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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金化生存”主要是指在国家相关文化基金的资助和扶持下，进行的文化、学术和出版活动。“基金化生存”呈现的是出版者面临的转型困境和生存困境。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但“基金”只是起点，不是目标，在具体实施中，一定要将“基金化生存”与出版社的品牌战略结合起来。在运作策略上，必须要做到专业定位；在竞争策略上，必须要进行出位竞争。
［关键词］地方中小出版社 古籍出版 基金化生存
中国的图书出版结构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不同标准的划分。以出版社的“出身”来划分，可划分为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中央出版社大都建社历史较长，有资金、有资源、有渠道，地方出版社当然也有大社，但是大都资金少、资源少、渠道窄。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逐步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截至目前，全国的所有出版社已经先后完成转企改制，出版社也已逐步适应市场，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是在出版业日益市场化，尤其是出版行业集团化的当下，中央出版社也纷纷组建集团，可谓强强联合，而地方中小出版社在选题策划、资源竞争、资金力量、人才储备等方面，与出版集团之间的差距不是变小，而是在变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或许是今天很多地方中小出版社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然调适的路径和应对困局的策略也并非没有。走“专精特新”的出版之路可谓是地方中小出版社的一个很好选择。这之中，古籍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或许不失为一个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新方向。
一、古籍出版面临着重大机遇
古籍出版是一个古老且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是一个需要高水准选题策划和编辑人才的门槛较高的领域，也是一个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领域。因此，新中国古籍类图书的整理出版，也是集中体现国家文化战略、计划性非常强的领域。这种计划性，应该说发端于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古籍出版的计划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部署，制定规划；二是指定专门的古籍出版机构，明确分工。比如，1958年，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为专业古籍出版社。但在当时 “左”的思潮的冲击和干扰下，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尤其1966年“文革”爆发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虽然1971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到1978年春全部出齐，但出书总量极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则陷于停顿。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变化。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指出古籍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颁布实施，更重要的变化是打破了原来古籍出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绝对分工格局，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至此，古籍出版的国家规划、一批专业古籍社实施、资金扶持的运作模式渐次形成。在这一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下，新中国的古籍出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成绩斐然。
据统计，截至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其中1982年至2002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1982年7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要求每年向教育部划拨专款，用于文史哲古籍人才的培养。这些专业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充实到专业古籍社。
然而随着出版业的日益市场化，专业古籍社纷纷涉足其他领域，而大量非专业古籍社也开始介入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古籍社兼涉其他领域，是否成功，姑且不论，但是，各个地方原来非古籍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图书出版，却大多不成功，并未给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品牌创建、效益增长带来太多助益。事实证明，地方中小出版社要进行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在古籍图书市场分得一杯羹，很难。究其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内在的、主观的原因主要是低质重复、操作粗放，甚至盲目跟风、轻率失范。外在的、客观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古籍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却相对集中。据统计，目前可知的中国古籍有近20万种，但是成熟的可以转化为出版产品的资源，却相对集中。这种集中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的专业划分下所形成的，以二十余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其中尤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等老牌大社更为集中。（二）古籍类图书的含金量虽高，但市场极为狭小。古籍类图书的文化价值很高，优质的古籍整理图书，具有长期的、不可磨灭的文化传承价值，也是重要的常销书品类，但是做好了，叫好不叫座；做不好，则既不叫好更不叫座。除少量书外，大量的古籍类图书很难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域，是典型的小众图书。
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历史形成的，第二个则是古籍类图书的特性使然，无可更改。但是，地方中小出版社在古籍出版领域并不应该气馁。面对“浩若烟海”“汗牛充栋”的古籍，国家鼓励更多出版单位参与古籍类图书的整理与出版，并逐年加强工作的规划性和运作的规范性，也逐年加大对古籍类图书整理出版的资金扶持力度。应该说，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二、“基金化生存”只是起点，而非目标
“基金化生存”这一概念是俞晓群先生的发明，主要是指在国家相关文化基金的资助和扶持下，进行的文化、学术和出版活动。“基金”的产生，其实是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上存在“文化价值高”而“商业价值低”的这一关键性矛盾。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价值规律左右着文化产品的走向，缺乏商业价值的东西，像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以及学术文化等，自然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冷落”。因此，俞先生认为：“‘文化基金’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积极地开展基金建设，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建立和健全文化市场的必由之路！” 与古籍整理出版相关的“基金”，除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外，还有国家出版基金的古籍板块。从1983年起，国家财政每年拨付专项经费，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也逐步增加，从最初的每年170万元，增至目前的每年约2000万元。而“十一五”时期，政府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共资助508个项目，资助金额8344万元，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3500种。国家出版基金方面，仅就2012年度而言，共有171家出版单位的205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古籍整理类13项，占6.3%，但即便在这样的大比重资助下，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依然走得艰难坎坷。
翻检2010年、2011年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目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占据资助项目主体的仍然是少数大社和专业古籍社，其他地方中小出版社，虽也纷纷参与，找选题，报项目，但失败者居多。比如2011年，全国共有100家出版社向古籍办申报了有关项目397个，其中23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共申报了249个项目。77家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申报了148个项目，是专业古籍社所报项目的一半稍过一点。而最后确定获得资助的只有32家出版社的92个项目，大量非专业古籍社的项目纷纷落马。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思考的。
对于古籍出版而言，“基金”的设立体现国家对古籍传承、保护、弘扬的态度，而“基金化生存”呈现的是出版者面临的转型困境和生存困境：为生存而关注基金或仰赖基金生存。但是，“基金”并非人人可顺手拾取的无尽宝山，它有规划、有目标。所以，如果想要获取“基金”资助，首先必须要明确“基金”的意义和指向所在，“基金”是一个有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启动金，是做好一个项目的基本保证。“基金化生存”只是起点，而非目标。像俞晓群先生所举，“有些出版社拿到一个数千万元投资的大项目，便把未来几年的其他出版计划都停掉了，集中精力做这个‘基金项目’”，我想这与“基金”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其次，古籍整理出版的基金资助，充分体现历史规律和国家意志，所以必须要明确国家规划。2011年3月29日，柳斌杰在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五大系列”，并指出“这五大系列初步形成了我们‘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十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骨干工程，使古籍整理的脉络和重点任务更加明确。为此，政府将会加大对古籍重点工程的扶持力度，使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逐步增加，全力打造古籍出版精品工程”。这“五大系列”是指：（一）组织实施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工程；（二）组织实施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三）组织实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四）组织实施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五）组织实施古籍数据库工程。
而最重要的笔者认为是，一定要将“基金化生存”与出版社的品牌战略结合起来。古籍类图书具有丰厚的文化含量和重大的传承价值，是展现一个出版社文化眼界的重要指标。在选题策划阶段，除了熟悉国家规划外，一定要寻找符合出版社自身发展方向、自我个性的选题。这其实就是定位的问题，而定位又和市场竞争紧密相关。在运作策略上，必须要做到专业定位；在竞争策略上，必须要进行出位竞争。
三、做好专业定位，进行出位竞争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的分析，古籍类图书的结构可划分为两种层次：基本书和非基本书。基本书是指传承中华文化要义，在学术与国民价值观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长久关注的书。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骨干基本书，包括普泛型基本书，如正经正史、唐诗宋词、名家文集文选；二是专业型基本书，如理工农医等方面的专业古籍，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三是大众读物，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三字经》《百家姓》等。第二类是流变型基本书。这一类不好界定，指那种可能会因时因势由非基本书迁转为基本书的古籍类图书，比如某个长期处于边缘而因为时代价值观的变化、社会舆论变化引起大众关注的古代人物的作品、某个类型的作品等。
赵昌平强调，在古籍类图书的出版中，这些基本书是“兵家必争之地”，并提请大家都要重视基本书建设，要有基本书意识。但是，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等专业古籍传统强社历时多年的计划型、专业型发展和结构性、资源性扩张环境下，地方中小出版社相对来说起步晚，观念滞后，加上基本书的高质量开发，耗时耗力不说，很难占领或分割已经被传统强社牢牢掌控的市场。
就笔者的理解，对于地方中小出版社，专业定位应依据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地利。中国幅员广大，地域文化多样，地方中小出版社各省都有数家，开发地域文化可谓近水楼台。地方中小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各地方中小出版社所处地域的独特资源优势，地理区位的便利，在大社、大集团不屑去做或无暇去做的领域开发新的选题，包括古籍类图书选题。
二是人和。近年来，学术界的视野逐渐由原来的普泛型转向地方型，开始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挖掘，也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地方中小出版社和这类学者的联系，相较大社、大集团的辽远，犹有近便之利。地方中小出版社在这类作者资源的建设中，是有人脉积累的。
在实际操作中，专业定位还要和出版社的自身优势、发展战略、人才储备、作者资源联系起来，要以原有的精华资源为核心，打造资源库。虽可适当延展，但要注意延展选题的相关性，切忌泛滥无归。还要对资源进行深入分析，要分清哪些是相对独占性资源，哪些是绝对独占性资源，并制定不同的开发策略。
出位竞争和专业定位是紧密相关的。其实专业定位本身，就是一种出位竞争。出位竞争的核心是不能盲目跟风。对于地方中小出版社，人有我优虽然很难做到，但是并非一定做不到，但是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无我有，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选题过于偏僻和狭小。这类选题，价值很高，比如地方学者的文集、宝卷、善书、水陆画，但同时，市场也很小。这类书的开发，就要依靠国家和省里的资金扶持。二是既有地域性又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这类选题，因为也是大社、大集团的资源圈占目标，所以才是地方中小出版社必须率先掌控的领域。
当然，做好一件事，蓝图与设想固然重要，因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但是要想修得理想中的“果”，这之间还需要做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人才的培养，比如资源调查，比如资源的管理，比如选题的策划，比如发展战略的调整。也要正确分析和面对出版业尤其是古籍类图书出版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要顺势取势。而这些，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去做。
（作者单位：甘肃文化出版社）
［1］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09-15.
［2］俞晓群.“基金化生存”随想［J］.编辑学刊，2010（5）.
［3］国家古籍出版专项经费使用示范作用明显［N］.中华读书报，2008-03-12.
［4］柳斌杰.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上的讲话（2011年3月29日）［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3-30.
［5］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优中选精 彰显品牌——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述评［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03-28.
［6］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召开［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3-30.
［关键词］地方中小出版社 古籍出版 基金化生存
中国的图书出版结构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不同标准的划分。以出版社的“出身”来划分，可划分为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中央出版社大都建社历史较长，有资金、有资源、有渠道，地方出版社当然也有大社，但是大都资金少、资源少、渠道窄。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逐步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截至目前，全国的所有出版社已经先后完成转企改制，出版社也已逐步适应市场，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是在出版业日益市场化，尤其是出版行业集团化的当下，中央出版社也纷纷组建集团，可谓强强联合，而地方中小出版社在选题策划、资源竞争、资金力量、人才储备等方面，与出版集团之间的差距不是变小，而是在变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或许是今天很多地方中小出版社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然调适的路径和应对困局的策略也并非没有。走“专精特新”的出版之路可谓是地方中小出版社的一个很好选择。这之中，古籍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或许不失为一个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新方向。
一、古籍出版面临着重大机遇
古籍出版是一个古老且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是一个需要高水准选题策划和编辑人才的门槛较高的领域，也是一个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领域。因此，新中国古籍类图书的整理出版，也是集中体现国家文化战略、计划性非常强的领域。这种计划性，应该说发端于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古籍出版的计划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部署，制定规划；二是指定专门的古籍出版机构，明确分工。比如，1958年，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为专业古籍出版社。但在当时 “左”的思潮的冲击和干扰下，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尤其1966年“文革”爆发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虽然1971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到1978年春全部出齐，但出书总量极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则陷于停顿。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变化。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指出古籍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颁布实施，更重要的变化是打破了原来古籍出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绝对分工格局，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至此，古籍出版的国家规划、一批专业古籍社实施、资金扶持的运作模式渐次形成。在这一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下，新中国的古籍出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成绩斐然。
据统计，截至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其中1982年至2002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1982年7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要求每年向教育部划拨专款，用于文史哲古籍人才的培养。这些专业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充实到专业古籍社。
然而随着出版业的日益市场化，专业古籍社纷纷涉足其他领域，而大量非专业古籍社也开始介入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古籍社兼涉其他领域，是否成功，姑且不论，但是，各个地方原来非古籍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图书出版，却大多不成功，并未给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品牌创建、效益增长带来太多助益。事实证明，地方中小出版社要进行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在古籍图书市场分得一杯羹，很难。究其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内在的、主观的原因主要是低质重复、操作粗放，甚至盲目跟风、轻率失范。外在的、客观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古籍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却相对集中。据统计，目前可知的中国古籍有近20万种，但是成熟的可以转化为出版产品的资源，却相对集中。这种集中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的专业划分下所形成的，以二十余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其中尤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等老牌大社更为集中。（二）古籍类图书的含金量虽高，但市场极为狭小。古籍类图书的文化价值很高，优质的古籍整理图书，具有长期的、不可磨灭的文化传承价值，也是重要的常销书品类，但是做好了，叫好不叫座；做不好，则既不叫好更不叫座。除少量书外，大量的古籍类图书很难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域，是典型的小众图书。
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历史形成的，第二个则是古籍类图书的特性使然，无可更改。但是，地方中小出版社在古籍出版领域并不应该气馁。面对“浩若烟海”“汗牛充栋”的古籍，国家鼓励更多出版单位参与古籍类图书的整理与出版，并逐年加强工作的规划性和运作的规范性，也逐年加大对古籍类图书整理出版的资金扶持力度。应该说，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二、“基金化生存”只是起点，而非目标
“基金化生存”这一概念是俞晓群先生的发明，主要是指在国家相关文化基金的资助和扶持下，进行的文化、学术和出版活动。“基金”的产生，其实是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上存在“文化价值高”而“商业价值低”的这一关键性矛盾。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价值规律左右着文化产品的走向，缺乏商业价值的东西，像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以及学术文化等，自然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冷落”。因此，俞先生认为：“‘文化基金’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积极地开展基金建设，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建立和健全文化市场的必由之路！” 与古籍整理出版相关的“基金”，除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外，还有国家出版基金的古籍板块。从1983年起，国家财政每年拨付专项经费，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也逐步增加，从最初的每年170万元，增至目前的每年约2000万元。而“十一五”时期，政府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共资助508个项目，资助金额8344万元，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3500种。国家出版基金方面，仅就2012年度而言，共有171家出版单位的205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古籍整理类13项，占6.3%，但即便在这样的大比重资助下，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依然走得艰难坎坷。
翻检2010年、2011年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目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占据资助项目主体的仍然是少数大社和专业古籍社，其他地方中小出版社，虽也纷纷参与，找选题，报项目，但失败者居多。比如2011年，全国共有100家出版社向古籍办申报了有关项目397个，其中23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共申报了249个项目。77家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申报了148个项目，是专业古籍社所报项目的一半稍过一点。而最后确定获得资助的只有32家出版社的92个项目，大量非专业古籍社的项目纷纷落马。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思考的。
对于古籍出版而言，“基金”的设立体现国家对古籍传承、保护、弘扬的态度，而“基金化生存”呈现的是出版者面临的转型困境和生存困境：为生存而关注基金或仰赖基金生存。但是，“基金”并非人人可顺手拾取的无尽宝山，它有规划、有目标。所以，如果想要获取“基金”资助，首先必须要明确“基金”的意义和指向所在，“基金”是一个有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启动金，是做好一个项目的基本保证。“基金化生存”只是起点，而非目标。像俞晓群先生所举，“有些出版社拿到一个数千万元投资的大项目，便把未来几年的其他出版计划都停掉了，集中精力做这个‘基金项目’”，我想这与“基金”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其次，古籍整理出版的基金资助，充分体现历史规律和国家意志，所以必须要明确国家规划。2011年3月29日，柳斌杰在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五大系列”，并指出“这五大系列初步形成了我们‘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十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骨干工程，使古籍整理的脉络和重点任务更加明确。为此，政府将会加大对古籍重点工程的扶持力度，使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逐步增加，全力打造古籍出版精品工程”。这“五大系列”是指：（一）组织实施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工程；（二）组织实施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三）组织实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四）组织实施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五）组织实施古籍数据库工程。
而最重要的笔者认为是，一定要将“基金化生存”与出版社的品牌战略结合起来。古籍类图书具有丰厚的文化含量和重大的传承价值，是展现一个出版社文化眼界的重要指标。在选题策划阶段，除了熟悉国家规划外，一定要寻找符合出版社自身发展方向、自我个性的选题。这其实就是定位的问题，而定位又和市场竞争紧密相关。在运作策略上，必须要做到专业定位；在竞争策略上，必须要进行出位竞争。
三、做好专业定位，进行出位竞争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的分析，古籍类图书的结构可划分为两种层次：基本书和非基本书。基本书是指传承中华文化要义，在学术与国民价值观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长久关注的书。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骨干基本书，包括普泛型基本书，如正经正史、唐诗宋词、名家文集文选；二是专业型基本书，如理工农医等方面的专业古籍，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三是大众读物，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三字经》《百家姓》等。第二类是流变型基本书。这一类不好界定，指那种可能会因时因势由非基本书迁转为基本书的古籍类图书，比如某个长期处于边缘而因为时代价值观的变化、社会舆论变化引起大众关注的古代人物的作品、某个类型的作品等。
赵昌平强调，在古籍类图书的出版中，这些基本书是“兵家必争之地”，并提请大家都要重视基本书建设，要有基本书意识。但是，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等专业古籍传统强社历时多年的计划型、专业型发展和结构性、资源性扩张环境下，地方中小出版社相对来说起步晚，观念滞后，加上基本书的高质量开发，耗时耗力不说，很难占领或分割已经被传统强社牢牢掌控的市场。
就笔者的理解，对于地方中小出版社，专业定位应依据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地利。中国幅员广大，地域文化多样，地方中小出版社各省都有数家，开发地域文化可谓近水楼台。地方中小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各地方中小出版社所处地域的独特资源优势，地理区位的便利，在大社、大集团不屑去做或无暇去做的领域开发新的选题，包括古籍类图书选题。
二是人和。近年来，学术界的视野逐渐由原来的普泛型转向地方型，开始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挖掘，也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地方中小出版社和这类学者的联系，相较大社、大集团的辽远，犹有近便之利。地方中小出版社在这类作者资源的建设中，是有人脉积累的。
在实际操作中，专业定位还要和出版社的自身优势、发展战略、人才储备、作者资源联系起来，要以原有的精华资源为核心，打造资源库。虽可适当延展，但要注意延展选题的相关性，切忌泛滥无归。还要对资源进行深入分析，要分清哪些是相对独占性资源，哪些是绝对独占性资源，并制定不同的开发策略。
出位竞争和专业定位是紧密相关的。其实专业定位本身，就是一种出位竞争。出位竞争的核心是不能盲目跟风。对于地方中小出版社，人有我优虽然很难做到，但是并非一定做不到，但是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无我有，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选题过于偏僻和狭小。这类选题，价值很高，比如地方学者的文集、宝卷、善书、水陆画，但同时，市场也很小。这类书的开发，就要依靠国家和省里的资金扶持。二是既有地域性又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这类选题，因为也是大社、大集团的资源圈占目标，所以才是地方中小出版社必须率先掌控的领域。
当然，做好一件事，蓝图与设想固然重要，因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但是要想修得理想中的“果”，这之间还需要做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人才的培养，比如资源调查，比如资源的管理，比如选题的策划，比如发展战略的调整。也要正确分析和面对出版业尤其是古籍类图书出版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要顺势取势。而这些，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去做。
（作者单位：甘肃文化出版社）
［1］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09-15.
［2］俞晓群.“基金化生存”随想［J］.编辑学刊，2010（5）.
［3］国家古籍出版专项经费使用示范作用明显［N］.中华读书报，2008-03-12.
［4］柳斌杰.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上的讲话（2011年3月29日）［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3-30.
［5］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优中选精 彰显品牌——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述评［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03-28.
［6］2011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评审会召开［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