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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入型福利是以往福利国家的核心福利政策，而谢若登关于资产为基础福利制度的设计实际上实现了多个层次上福利观念的转变，本文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与社会多个角度解析其福利思想。
关键词：福利 收入 资产
“收入即是福利”的假设形成了以往福利国家政策的核心，即政府或其他组织通过对穷人发放收入补贴来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生活需求。但是这种以收入为本的反贫困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穷人的生计，但很少能够帮助穷人擺脱贫困的陷阱，它使得穷人的双脚永远地站在了制度化资产积累的门外。谢若登在批判以往收入型福利观点的基础上，构建自己资产型福利观点的蓝图，他独树一帜的福利观点实际实现了在微观与宏观的多个层面上福利观念的转变。
1 微观层面
1.1经济层面：消费能力vs消费潜力
“收入”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即不转化为资产的收入进入市场领域流动，而“资产”是指财富的储蓄和积累。二者关系密切，收入能被节余而积累为资产，更多的资产会带来收入流动。收入和资产都代表着消费潜力。
以往的福利观点往往没有看到资产的那一面，简单地将福利效应等以为消费能力，一致认为福利与家庭收入和消费能力存在直接关系，贫困的内涵仅是不充足的消费，而惟一的解决思路即是让其消费变得充足。
而资产可能具有比收入更大的消费潜力，拥有资产比拥有相等收入流动更好：一方面资产的积累实际上是为未来消费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构成投资资本，后者反过来产生未来的收入，这些投资既包括金融方面，也包括人力资本等更多的方面，双重刺激消费潜力的增长。
经济上的福利概念的狭隘化使得在政策设计上只能保证穷人基本的消费能力，反而在对非穷人的福利提供上注意刺激其消费潜力的增长，税收支出和免税代际转支政策大力推动了非穷人的资产积累。这样在没有帮助穷人脱离贫困陷阱的同时，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既然福利的经济效应不仅仅包括一种现有消费能力，而是一种消费潜力，那么对穷人福利的提供应该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消费潜力，在保证消费能力的基础上，帮助其建立起制度性的资产积累。
1.2 心理社会层面：救助vs投资
福利的内涵远远不仅是经济上的消费取向，它还包括心理、社会等各个方面。而以往收入型的福利理论往往很少考虑到这一点。
以收入为核心设置的社会政策把穷人当作社会救助的对象，往往会出现“污名化”，人们往往认为那些获得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的穷人寄生在他们身上，通过社会救助分享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尽管非穷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税收支出和免税代际转支政策等）享受了大于穷人很多的福利，但他们却不会把这些看作是福利，不会认为这些是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
而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则摒弃了以往社会救助的福利概念，更多地是以投资的观点来看待穷人福利。当人们在积累资产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都将发生不同。投资性的福利概念并不仅仅是致力于穷人消费水平的改善，而是使得穷人获得一种非穷人、“中产阶级”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这种福利不局限于对穷人的经济救助，更注重对穷人全面发展的投资。
2 宏观层面
2.1 经济层面：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的整合
以往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政策被认为是对穷人的一种救助，是用再分配手段把资源从生产系统转向非生产系统，它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不相容的。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福利政策不仅不会对抗，反而有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它有助于建立金融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谢若登举出战后日本经济恢复的例子，成千上万的小储蓄者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恢复。他所提倡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福利政策能很好地通过有力刺激个人发展账户、贫困者银行等等制度安排，重建穷人储蓄机制。
福利政策不应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拦路石，它反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以资本为基础的福利理论能很好地实现这种社会层面与经济层面的整合。
2.2 社会层面：个人家庭经济、行为与社会阶级结构
个人行动福利理论的典型代表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产生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的行为。将陷入贫困中的人刻画成缺乏能力与道德、满足现状、缺乏远见、及时行乐的丑恶形象，并将其与种族主义的解释交织在一起，认为他们正在破坏整个福利系统。相反，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典型代表的结构主义却认为是制度结构的障碍造成了机会不平等、冲突和资产阶级对穷人的长期压迫，而这种失调行为是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两类理论都包含着很强的道义取向，分庭抗礼。 谢若登在将两者整合的马克斯·韦伯的传统“生活机会”的概念之上，建立起一种资本为基础的福利理论。
生活机会是社会结构提供给个人的发展机遇。资产继承的不平等、代际分配上的不平等即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机会的不平等。而以往收入为基础的福利制度设计加剧了这种资产继承的不平等，由于资产审查条件的限制使得接受福利的穷人拥有很少甚至不能拥有资产，而对非穷人税收支出和免税代际转支的政策刺激了非穷人的资产积累。美国历史上黑人与白人迥异的发展机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谢若登为穷人资产积累所作的制度设计则能一定意义上为穷人创造更多的“生活机会”，减轻代际分配上的不平等，提高社会流动率，实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商务印书馆。
[2]冯希莹：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新走向：实施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对谢若登的《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的解读，《社会学研究》，2009年2月。
（责任编辑：王平勇）
关键词：福利 收入 资产
“收入即是福利”的假设形成了以往福利国家政策的核心，即政府或其他组织通过对穷人发放收入补贴来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生活需求。但是这种以收入为本的反贫困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穷人的生计，但很少能够帮助穷人擺脱贫困的陷阱，它使得穷人的双脚永远地站在了制度化资产积累的门外。谢若登在批判以往收入型福利观点的基础上，构建自己资产型福利观点的蓝图，他独树一帜的福利观点实际实现了在微观与宏观的多个层面上福利观念的转变。
1 微观层面
1.1经济层面：消费能力vs消费潜力
“收入”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即不转化为资产的收入进入市场领域流动，而“资产”是指财富的储蓄和积累。二者关系密切，收入能被节余而积累为资产，更多的资产会带来收入流动。收入和资产都代表着消费潜力。
以往的福利观点往往没有看到资产的那一面，简单地将福利效应等以为消费能力，一致认为福利与家庭收入和消费能力存在直接关系，贫困的内涵仅是不充足的消费，而惟一的解决思路即是让其消费变得充足。
而资产可能具有比收入更大的消费潜力，拥有资产比拥有相等收入流动更好：一方面资产的积累实际上是为未来消费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构成投资资本，后者反过来产生未来的收入，这些投资既包括金融方面，也包括人力资本等更多的方面，双重刺激消费潜力的增长。
经济上的福利概念的狭隘化使得在政策设计上只能保证穷人基本的消费能力，反而在对非穷人的福利提供上注意刺激其消费潜力的增长，税收支出和免税代际转支政策大力推动了非穷人的资产积累。这样在没有帮助穷人脱离贫困陷阱的同时，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既然福利的经济效应不仅仅包括一种现有消费能力，而是一种消费潜力，那么对穷人福利的提供应该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消费潜力，在保证消费能力的基础上，帮助其建立起制度性的资产积累。
1.2 心理社会层面：救助vs投资
福利的内涵远远不仅是经济上的消费取向，它还包括心理、社会等各个方面。而以往收入型的福利理论往往很少考虑到这一点。
以收入为核心设置的社会政策把穷人当作社会救助的对象，往往会出现“污名化”，人们往往认为那些获得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的穷人寄生在他们身上，通过社会救助分享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尽管非穷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税收支出和免税代际转支政策等）享受了大于穷人很多的福利，但他们却不会把这些看作是福利，不会认为这些是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
而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则摒弃了以往社会救助的福利概念，更多地是以投资的观点来看待穷人福利。当人们在积累资产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都将发生不同。投资性的福利概念并不仅仅是致力于穷人消费水平的改善，而是使得穷人获得一种非穷人、“中产阶级”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这种福利不局限于对穷人的经济救助，更注重对穷人全面发展的投资。
2 宏观层面
2.1 经济层面：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的整合
以往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政策被认为是对穷人的一种救助，是用再分配手段把资源从生产系统转向非生产系统，它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不相容的。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福利政策不仅不会对抗，反而有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它有助于建立金融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谢若登举出战后日本经济恢复的例子，成千上万的小储蓄者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恢复。他所提倡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福利政策能很好地通过有力刺激个人发展账户、贫困者银行等等制度安排，重建穷人储蓄机制。
福利政策不应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拦路石，它反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以资本为基础的福利理论能很好地实现这种社会层面与经济层面的整合。
2.2 社会层面：个人家庭经济、行为与社会阶级结构
个人行动福利理论的典型代表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产生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的行为。将陷入贫困中的人刻画成缺乏能力与道德、满足现状、缺乏远见、及时行乐的丑恶形象，并将其与种族主义的解释交织在一起，认为他们正在破坏整个福利系统。相反，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典型代表的结构主义却认为是制度结构的障碍造成了机会不平等、冲突和资产阶级对穷人的长期压迫，而这种失调行为是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两类理论都包含着很强的道义取向，分庭抗礼。 谢若登在将两者整合的马克斯·韦伯的传统“生活机会”的概念之上，建立起一种资本为基础的福利理论。
生活机会是社会结构提供给个人的发展机遇。资产继承的不平等、代际分配上的不平等即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机会的不平等。而以往收入为基础的福利制度设计加剧了这种资产继承的不平等，由于资产审查条件的限制使得接受福利的穷人拥有很少甚至不能拥有资产，而对非穷人税收支出和免税代际转支的政策刺激了非穷人的资产积累。美国历史上黑人与白人迥异的发展机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谢若登为穷人资产积累所作的制度设计则能一定意义上为穷人创造更多的“生活机会”，减轻代际分配上的不平等，提高社会流动率，实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商务印书馆。
[2]冯希莹：社会福利政策范式新走向：实施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对谢若登的《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的解读，《社会学研究》，2009年2月。
（责任编辑：王平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