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公、社大、大、大会堂……有、有电影……”弟弟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由远而近。
　　我闻声从灶膛后绕出来，双手大人似的在围裙上擦擦。妈妈每天晚上七点之后才从镇上下班，烧晚饭的事就落到我的肩上。弟弟正好站到我面前。因为跑得急，他显得很狼狈：棉帽子一只护耳竖着，另一只耷拉着：一只胳膊夹着书包，另一只手提着断了的带子；一只棉鞋系着鞋带，另一只棉鞋带拖在地上。
　　我看看黑下来的天：“你能肯定啊?”
　　“能的，”弟弟让书包掉在脚边，两只衣袖左右开弓擦了擦鼻涕，“是才拿到的片子，国胜他们说的。我又跑到公社去看了，已经有人去了，”
　　看电影是大事!我不看可以，弟弟却不能不看，我不想让他第二天在大家说电影里的情节、学电影里的人物的时候一无所知。我把烧得半生不熟的山芋粥盛到脸盆里，端到屋外一勺一勺地扬起降温。A弟弟每听到有人从门前走过，就要冲到路边，再一次次焦急的冲回来，那松了鞋带的棉鞋几乎是在地上拖：“不好不好，荣兴也走了。”看电影的乐趣，并不完全在电影本身，开映之前，大家可以在主席台爬上跳下地打闹，即使是坐着，也可以吃瓜子、蚕豆，还能趁人不注意把蚕豆当武器砸着玩。我能想象得出大会堂里开心的情景，坚持不住了，放下盆子一声令下：“走!”
　　能容纳千把人的大会堂在放电影的时候能塞进三四千人。大家都恨不得削尖脑袋挤进去，人贴人，我们甚至用不着走，双脚腾空也能向前移动，
　　大会堂里忽然一暗，电影开场了。我在一个个大人身后，什么也看不见。我看不到无所谓，只担心弟弟是不是能够看到。想到弟弟已经去了前面，心里又存在着一种侥幸。过了一会儿，前面有动静，我感觉是有人在使劲向后挤，
　　万万没想到的是，拼命挤回来的居然是弟弟，
　　“我……一只鞋……掉、掉了。”弟弟失魂落魄地说。
　　我忙问：“哪只脚?”
　　“这边。”弟弟用力动动左肩。
　　我想都没想就说：“你把右脚提起来。”我蹲下身子，顺着弟弟的右脚摸到了鞋子。“你把鞋子提在手上。”我在底下说。弟弟不明白为什么，老老实实地服从了。我接着就向前爬，边爬边摸。地上尽是瓜子壳、香烟屁股，抓得满手都是。有些人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顺着就踢了我一脚，还有的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踩住我的头，使我的嘴贴在肮脏的地上。我不管这些，只顾爬，只顾模。我从无数条腿之间爬过去，没摸到鞋，再爬过来，还是没有摸到。我在下面失去了方向，心里想着向哪里爬，实际上不知爬到了哪里。上方全是人，我无法站起来，也不想站起来。只要架木头的砖头一塌，我肯定会被大家坐死，但我一点不害怕，一心想着的只有鞋子。我几次半夜醒来，都能看到劳累一天的妈妈在油灯下纳鞋底、缝鞋帮。妈妈做一双鞋不容易啊，少了一只，另一只就失去了意义，我一定要找到丢的那一只。
　　简直无法相信、我终于在电影散场的时候摸到了那只鞋。
　　我高兴极了。找到这只鞋，妈妈就可以少熬几个夜晚，多睡一点觉。而且我觉得，为了证明我这个哥哥是管用的，也应该找到这只鞋，，我把这只鞋咬在嘴里，顺着散场的人堆向外移。弟弟已经被冲出门，在院子里死死地抱着一棵树。巧的是，他也把鞋咬在嘴里。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我让他穿鞋子，他一下子瘫在地上。他的双脚被冻麻木了——双脚竞然是光着的。
　　“你的袜子呢?”我奇怪而紧张地问。
　　B弟弟得意地从棉裤袋里掏出袜子说：“在这里，我怕袜子也被踩掉了。”
　　我猛地抱住了弟弟。这时候妈妈找我们来了。她如逆水行舟，艰难地避开退场的人流，向我们靠近。听了我们骄傲的叙说，她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里。
　　这一年我不到八岁，弟弟刚六岁。
　　
　　(祁智　文，选自《京江晚报》2010年4月1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