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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无际的早晨》之于李佩甫的创作而言,是处于他的成名作《红蚂蚱 绿蚂蚱》,与此后《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所构成的“平原三部曲”之间的。所以,今天隔了一定时空回头去看,这部小说的位置恰如一个乐曲曲式的中段,既没有起始部的明艳,也没有真正的展开部的平缓,而恰恰突出了两者之间转折的奇崛。
这部小说重读与初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实话说,我并不太喜欢这个阅读的感受。它所呈示的批判指向与悲悯指向有着杂糅的混合感,也许它是真实的,但就是这个真实让人不悦。“国”这个人物,作为小说阅读者的我们可以理解,但真的谈不上喜欢。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多数”?一个一种文化的土壤孕育出的“种子”?一种可能要以“种子”的命运参与构筑它的环境的“主谋者”?作家的批判不动声色,犹如“无边无际的早晨”之薄雾弥漫,作家的怜惜也氤氲其间,犹如早晨的无边无际。每一个早晨,就如一个人的成年之前,而是不是可以说,这一切,在成人之前,在“早晨”之前,就已命定了呢?李佩甫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作出回答,这也促使了他在此后的一切与平原有关的长篇作品中必须找出一个答案。
从目前来看,他仍在找。
答案也许不止一个。
正如“国”这个人物,也不止一个。在“国”作为人物出现之前,他在现实当中也许已经出现了无数次,无数个的“个人”,构成了“人物”这个走上了纸面的典型。
那么,“创造”了这一“人物”的人,作家,想要从他的“造物”中寻到什么答案呢?这是这次重读我感到兴趣的所在。
詹姆斯·伍德在其《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书中,写道:“小说经常让我们能正式地洞察某个人人生的形态: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它们的成长与犯下的错,停滞与漂浮。小说以很多方式来呈现——依靠它纯粹的视野与篇幅(角色众多的长篇小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起始与终结),也依靠它的精练与简短(把一个人的人生从开头到结尾彻底地压缩的中篇小说……”小说的创造者之不凡之处,在于他是一个“造物者”,他创造出一个也许压根在这世上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或者说,他用了一种混合的化学式的方法,造出了一个我们在“这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许多个个人的集合。那么,“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小说给了我们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摆在那里,让我们眼见一个“人物”的生与“死”,他的与众不同,也同时是集合种种的人生起伏。第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国”的出生,他诞生的特殊场景,以及在他的出生之后母亲父亲的先后离世。村人们把他从灶火灰与血泊中救出的一瞬,就注定了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要始终处于“聚光灯”下的可能。的确,果然,“国”是包括三婶在内的全村妇女用乳汁一点点喂大的,这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他(她)们都是给予他生命的亲人。第二个细节,三叔经过了三次送礼,终于为“国”挣得了一个也许会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指标,但“国”却拒绝去,原因在于他没有一件可以穿得出门的衣裳。而解决了这一面子窘境的是三叔从村中借来的一件绿军装。这是一个孤儿的“成人礼”吗?的确,“国”穿上它,找到了一个人成为人的最基本的体面。这体面,不是他一个人的,也同时是一个村庄的体面。但同时你会关注到他也剥夺了村子里另一位青年的体面,那个借他绿军装的男青年,因没有这身代表了体面的衣裳而相亲失败。第三个细节,是在事务与人际的应酬中,在人与人的矛盾与争斗中,“国”处于两个方阵的争取与撕裂中。他在夜半回到村庄去找三叔要个答案,三叔没有告诉他怎么办,只是说若不行的话,就回来吧。“国”没有回来,也没有选择成为落井下石者。他的选择,使得他的命运迎来了另一次转机。同时也让他第一次领略到了某种丛林法则。然而,这选择是谁——他自己——做出来的么?还是一种土地伦理的自然法则使然呢?没有谁追问,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人与土的关系,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它不可解析。虽然我们的作家一直没有放弃这样的试探。第四个细节,也是让我极受震撼的,是大李庄村的平坟事件,公路要穿村而过,大李庄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披着被子日夜守着祖先的坟地,领导只得求助于“国”。而“国”站在黑压压的乡亲们面前,他一个个喝斥般地高声叫出三叔们的名字,叫出长辈们的名字,叫出同辈们的名字,他的声音好像已不是从自己的身体里发出的声音。然而,三叔们在这样的喝斥下一个个地败下阵来,而“国”在“聚光灯”下的高光表现,在于他向母亲的坟大声呼叫“儿不孝了”之后,指挥人挥动铁锹先平了他母亲的坟。也许是从这一刻,“国”这个人物,与生养他的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他自己也始料未及不愿发生的,然而它就是发生了,发生得合乎“这一个”人生发展的逻辑。果然,“国”获得了提拔,他的“成长”是从人与土的断裂中获得的么?小说只给我们细节,并不提供结论。第五个细节,是结尾,是的,人“成人”之后,他就不能不面临一个现实的、同时也是哲学的问题,那就是——
这部小说重读与初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实话说,我并不太喜欢这个阅读的感受。它所呈示的批判指向与悲悯指向有着杂糅的混合感,也许它是真实的,但就是这个真实让人不悦。“国”这个人物,作为小说阅读者的我们可以理解,但真的谈不上喜欢。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多数”?一个一种文化的土壤孕育出的“种子”?一种可能要以“种子”的命运参与构筑它的环境的“主谋者”?作家的批判不动声色,犹如“无边无际的早晨”之薄雾弥漫,作家的怜惜也氤氲其间,犹如早晨的无边无际。每一个早晨,就如一个人的成年之前,而是不是可以说,这一切,在成人之前,在“早晨”之前,就已命定了呢?李佩甫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作出回答,这也促使了他在此后的一切与平原有关的长篇作品中必须找出一个答案。
从目前来看,他仍在找。
答案也许不止一个。
正如“国”这个人物,也不止一个。在“国”作为人物出现之前,他在现实当中也许已经出现了无数次,无数个的“个人”,构成了“人物”这个走上了纸面的典型。
那么,“创造”了这一“人物”的人,作家,想要从他的“造物”中寻到什么答案呢?这是这次重读我感到兴趣的所在。
詹姆斯·伍德在其《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书中,写道:“小说经常让我们能正式地洞察某个人人生的形态: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它们的成长与犯下的错,停滞与漂浮。小说以很多方式来呈现——依靠它纯粹的视野与篇幅(角色众多的长篇小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起始与终结),也依靠它的精练与简短(把一个人的人生从开头到结尾彻底地压缩的中篇小说……”小说的创造者之不凡之处,在于他是一个“造物者”,他创造出一个也许压根在这世上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或者说,他用了一种混合的化学式的方法,造出了一个我们在“这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许多个个人的集合。那么,“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小说给了我们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摆在那里,让我们眼见一个“人物”的生与“死”,他的与众不同,也同时是集合种种的人生起伏。第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国”的出生,他诞生的特殊场景,以及在他的出生之后母亲父亲的先后离世。村人们把他从灶火灰与血泊中救出的一瞬,就注定了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要始终处于“聚光灯”下的可能。的确,果然,“国”是包括三婶在内的全村妇女用乳汁一点点喂大的,这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他(她)们都是给予他生命的亲人。第二个细节,三叔经过了三次送礼,终于为“国”挣得了一个也许会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指标,但“国”却拒绝去,原因在于他没有一件可以穿得出门的衣裳。而解决了这一面子窘境的是三叔从村中借来的一件绿军装。这是一个孤儿的“成人礼”吗?的确,“国”穿上它,找到了一个人成为人的最基本的体面。这体面,不是他一个人的,也同时是一个村庄的体面。但同时你会关注到他也剥夺了村子里另一位青年的体面,那个借他绿军装的男青年,因没有这身代表了体面的衣裳而相亲失败。第三个细节,是在事务与人际的应酬中,在人与人的矛盾与争斗中,“国”处于两个方阵的争取与撕裂中。他在夜半回到村庄去找三叔要个答案,三叔没有告诉他怎么办,只是说若不行的话,就回来吧。“国”没有回来,也没有选择成为落井下石者。他的选择,使得他的命运迎来了另一次转机。同时也让他第一次领略到了某种丛林法则。然而,这选择是谁——他自己——做出来的么?还是一种土地伦理的自然法则使然呢?没有谁追问,也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人与土的关系,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它不可解析。虽然我们的作家一直没有放弃这样的试探。第四个细节,也是让我极受震撼的,是大李庄村的平坟事件,公路要穿村而过,大李庄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披着被子日夜守着祖先的坟地,领导只得求助于“国”。而“国”站在黑压压的乡亲们面前,他一个个喝斥般地高声叫出三叔们的名字,叫出长辈们的名字,叫出同辈们的名字,他的声音好像已不是从自己的身体里发出的声音。然而,三叔们在这样的喝斥下一个个地败下阵来,而“国”在“聚光灯”下的高光表现,在于他向母亲的坟大声呼叫“儿不孝了”之后,指挥人挥动铁锹先平了他母亲的坟。也许是从这一刻,“国”这个人物,与生养他的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他自己也始料未及不愿发生的,然而它就是发生了,发生得合乎“这一个”人生发展的逻辑。果然,“国”获得了提拔,他的“成长”是从人与土的断裂中获得的么?小说只给我们细节,并不提供结论。第五个细节,是结尾,是的,人“成人”之后,他就不能不面临一个现实的、同时也是哲学的问题,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