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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居
回到阔别多年的油田小镇，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住了十五年邻居的白冬搬家了，从和我的旧居只有一门之隔的东屋搬到西屋去了。他原来住的那三间屋已买断产权，现在空着，既未易主，也未招租，似乎闲置三年有余。
十五年前，我和白冬同一天调入这个小镇，又同一天搬进新居。
我俩是在一起长大的，又同庚，别看他只有小学文化，打扮得却像个文化人，身着牛仔装，留着长发，戴一副墨镜。他在林业局的贮木场当工人，抬“蘑菇头”（木头），上大跳（跳板），装运材火车。抬“蘑菇头”是个重体力活，相当危险，一般人抬不了，伤残者不在少数。有一回抬一根大径级水曲柳原木，六个人愣是没抬动，白冬急了，让两位没劲的师傅下去，他同三个小青年上。“哈腰挂吆咳，蹲腿（个）哈腰，谁个不使劲，谁是个王八！”白冬领唱号子，其余呼应，六个人没抬起来的这根木头，四个人竟没费劲儿装上火车。于是乎，贮木场的人对白冬都刮目相看。
搬家那天，白冬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在林区一起干了十多年，搬家哪有不带木材、家具的，加上行李和锅碗瓢盆，我装了满满一大汽车。可白冬啥也不带，只有一个行李卷，一个大皮箱，爱人抱着还没有满月的孩子跟在后面，哪里像搬家，倒像外出旅游。我不解地问，“这是搬家呀？”白冬一本正经答道：“搬家不就应该这样吗，破东烂西不值得搬，把老婆搬走，就不算重点遗漏。”
那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油田，考虑抗震，单位为新调进的职工盖了几幢坚固的平房。每家门前都有个小院，有的种点青菜，有的栽点果树。唯白冬不然，院里全部用水泥抹平，不知从哪儿弄些花卉盆景，摆满一院子，酷似苏州拙政园一隅。居室也特别，没有任何摆设，不像个住家户，倒像是招待所的一个标准间。另一个居室同样干净明亮，地中间放一张墨绿色的乒乓球台，墙角堆放着运动鞋、羽毛球拍。左邻右舍无不纷纷耳语：怪人，真是怪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单位实行住房制度改革。许多人在观望，在等待房价下跌，谁也不买。白冬头一个花成本价把住房产权买断，并且自己动手进行装修。他找到房产科。科长以为这位精明人捷足先登，趁未交齐房款之前，让房产科更换年久失修的暖气管子、暖气片。不料，白冬开口要求将室内暖气拆除，理由是要在家里建个小型体育馆，不用取暖，这样，取暖费自然也就不交了。科长愕然，说了一句话：“我是老科长遇到新问题。”沉思再三，还是派去了水暖工。拆毕，白冬乐呵呵地说：“这下使用面积又增加了，再打乒乓球也不担心撞屁股了。”
一日午休，听见一片争吵声，我推开窗子往外望去，白冬家的门前有一群人围观，原来是县电视台来收有线电视费的。看得真真，听得真真，只听白冬说：“我原来这个家有线电视线虽然进户，那是你们电视台的事，我压根没有收看，因此，不能交纳有线费用。”电视台两位工作人员也不含糊，当即将有线电视线掐断，白冬见状，也不阻拦。俄顷，白冬说：“我现在向你们交纳我现在居住这个家的有线电视费。”工作人员打开本夹子，似要开收据。白冬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说：“请你们先看看这个，这上边记着有线电视停播的时间，特别是中央台的体育节目，因你们停播耽误我少收看三场甲A联赛，我还要向有关部门投诉呢。”两位工作人员互相看了一眼，气呼呼地说：“我们不收了，让头头来收吧！”白冬摆手道：“别，你们开收据吧，我已计算好，把停播的那段费用扣除，这是应交纳的。”说罢，将本子上的记录撕了下来，连同钱一并递了过去。两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气得老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这以后的一段日子，我没有再见到过白冬。家里人说，单位进行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白冬又是第一个提出辞职，自谋职业去了。他比上班还忙，平时不大回家，有人在长春皇宫附近的古玩市场见到过他，在做他一直很有兴趣的古币生意。此公虽然年届天命，却颇有精神，依旧牛仔装，还是长发、墨镜。
大季班长
大季，我在县城一中上高中时的班长。其前任，“打小报告假积极，脑袋顶块西瓜皮，西瓜皮两瓣儿了，干一学期掉蛋儿了。”教语文课的班主任杨老师，召开紧急会议，大季受命于危难之时，当了班头，我则当上语文课代表。用现在任命干部的话说，我俩同一天下的令，可谓缘分矣！大季，一米八多的大个儿，四方大脸，双眼清澈明亮，颇像电影名星。可是干起活来一个顶俩，下乡支农，人拉马车运粪肥，总是他驾辕，铲地、割地总是他打头，学校盖校舍，从十里之外的砖厂往回倒砖，我背七八块，累得两腿突突直打晃，中途歇了好几歇，可大季一背十五六块，健步如飞，常常赶上来，从我的背后悄悄拿走两块砖，摞在自己的肩头上。只有十六岁的我，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高中毕业了，同学们虽然各奔西东，但却像一条条小船，漂泊了几十年，大多没有驶出呼兰河的疆界，相互间还有些联系，唯有杨老师和大季音信皆无。大家常常忆念起他俩，哪怕如一首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拉不上话话儿招一招手”也行。听同学们说，杨老师很早就调回老家去了，大季去辽南当兵，一直当到上校团长，转业后在一座城市的开发区当银行行长，任一把手，有的同学亦想去看看，串连了几回，皆因门槛太高而望而却步。
忽有一天，大季的同桌老齐打来电话，说他去大季家了，在那儿过的春节，一日三餐有鱼虾，呆得都不想回来了。这个齐同学，在校念书时偏科，酷爱文学，中外名著无所不读，只是不修边幅，要不是戴副高度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济公形象。上数理化课，他从来不听，在课桌下面看小说，考试必抄，抄得性起，索性将大季的考卷拿将过来，旁若无人一样。为此，大季不知担了多少风险。多少年后，齐同学还炫耀道，我考试打小抄老有历史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位散仙，在多年不见，现已是处级官员的大季家里一住半个多月，两口子桌上桌下伺候着，不是谁家都能做到的。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齐同学动情地讲述了大季和班主任杨老师的一段师生情谊。
原来，我上大学那年，杨老师便从县城一中调回辽南老家，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正巧和大季同居一座城市。杨老师退休后在家安度晚年，不想人有旦夕祸福，老伴病故，杨老师孑身一人生活。儿子杨学文，偏爱习武，从小打拳舞剑，崇尚少林。邻居张氏兄弟，一个名叫张虎，一个名叫张豹，学文几次和父亲说：“与虎豹为邻对咱杨家不利。”父亲说：“起名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无妨！”学文不听，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炮，还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以震慑虎豹。那年，他和几个朋友进山打猎，打伤一只东北虎，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罚款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杨炮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跑了之，到南方经商去了，再没有回来。杨老师独居几年后，搬进老年公寓。这些年来，大季成了杨老师的儿子，逢年过节接回家里，隔三岔五去公寓送些生活日用品，每次去必拎上两大桶杨老师最爱喝的大高粱酒。去年夏天，杨老师想念县城一中，要回来看看，大季买好卧铺票，专程陪同北上。那天晚上，同学们宴请杨老师，我从外地特意挂个电话，为不能趕回去看望恩师深表歉意，遥祝老人家健康快乐，杨老师那个高兴呀，电话迟迟不肯挂断。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们班同学为杨老师送行的最后的晚餐。杨老师的后事，自然都是由大季料理的，银行许多职工，目睹了他们尊敬的银长，怎样将一位无依无靠的老师当做父亲，为其养老送终…… 故事寻常，而我却泪流满面，是感动，是愧疚？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少年时代在一个班委会共事的大季班长，从我背后悄悄拿下两块红砖，放在自己满负重荷的肩头上。
报 答
进城多年，常常忆念孩提时代只有一墙之隔的老邻居——宋大夫一家人。
报答，是人的一种良知。参加乡下人婚礼，忽闻县里传信来，宋大夫患了脑血栓，80岁的老父亲也去世了，我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接连给宋大夫家挂几次电话，无人接听，终于接通了，宋大夫居然说不认识我，随即挂断电话，令我大惑不解。
赶在双休日，我驱车前往庆安县城，专程去探望宋大夫。先找到县上捎信那位朋友，打听到宋大夫的家庭住址，此公自告奋勇陪我一同前往。我拎着几百元的药品、滋补品上楼去，这位朋友在车内等候。
30年过去，故人相见，那激动人心的情景，无论电影或是电视剧怎样演绎表演，与之相比皆黯然失色。宋大夫已远非当年的宋大夫了，挺拔英俊的影子全然皆无，他睁大浑浊的双眼，辨认良久，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含混不清的发音，怕只有我本人才能听得出来。家人说，他一阵明白一阵糊涂，过去的事大抵忘却；来看他的人不少，这对他是最好的安慰，甚至比吃药还灵验。临别，我答应一定常来看看，宋大夫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回到等得不耐烦的朋友面前，两个小时已经悄然过去，朋友说这哪里是探望，分明是省亲，真是不可思议。待我平静下来，向他讲述了30年前的一段往事。
1960年我上高中那年，在镇医院工作的宋大夫成为我家的邻居。这位年轻大夫文质彬彬，待人和善，一说话一笑，我们哥几个都亲昵地称之宋大哥。宋大哥老家在乡下，一大家人，只宋大爷一个劳力，生活也不富裕。其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而我家父亲病故，母亲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仅靠长兄每月寄来的20元钱维持生活。两家可谓同命相怜。
一日深夜，我突然病了，上吐下泻，发烧烧得浑身直筛糠。家境这般贫寒，既无药也无钱，用宋丹丹小品中的一句话说，家里穷得管啥没有，母亲急得在屋里直打转转。宋大哥似乎听到什么动静，怀揣听诊器赶了过来，在我肚子上又是听又是敲，诊断为急性胃肠炎，然后踅回去取来几片药让我服下，安慰母亲说：“大娘，不要紧，吃几片磺胺噻唑就好了！”我和母亲不知如何感谢才好。这是我第一次生病，立志长大后做一个宋大哥这样的大夫。
春天青黄不接，是穷人最难捱的日子。我和弟弟下屯去挖野菜，掺玉米面喝菜粥度饥荒。哥俩抬着满满一筐柳蒿芽、婆婆丁往家走，路过宋大哥老家的门口，心想喝口水再走不迟。大爷、大娘见到我们比见到儿子还亲，逼着我俩脱鞋上炕，吩咐家人立马做饭，又饥又饿的两个半大孩子，风扫残云般吃了一顿饱饭。临走，宋大爷用布袋装了几碗大米，说是带给母亲。我们高高兴兴回到家中。万万没有料到，母亲把我俩大骂一顿，斥责哥俩不该在人家吃饭，更不该要人家的口粮。见我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母亲流着泪语重心长地说：“太不知事了，那是宋大爷全家的救命粮。你们日后要报答！”我的心灵被强烈震撼，那一年，我只有15岁。
一席话，令我的朋友唏嘘不已。感慨道：理解了。报答，是人的一种良知。
傻良子
回到呼兰河西的故乡小镇，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候。如水的月光下，故乡的轮廓依稀可辨，记忆中的那条百米小街，两边的店铺还是旧时的模样，铁匠炉、棉花房、中药铺……门脸儿依旧，只是当年的风采已被雨打风吹去，显出无奈的疲惫。几乎让我辨认不出的是通往省城的那条柏油马路，路边一下子冒出春笋般的大红灯笼，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辆，如同变戏法一般，一忽儿就不见了，无疑是被如织的酒帜饭幌笑纳进去。
我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下来。问起五叔，每天早晨还有挑担卖菜的吗？街边儿的摊床该搬到大马路那边去了吧？五叔答曰，从形式到内容，如同桔枳，叶陡相似味道不同。你想找的“明朝深巷卖杏花”的人，怕难寻觅了。故乡是个有文化底蕴的老镇，五叔读过国高，不是村野之人，说起话来时有几句文言。他反过来问我，可曾记得道南出床子的那个傻良子吗？我说，当然记得，忘了谁也忘不了他。五叔沏上一壶茉莉花，爷俩一边喝茶，一边唠起这个当年二十刚挂零的青年，一个20个世纪50年代做生意的人。
傻良子，从小诚实、憨厚，良子前面加个傻字，是小镇上的人对他的昵称，我和小伙伴们都叫他良子大哥。他老家在陕北，西安事变那年同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镇上。在本地念完高小，先是跟父亲卖烧鸡，烧鸡做得绝好，远近出名。每天傍晚，傻良子背着一个小木箱，在小街没转上一圈就卖光了。我们小孩子给他编了两句嗑：傻良子卖烧鸡，不上东就上西。卖了两年烧鸡，攒了点钱，傻良子在我家对过摆了个摊床，卖点烟卷、散酒、糖果、瓜子之类。我上小学的时候，每每路过摊床，良子大哥都给我抓把瓜子或拿几块桔子瓣糖。吃惯的嘴儿跑惯的腿儿，家里要买东西，我就到这儿来买；做完功课，也愿意到这儿来玩。
我最喜欢看良子大哥簸葵花子，一扇一扇的，扇去瘪子和灰尘，再拣出小石子和小块土坷垃，用湿毛巾反复搓揉干净，然后倒在大铁锅里急火翻炒。待炒好完全凉下来，良子大哥抓一把塞进我的衣兜里，一个个子粒饱满，吃不出一个臭瓜子来。有时，良子大哥像过家家一样，把酒罐子里的白酒，倒进另一只空罐子里，剩下一些全泼掉。长大后我才懂得，卖散装酒必须先用酒提搅动一番，盖因上面的是酒，沉下去的是水。我每回用锡壶给父亲来打酒，从没见过他在酒罐里搅动过，不管谁来打酒都一样。每当摊床进菜，良子大哥一捆捆打开，去掉“夹馅”，再一捆捆重新捆上。他总喃喃地自语道：“做买卖要讲诚信哪，不能靠这个赚钱！”
唠到这里，我忽地岔开话题问五叔，良子大哥和东街老葛家的三丫结婚没有？五叔叹道，棒打鸳鸯散了！葛老头出了名的抠门，整个一个葛朗台，嫌良子做生意心太实，没大出息。我说，三丫是良子下两届的同学，能歌善舞，不管在学校还是镇上演戏，一招一式都是良子教出来的呀！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那么般配，海誓山盟，怎么说散就散了呢！五叔似猜透我的心思，接着说，惨啦！“葛朗台”要拆散這桩婚姻，先是不让两人见面，后来来个釜底抽薪，找个人家把三丫嫁到河东去了。从此，傻良子寡言少语，谁说媒也不打拢，一门心思做生意，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从摊床起步，竟成为全镇最大的土杂商店掌柜。良子傻就傻在太痴情了，孑身一人，终身未娶。 我和五叔久久无语，对“葛朗台”导演的悲剧几近愤怒。令人酸楚的是这出悲剧的结局：每年仲夏时节，人们常常见到傻良子一个人坐在河边，默默向远方眺望。夜深人静之时，镇上的人便能听到傻良子如泣如诉的二胡声，那是陕北民歌《泪蛋蛋落在沙蒿蒿林》——“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人们说，呼兰河是“葛朗台”仿效王母娘娘划出的一道天河，傻良子定是期盼着这一天，同三丫能在鹊桥上见上一面。
丫 头
丫头是个男孩，姓常，浓眉大眼，虎头虎脑，我儿时的光腚娃娃。他爷爷为何给他起这个乳名，怕是家里想要个女孩的缘故。我上学后方知，丫头的生日应该是夏天，要不怎么能有这么一套嗑：常老大家小大嫂/南下洼子摘豆角/一小筐没摘了/肚子疼往家跑/掀开炕席铺上草/老牛婆请来了/不是丫头就是小。这当是丫头呱呱落地降临人间的真实写照。
六七岁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长在老常家，特别喜欢他家那片大菜园子，一到春天，菠菜、毛葱、生菜、水萝卜下来了，又新鲜又水灵。到了盛夏，白里透绿的洋白菜正在包心，一片片菜叶子如同一个个扇面，扇动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我俩把扑来的大蝴蝶小心翼翼夹在课本里，不是做标本而是当书签。天大热，我和丫头从麦地草丛里逮回几只蝈蝈儿，放进柳条儿架的黄瓜地里，然后再去逮，垄台踩平了，黄瓜架塌架了，我们才不管呢，还把刚刚坐胎儿的小黄瓜扭儿，硬往蝈蝈儿嘴里塞。这时，丫头的二姨从屋里跑出来，像轰小鸡似的，把我们从园子里往出赶，“死丫头，还不快上别场去玩，一会儿你二叔回来还得揪你的小鸡鸡！”二叔也是丫头的二姨夫，有时叫叔有时叫姨夫，我也弄不清楚辈分的事。年纪大点才明白，丫头的妈妈和二姨是一对孪生姐妹，爸爸和二叔是一对孪生兄弟，两家连亲，亲上加亲。丫头才不管揪不揪小鸡鸡，照样疯玩。疯累了，我们用镰刀割几根玉米秆，坐在地头大吃大嚼起来。听见大门口传来脚步声，猜想不是爸爸就是二叔回来了，他拽着我的手，猫着腰，顺着田塍夺路而逃。丫头家的菜园子，是淘气包子的天堂，那里盛装孩提时代太多太多的乐趣。
上学了，我和丫头分在一个班，每天形影不离，依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上南大泡子洗澡，下夹子打鸟，去大草甸子拣野鸭子蛋。我俩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许和家里人说。丫头胆子大，敢在学校的土围墙上翻筋斗、打把式，吓得我心惊胆战；他教我扶着墙头踩高跷、立大顶，我学到许多让同学们眼红的本领。有一样本领我学不来，那就是吃土坷垃，丫头像吃软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坐在墙根儿下一气儿吃个五六块不在话下。我以为他家比我家穷，吃不饱饭，大人说，这孩子肚里有蛔虫，因为穷，买不起药。
丫头绝顶聪明，特别喜欢看小人书。看过一遍，便能讲述下来。一日，把几个小伙伴约到他家后道闸，支起一个小木框贴张大白纸的影窗，自编自导，演起皮影戏来。演到哨兵在村头巡逻，丫头说，上自习时杨老师总管咱们，在教室走来走去，像不像这哨兵？咱们管他叫杨巡逻吧！小伙伴们齐声说好，一阵欢呼雀跃，丫头忙用手捂上嘴，示意大家小点声，别让前屋的爸妈听见。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这个外号居然在班里传开了。一日开班会，班主任杨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处，脸上堆满笑容，很和气地问我，老师的外号是谁起的呀？我低头不语。杨老师忽地站起来，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吼道，你不说，去找你爸妈！我一下子被吓住了，找家去那还了得，只好从实招认，供出了丫头。回到教室，丫头被叫到讲台前罚站，在众多同学面前哭了，那一行行泪珠，流在他的脸上，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
班会开了一堂课，丫头一直在前面站着。终于放学了，丫头似啥事没有发生，和每天一样，招呼我一道回家。我惴惴不安，好像刚刚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发现了，蔫头耷脑，愧疚不已，几欲想说声对不起，终未能张口说出来。这件事在我心里打下很深的烙印。
小学毕业后，我和丫头天各一方，音信两茫茫。听家里人说，他进了皮影剧团，我看也算“专业”对口了，然而，后道闸演皮影戏引发的风波终难忘却。上中学、上大学，我每每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总把自己同《红灯记》中的王连举相对照。多少年后回到故乡，同学们在母校聚会，我忍不住提起这档子事，丫头听罢哈哈大笑道，我早忘了。外号是我起的，你被老师闷了一顿，这是替人受過……一席话令我鼻子发酸两眼发热。尽管丫头如是说，但当年不能挺身而出，分而担之，岂能不省身思过？我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动情地说，让我再叫你一回吧——丫头！
回到阔别多年的油田小镇，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住了十五年邻居的白冬搬家了，从和我的旧居只有一门之隔的东屋搬到西屋去了。他原来住的那三间屋已买断产权，现在空着，既未易主，也未招租，似乎闲置三年有余。
十五年前，我和白冬同一天调入这个小镇，又同一天搬进新居。
我俩是在一起长大的，又同庚，别看他只有小学文化，打扮得却像个文化人，身着牛仔装，留着长发，戴一副墨镜。他在林业局的贮木场当工人，抬“蘑菇头”（木头），上大跳（跳板），装运材火车。抬“蘑菇头”是个重体力活，相当危险，一般人抬不了，伤残者不在少数。有一回抬一根大径级水曲柳原木，六个人愣是没抬动，白冬急了，让两位没劲的师傅下去，他同三个小青年上。“哈腰挂吆咳，蹲腿（个）哈腰，谁个不使劲，谁是个王八！”白冬领唱号子，其余呼应，六个人没抬起来的这根木头，四个人竟没费劲儿装上火车。于是乎，贮木场的人对白冬都刮目相看。
搬家那天，白冬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在林区一起干了十多年，搬家哪有不带木材、家具的，加上行李和锅碗瓢盆，我装了满满一大汽车。可白冬啥也不带，只有一个行李卷，一个大皮箱，爱人抱着还没有满月的孩子跟在后面，哪里像搬家，倒像外出旅游。我不解地问，“这是搬家呀？”白冬一本正经答道：“搬家不就应该这样吗，破东烂西不值得搬，把老婆搬走，就不算重点遗漏。”
那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油田，考虑抗震，单位为新调进的职工盖了几幢坚固的平房。每家门前都有个小院，有的种点青菜，有的栽点果树。唯白冬不然，院里全部用水泥抹平，不知从哪儿弄些花卉盆景，摆满一院子，酷似苏州拙政园一隅。居室也特别，没有任何摆设，不像个住家户，倒像是招待所的一个标准间。另一个居室同样干净明亮，地中间放一张墨绿色的乒乓球台，墙角堆放着运动鞋、羽毛球拍。左邻右舍无不纷纷耳语：怪人，真是怪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单位实行住房制度改革。许多人在观望，在等待房价下跌，谁也不买。白冬头一个花成本价把住房产权买断，并且自己动手进行装修。他找到房产科。科长以为这位精明人捷足先登，趁未交齐房款之前，让房产科更换年久失修的暖气管子、暖气片。不料，白冬开口要求将室内暖气拆除，理由是要在家里建个小型体育馆，不用取暖，这样，取暖费自然也就不交了。科长愕然，说了一句话：“我是老科长遇到新问题。”沉思再三，还是派去了水暖工。拆毕，白冬乐呵呵地说：“这下使用面积又增加了，再打乒乓球也不担心撞屁股了。”
一日午休，听见一片争吵声，我推开窗子往外望去，白冬家的门前有一群人围观，原来是县电视台来收有线电视费的。看得真真，听得真真，只听白冬说：“我原来这个家有线电视线虽然进户，那是你们电视台的事，我压根没有收看，因此，不能交纳有线费用。”电视台两位工作人员也不含糊，当即将有线电视线掐断，白冬见状，也不阻拦。俄顷，白冬说：“我现在向你们交纳我现在居住这个家的有线电视费。”工作人员打开本夹子，似要开收据。白冬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说：“请你们先看看这个，这上边记着有线电视停播的时间，特别是中央台的体育节目，因你们停播耽误我少收看三场甲A联赛，我还要向有关部门投诉呢。”两位工作人员互相看了一眼，气呼呼地说：“我们不收了，让头头来收吧！”白冬摆手道：“别，你们开收据吧，我已计算好，把停播的那段费用扣除，这是应交纳的。”说罢，将本子上的记录撕了下来，连同钱一并递了过去。两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气得老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这以后的一段日子，我没有再见到过白冬。家里人说，单位进行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白冬又是第一个提出辞职，自谋职业去了。他比上班还忙，平时不大回家，有人在长春皇宫附近的古玩市场见到过他，在做他一直很有兴趣的古币生意。此公虽然年届天命，却颇有精神，依旧牛仔装，还是长发、墨镜。
大季班长
大季，我在县城一中上高中时的班长。其前任，“打小报告假积极，脑袋顶块西瓜皮，西瓜皮两瓣儿了，干一学期掉蛋儿了。”教语文课的班主任杨老师，召开紧急会议，大季受命于危难之时，当了班头，我则当上语文课代表。用现在任命干部的话说，我俩同一天下的令，可谓缘分矣！大季，一米八多的大个儿，四方大脸，双眼清澈明亮，颇像电影名星。可是干起活来一个顶俩，下乡支农，人拉马车运粪肥，总是他驾辕，铲地、割地总是他打头，学校盖校舍，从十里之外的砖厂往回倒砖，我背七八块，累得两腿突突直打晃，中途歇了好几歇，可大季一背十五六块，健步如飞，常常赶上来，从我的背后悄悄拿走两块砖，摞在自己的肩头上。只有十六岁的我，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高中毕业了，同学们虽然各奔西东，但却像一条条小船，漂泊了几十年，大多没有驶出呼兰河的疆界，相互间还有些联系，唯有杨老师和大季音信皆无。大家常常忆念起他俩，哪怕如一首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拉不上话话儿招一招手”也行。听同学们说，杨老师很早就调回老家去了，大季去辽南当兵，一直当到上校团长，转业后在一座城市的开发区当银行行长，任一把手，有的同学亦想去看看，串连了几回，皆因门槛太高而望而却步。
忽有一天，大季的同桌老齐打来电话，说他去大季家了，在那儿过的春节，一日三餐有鱼虾，呆得都不想回来了。这个齐同学，在校念书时偏科，酷爱文学，中外名著无所不读，只是不修边幅，要不是戴副高度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济公形象。上数理化课，他从来不听，在课桌下面看小说，考试必抄，抄得性起，索性将大季的考卷拿将过来，旁若无人一样。为此，大季不知担了多少风险。多少年后，齐同学还炫耀道，我考试打小抄老有历史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位散仙，在多年不见，现已是处级官员的大季家里一住半个多月，两口子桌上桌下伺候着，不是谁家都能做到的。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齐同学动情地讲述了大季和班主任杨老师的一段师生情谊。
原来，我上大学那年，杨老师便从县城一中调回辽南老家，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正巧和大季同居一座城市。杨老师退休后在家安度晚年，不想人有旦夕祸福，老伴病故，杨老师孑身一人生活。儿子杨学文，偏爱习武，从小打拳舞剑，崇尚少林。邻居张氏兄弟，一个名叫张虎，一个名叫张豹，学文几次和父亲说：“与虎豹为邻对咱杨家不利。”父亲说：“起名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无妨！”学文不听，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炮，还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以震慑虎豹。那年，他和几个朋友进山打猎，打伤一只东北虎，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罚款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杨炮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跑了之，到南方经商去了，再没有回来。杨老师独居几年后，搬进老年公寓。这些年来，大季成了杨老师的儿子，逢年过节接回家里，隔三岔五去公寓送些生活日用品，每次去必拎上两大桶杨老师最爱喝的大高粱酒。去年夏天，杨老师想念县城一中，要回来看看，大季买好卧铺票，专程陪同北上。那天晚上，同学们宴请杨老师，我从外地特意挂个电话，为不能趕回去看望恩师深表歉意，遥祝老人家健康快乐，杨老师那个高兴呀，电话迟迟不肯挂断。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们班同学为杨老师送行的最后的晚餐。杨老师的后事，自然都是由大季料理的，银行许多职工，目睹了他们尊敬的银长，怎样将一位无依无靠的老师当做父亲，为其养老送终…… 故事寻常，而我却泪流满面，是感动，是愧疚？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少年时代在一个班委会共事的大季班长，从我背后悄悄拿下两块红砖，放在自己满负重荷的肩头上。
报 答
进城多年，常常忆念孩提时代只有一墙之隔的老邻居——宋大夫一家人。
报答，是人的一种良知。参加乡下人婚礼，忽闻县里传信来，宋大夫患了脑血栓，80岁的老父亲也去世了，我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接连给宋大夫家挂几次电话，无人接听，终于接通了，宋大夫居然说不认识我，随即挂断电话，令我大惑不解。
赶在双休日，我驱车前往庆安县城，专程去探望宋大夫。先找到县上捎信那位朋友，打听到宋大夫的家庭住址，此公自告奋勇陪我一同前往。我拎着几百元的药品、滋补品上楼去，这位朋友在车内等候。
30年过去，故人相见，那激动人心的情景，无论电影或是电视剧怎样演绎表演，与之相比皆黯然失色。宋大夫已远非当年的宋大夫了，挺拔英俊的影子全然皆无，他睁大浑浊的双眼，辨认良久，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含混不清的发音，怕只有我本人才能听得出来。家人说，他一阵明白一阵糊涂，过去的事大抵忘却；来看他的人不少，这对他是最好的安慰，甚至比吃药还灵验。临别，我答应一定常来看看，宋大夫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回到等得不耐烦的朋友面前，两个小时已经悄然过去，朋友说这哪里是探望，分明是省亲，真是不可思议。待我平静下来，向他讲述了30年前的一段往事。
1960年我上高中那年，在镇医院工作的宋大夫成为我家的邻居。这位年轻大夫文质彬彬，待人和善，一说话一笑，我们哥几个都亲昵地称之宋大哥。宋大哥老家在乡下，一大家人，只宋大爷一个劳力，生活也不富裕。其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而我家父亲病故，母亲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仅靠长兄每月寄来的20元钱维持生活。两家可谓同命相怜。
一日深夜，我突然病了，上吐下泻，发烧烧得浑身直筛糠。家境这般贫寒，既无药也无钱，用宋丹丹小品中的一句话说，家里穷得管啥没有，母亲急得在屋里直打转转。宋大哥似乎听到什么动静，怀揣听诊器赶了过来，在我肚子上又是听又是敲，诊断为急性胃肠炎，然后踅回去取来几片药让我服下，安慰母亲说：“大娘，不要紧，吃几片磺胺噻唑就好了！”我和母亲不知如何感谢才好。这是我第一次生病，立志长大后做一个宋大哥这样的大夫。
春天青黄不接，是穷人最难捱的日子。我和弟弟下屯去挖野菜，掺玉米面喝菜粥度饥荒。哥俩抬着满满一筐柳蒿芽、婆婆丁往家走，路过宋大哥老家的门口，心想喝口水再走不迟。大爷、大娘见到我们比见到儿子还亲，逼着我俩脱鞋上炕，吩咐家人立马做饭，又饥又饿的两个半大孩子，风扫残云般吃了一顿饱饭。临走，宋大爷用布袋装了几碗大米，说是带给母亲。我们高高兴兴回到家中。万万没有料到，母亲把我俩大骂一顿，斥责哥俩不该在人家吃饭，更不该要人家的口粮。见我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母亲流着泪语重心长地说：“太不知事了，那是宋大爷全家的救命粮。你们日后要报答！”我的心灵被强烈震撼，那一年，我只有15岁。
一席话，令我的朋友唏嘘不已。感慨道：理解了。报答，是人的一种良知。
傻良子
回到呼兰河西的故乡小镇，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候。如水的月光下，故乡的轮廓依稀可辨，记忆中的那条百米小街，两边的店铺还是旧时的模样，铁匠炉、棉花房、中药铺……门脸儿依旧，只是当年的风采已被雨打风吹去，显出无奈的疲惫。几乎让我辨认不出的是通往省城的那条柏油马路，路边一下子冒出春笋般的大红灯笼，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辆，如同变戏法一般，一忽儿就不见了，无疑是被如织的酒帜饭幌笑纳进去。
我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下来。问起五叔，每天早晨还有挑担卖菜的吗？街边儿的摊床该搬到大马路那边去了吧？五叔答曰，从形式到内容，如同桔枳，叶陡相似味道不同。你想找的“明朝深巷卖杏花”的人，怕难寻觅了。故乡是个有文化底蕴的老镇，五叔读过国高，不是村野之人，说起话来时有几句文言。他反过来问我，可曾记得道南出床子的那个傻良子吗？我说，当然记得，忘了谁也忘不了他。五叔沏上一壶茉莉花，爷俩一边喝茶，一边唠起这个当年二十刚挂零的青年，一个20个世纪50年代做生意的人。
傻良子，从小诚实、憨厚，良子前面加个傻字，是小镇上的人对他的昵称，我和小伙伴们都叫他良子大哥。他老家在陕北，西安事变那年同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镇上。在本地念完高小，先是跟父亲卖烧鸡，烧鸡做得绝好，远近出名。每天傍晚，傻良子背着一个小木箱，在小街没转上一圈就卖光了。我们小孩子给他编了两句嗑：傻良子卖烧鸡，不上东就上西。卖了两年烧鸡，攒了点钱，傻良子在我家对过摆了个摊床，卖点烟卷、散酒、糖果、瓜子之类。我上小学的时候，每每路过摊床，良子大哥都给我抓把瓜子或拿几块桔子瓣糖。吃惯的嘴儿跑惯的腿儿，家里要买东西，我就到这儿来买；做完功课，也愿意到这儿来玩。
我最喜欢看良子大哥簸葵花子，一扇一扇的，扇去瘪子和灰尘，再拣出小石子和小块土坷垃，用湿毛巾反复搓揉干净，然后倒在大铁锅里急火翻炒。待炒好完全凉下来，良子大哥抓一把塞进我的衣兜里，一个个子粒饱满，吃不出一个臭瓜子来。有时，良子大哥像过家家一样，把酒罐子里的白酒，倒进另一只空罐子里，剩下一些全泼掉。长大后我才懂得，卖散装酒必须先用酒提搅动一番，盖因上面的是酒，沉下去的是水。我每回用锡壶给父亲来打酒，从没见过他在酒罐里搅动过，不管谁来打酒都一样。每当摊床进菜，良子大哥一捆捆打开，去掉“夹馅”，再一捆捆重新捆上。他总喃喃地自语道：“做买卖要讲诚信哪，不能靠这个赚钱！”
唠到这里，我忽地岔开话题问五叔，良子大哥和东街老葛家的三丫结婚没有？五叔叹道，棒打鸳鸯散了！葛老头出了名的抠门，整个一个葛朗台，嫌良子做生意心太实，没大出息。我说，三丫是良子下两届的同学，能歌善舞，不管在学校还是镇上演戏，一招一式都是良子教出来的呀！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那么般配，海誓山盟，怎么说散就散了呢！五叔似猜透我的心思，接着说，惨啦！“葛朗台”要拆散這桩婚姻，先是不让两人见面，后来来个釜底抽薪，找个人家把三丫嫁到河东去了。从此，傻良子寡言少语，谁说媒也不打拢，一门心思做生意，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从摊床起步，竟成为全镇最大的土杂商店掌柜。良子傻就傻在太痴情了，孑身一人，终身未娶。 我和五叔久久无语，对“葛朗台”导演的悲剧几近愤怒。令人酸楚的是这出悲剧的结局：每年仲夏时节，人们常常见到傻良子一个人坐在河边，默默向远方眺望。夜深人静之时，镇上的人便能听到傻良子如泣如诉的二胡声，那是陕北民歌《泪蛋蛋落在沙蒿蒿林》——“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人们说，呼兰河是“葛朗台”仿效王母娘娘划出的一道天河，傻良子定是期盼着这一天，同三丫能在鹊桥上见上一面。
丫 头
丫头是个男孩，姓常，浓眉大眼，虎头虎脑，我儿时的光腚娃娃。他爷爷为何给他起这个乳名，怕是家里想要个女孩的缘故。我上学后方知，丫头的生日应该是夏天，要不怎么能有这么一套嗑：常老大家小大嫂/南下洼子摘豆角/一小筐没摘了/肚子疼往家跑/掀开炕席铺上草/老牛婆请来了/不是丫头就是小。这当是丫头呱呱落地降临人间的真实写照。
六七岁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长在老常家，特别喜欢他家那片大菜园子，一到春天，菠菜、毛葱、生菜、水萝卜下来了，又新鲜又水灵。到了盛夏，白里透绿的洋白菜正在包心，一片片菜叶子如同一个个扇面，扇动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我俩把扑来的大蝴蝶小心翼翼夹在课本里，不是做标本而是当书签。天大热，我和丫头从麦地草丛里逮回几只蝈蝈儿，放进柳条儿架的黄瓜地里，然后再去逮，垄台踩平了，黄瓜架塌架了，我们才不管呢，还把刚刚坐胎儿的小黄瓜扭儿，硬往蝈蝈儿嘴里塞。这时，丫头的二姨从屋里跑出来，像轰小鸡似的，把我们从园子里往出赶，“死丫头，还不快上别场去玩，一会儿你二叔回来还得揪你的小鸡鸡！”二叔也是丫头的二姨夫，有时叫叔有时叫姨夫，我也弄不清楚辈分的事。年纪大点才明白，丫头的妈妈和二姨是一对孪生姐妹，爸爸和二叔是一对孪生兄弟，两家连亲，亲上加亲。丫头才不管揪不揪小鸡鸡，照样疯玩。疯累了，我们用镰刀割几根玉米秆，坐在地头大吃大嚼起来。听见大门口传来脚步声，猜想不是爸爸就是二叔回来了，他拽着我的手，猫着腰，顺着田塍夺路而逃。丫头家的菜园子，是淘气包子的天堂，那里盛装孩提时代太多太多的乐趣。
上学了，我和丫头分在一个班，每天形影不离，依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上南大泡子洗澡，下夹子打鸟，去大草甸子拣野鸭子蛋。我俩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许和家里人说。丫头胆子大，敢在学校的土围墙上翻筋斗、打把式，吓得我心惊胆战；他教我扶着墙头踩高跷、立大顶，我学到许多让同学们眼红的本领。有一样本领我学不来，那就是吃土坷垃，丫头像吃软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坐在墙根儿下一气儿吃个五六块不在话下。我以为他家比我家穷，吃不饱饭，大人说，这孩子肚里有蛔虫，因为穷，买不起药。
丫头绝顶聪明，特别喜欢看小人书。看过一遍，便能讲述下来。一日，把几个小伙伴约到他家后道闸，支起一个小木框贴张大白纸的影窗，自编自导，演起皮影戏来。演到哨兵在村头巡逻，丫头说，上自习时杨老师总管咱们，在教室走来走去，像不像这哨兵？咱们管他叫杨巡逻吧！小伙伴们齐声说好，一阵欢呼雀跃，丫头忙用手捂上嘴，示意大家小点声，别让前屋的爸妈听见。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这个外号居然在班里传开了。一日开班会，班主任杨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处，脸上堆满笑容，很和气地问我，老师的外号是谁起的呀？我低头不语。杨老师忽地站起来，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吼道，你不说，去找你爸妈！我一下子被吓住了，找家去那还了得，只好从实招认，供出了丫头。回到教室，丫头被叫到讲台前罚站，在众多同学面前哭了，那一行行泪珠，流在他的脸上，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
班会开了一堂课，丫头一直在前面站着。终于放学了，丫头似啥事没有发生，和每天一样，招呼我一道回家。我惴惴不安，好像刚刚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发现了，蔫头耷脑，愧疚不已，几欲想说声对不起，终未能张口说出来。这件事在我心里打下很深的烙印。
小学毕业后，我和丫头天各一方，音信两茫茫。听家里人说，他进了皮影剧团，我看也算“专业”对口了，然而，后道闸演皮影戏引发的风波终难忘却。上中学、上大学，我每每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总把自己同《红灯记》中的王连举相对照。多少年后回到故乡，同学们在母校聚会，我忍不住提起这档子事，丫头听罢哈哈大笑道，我早忘了。外号是我起的，你被老师闷了一顿，这是替人受過……一席话令我鼻子发酸两眼发热。尽管丫头如是说，但当年不能挺身而出，分而担之，岂能不省身思过？我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动情地说，让我再叫你一回吧——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