗打勾，喜欢的打3个，还有打一两个的，不喜欢就完全不勾。他一直警醒我，不要因为别人的要求而大量写，这对你是个伤害。”
　　如今，她还会把新作拿给痖弦看，“他说我是不知不觉地回到故乡、进到这个境界里，很鼓励我。”痖弦的话，她铭记在心：“唯一可以跟时光抗衡的，恐怕只有诗了。”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席慕蓉的外婆孛儿只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