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大三暑假，学校组织去外地考察。我们历史系参加考察的同学由我带队去陕西，负责接待的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秦俑考古队。行前，系里的老师就介绍说，队长袁仲一是我们的系友，说来应该算是大师兄。
　　到了西安，袁先生亲自来火车站迎接我们。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瘦削，头发斑白，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话不多，平静而谦和。记得袁先生招待我们最好的菜肴是鸡蛋炒西红柿，但他说这比初到工地时已经好了许多。考古队刚进驻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原，晚上还能听到狼嚎。他们在农民家放棺材的破草屋里一住就是6年。没有办公室，在地上铺一张草席，既是办公桌，又当饭桌。队员们在西杨村和下河村轮流吃派饭，一家一天，每人每天交1斤粮票、3角钱，能吃到些什么可想而知。每天挖土的劳动强度比农民还厉害，累极了就往地上一躺，扣顶破草帽遮太阳。晚上还要在幽暗的烛光下，整理出土文物，撰写发掘报告。我很想跟随这位大师兄做个有成就的考古队员，但看到这样的环境也就不敢开口了。好不容易才从农村回城，这里的条件实在是比当年下乡还要苦上十倍啊！
　　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和這位大师兄几乎朝夕相处。跟着他下发掘坑，进修复室，坐车在黄土高原上颠簸，跑遍了陕西各地的考古工地和文物馆。空闲的时候听他讲述种种有趣的考古经历。
　　1974年，西杨村的一个农民，在打井时挖到了陶俑头。其实，民国年间附近农民挖土时经常挖出陶俑，但民间传说是不吉利的“泥鬼”，都被当场打碎了。50年代后，地方政府普及文物知识，农民知道了要向当地文物管理所报告。这年的7月15日，42岁的袁仲一被省里派去勘察。他带着3名考古队员在打井区周围挖掘。隔行如隔山，以前的考古学家不重视古文献，只会埋头发掘，袁仲一则是古代史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在发掘工地西边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土堆，那是秦始皇陵墓。袁先生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描绘过这一代雄主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地下宫殿。他提出了大胆的科学假设：这里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他们把原先计划几十天就结束的勘测工作扩展到大规模发掘。结果越挖越多，一号坑就有1.4万多平方米，发现陶俑陶马6000件。一支沉睡千年的壮观的地下军团就此重见天日。
　　1994年，在袁仲一的主持下，开始正式发掘二号坑，出土了大批陶俑、陶马。这一年，我刚好从美国到香港，在《亚洲周刊》跑新闻。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给袁仲一打电话，要求采访。尽管当时二号坑的发掘还没有在国际上公开，但大师兄不忘旧情，还是同意我去看看。到了临潼发现这里早已今非昔比。1988年，在这片荒漠上建起了蜚声中外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外游客川流不息，世界各国的名流也纷至沓来。袁先生从建馆起就担任馆长，兼任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馆内的同事都说：袁先生喜欢考古，对做馆长兴趣不大。外出开一次会就会心疼地计算耽误了多少干正经事的时间。再见这位大师兄，他在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研究方面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但为人依然是那样热情和谦和。
　　临行前，大师兄请我吃饭，当然不再是当年的那碗鸡蛋炒西红柿。他深情地回忆在母校丽娃河畔的求学生活，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袁仲一见本地同学都想留在上海，就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大西北工作，第二年就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如果当初袁仲一和其他同学一样留校教书，生活固然会安逸得多，早晚也能混个教授头衔，可也决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