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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萨赫勒地带[1]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也是民族和宗教矛盾的结合带与冲突带，[2]其北部的西亚北非地区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灾区。由于全球反恐斗争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及“基地”组织借助地缘上的便利不断向萨赫勒地带扩散。这为该地带本土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提供了契机，同时也给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了巨大威胁。
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
当前，“基地”组织的扩张和本土恐怖主义的嚣张使萨赫勒地带的安全局势堪忧。主要表现在：
第一，“基地”组织向萨赫勒地带迅速转移。“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非但没有消灭“基地”组织，反而逐渐使其产生了世界性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成为恐怖主义的“图腾”。不少恐怖主义组织受“基地”组织的训练和资助，甚至宣布效忠“基地”，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就是“基地”组织在北非地区的骨干分支力量。该组织原本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名为“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的本土恐怖主义组织，2006年宣布与“基地”结盟，并正式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以后，扩张的速度加快。原本活动范围仅限于阿尔及利亚的“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逐渐将势力延伸至偏远山区和沙漠地带，尤其是向萨赫勒地带转移。[3]当前，该组织以马里北部城市基尔达（Kidal）为中心建立恐怖主义的扩张基地，其南部的活动范围从阿尔及利亚南部和马里北部扩张至毛里塔尼亚东部、马里西部、尼日尔西部，并与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激进武装有很大的联系。[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势力在短短的几年内已渗透到西部萨赫勒地带的主要国家。自2007年初至2011年末，该组织在萨赫勒地带共发动恐怖袭击177次，至少造成1546人伤亡。[5]2012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支持马里北部武装势力的军事政变，并联合其他恐怖主义势力控制了几乎整个马里北部地区，致使马里的局势燕巢幕上。2013年该地区恐怖袭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第二，本土恐怖主义呈泛滥之势。萨赫勒地带本土恐怖主义组织有将近30个，主要包括活动于苏丹的“正义与平等运动”（JEM）、“苏丹解放运动”（SLM），马里的“图阿雷格北部变革联盟”（ATNMC）、“西非圣战统一运动”（MOJWA），尼日尔的“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MNJ）、“撒哈拉革命武装力量”（FARS），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NDPVF）以及“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等。
最猖狂的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当属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2009—2011年间，该组织的恐怖袭击次数已从10次增至100多次，至少造成1100人伤亡。由于“博科圣地”组织的异军突起，2011年尼日利亚在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国家中排名第九位，位列遭受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最多国家的第五名。[6]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国家排名显示，2011年尼日利亚已由2008年的第16位上升至第7位，居非洲之首。[7]2012年以来，“博科圣地”频繁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2012年1月，该组织在卡诺市制造爆炸和枪击事件，至少造成185人伤亡；2013年5月其对巴马镇的袭击造成55人死亡；[8]2013年9月底，它对尼日利亚东部一所大学发动袭击，致使约40名学生遇害。[9]本土恐怖主义的猖獗已成为萨赫勒地带不稳定与局部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三，“基地”组织与本土恐怖主义的合流。恐怖主义在萨赫勒地带的相互勾结已越来越显性化。这既包括萨赫勒地带区域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包括域内恐怖主义组织和域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支援。早在2010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时就表示，会为“博科圣地”提供武器、训练和其他方面的支持。[10]“博科圣地”组织的成员已在尼日尔参与“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训练，在策划恐怖袭击的过程中，该组织更多地采用了“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战术。[11]还有证据表明，在尼日利亚政府对“博科圣地”组织打压之后，该组织已经与“索马里青年党”等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培训。[12]马里内乱期间，恐怖主义势力之所以能控制马里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互相勾结所致。2012年以来，趁马里内乱和萨赫勒粮食危机之际，“基地”组织正在打通“马里走廊”，试图北接北非伊斯兰极端势力，南连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东与苏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极端组织相呼应。恐怖主义的合流使萨赫勒地带的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萨赫勒地带的国家治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控制恐怖主义的扩散。突出的贫穷问题一直是影响该地区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后殖民主义时期，该地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难以走出贫穷的陷阱。从对外关系来看，萨赫勒地带国家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援助；从对内治理来看，该地区的国民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匮乏、民主化进程的受挫以及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不仅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壮大提供了天然土壤，也使它们沿着民族和宗教的断层线迅速扩散。因此，萨赫勒地带国家治理能力的无力，使恐怖主义扩散的威胁不断加重。
总之，“全球反恐”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恐怖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发展空间，但国际恐怖主义向萨赫勒地带的扩散及其与本土恐怖主义的合流，使该地区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动荡弧”连接起来，成为新的动荡地带。
恐怖主义严重
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非贸易、投资、援助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在萨赫勒地带的海外利益也不断扩大。除布基纳法索外，中国与萨赫勒地带的十个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飞速发展。然而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已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中国在萨赫勒地带的重大利益如下： [10] J·Peter Pham. 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EB/OL]. [2013-07-23]. http：//africacenter.org/2012/04/boko-harams-evolving-threat/
[11] William Thornberry， Jaclyn Levy.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Center For Strategic
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
当前，“基地”组织的扩张和本土恐怖主义的嚣张使萨赫勒地带的安全局势堪忧。主要表现在：
第一，“基地”组织向萨赫勒地带迅速转移。“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非但没有消灭“基地”组织，反而逐渐使其产生了世界性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成为恐怖主义的“图腾”。不少恐怖主义组织受“基地”组织的训练和资助，甚至宣布效忠“基地”，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就是“基地”组织在北非地区的骨干分支力量。该组织原本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名为“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的本土恐怖主义组织，2006年宣布与“基地”结盟，并正式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以后，扩张的速度加快。原本活动范围仅限于阿尔及利亚的“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逐渐将势力延伸至偏远山区和沙漠地带，尤其是向萨赫勒地带转移。[3]当前，该组织以马里北部城市基尔达（Kidal）为中心建立恐怖主义的扩张基地，其南部的活动范围从阿尔及利亚南部和马里北部扩张至毛里塔尼亚东部、马里西部、尼日尔西部，并与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激进武装有很大的联系。[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势力在短短的几年内已渗透到西部萨赫勒地带的主要国家。自2007年初至2011年末，该组织在萨赫勒地带共发动恐怖袭击177次，至少造成1546人伤亡。[5]2012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支持马里北部武装势力的军事政变，并联合其他恐怖主义势力控制了几乎整个马里北部地区，致使马里的局势燕巢幕上。2013年该地区恐怖袭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第二，本土恐怖主义呈泛滥之势。萨赫勒地带本土恐怖主义组织有将近30个，主要包括活动于苏丹的“正义与平等运动”（JEM）、“苏丹解放运动”（SLM），马里的“图阿雷格北部变革联盟”（ATNMC）、“西非圣战统一运动”（MOJWA），尼日尔的“尼日尔人争取正义运动”（MNJ）、“撒哈拉革命武装力量”（FARS），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NDPVF）以及“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等。
最猖狂的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当属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2009—2011年间，该组织的恐怖袭击次数已从10次增至100多次，至少造成1100人伤亡。由于“博科圣地”组织的异军突起，2011年尼日利亚在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国家中排名第九位，位列遭受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最多国家的第五名。[6]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国家排名显示，2011年尼日利亚已由2008年的第16位上升至第7位，居非洲之首。[7]2012年以来，“博科圣地”频繁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2012年1月，该组织在卡诺市制造爆炸和枪击事件，至少造成185人伤亡；2013年5月其对巴马镇的袭击造成55人死亡；[8]2013年9月底，它对尼日利亚东部一所大学发动袭击，致使约40名学生遇害。[9]本土恐怖主义的猖獗已成为萨赫勒地带不稳定与局部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三，“基地”组织与本土恐怖主义的合流。恐怖主义在萨赫勒地带的相互勾结已越来越显性化。这既包括萨赫勒地带区域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包括域内恐怖主义组织和域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支援。早在2010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时就表示，会为“博科圣地”提供武器、训练和其他方面的支持。[10]“博科圣地”组织的成员已在尼日尔参与“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训练，在策划恐怖袭击的过程中，该组织更多地采用了“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战术。[11]还有证据表明，在尼日利亚政府对“博科圣地”组织打压之后，该组织已经与“索马里青年党”等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培训。[12]马里内乱期间，恐怖主义势力之所以能控制马里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互相勾结所致。2012年以来，趁马里内乱和萨赫勒粮食危机之际，“基地”组织正在打通“马里走廊”，试图北接北非伊斯兰极端势力，南连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东与苏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极端组织相呼应。恐怖主义的合流使萨赫勒地带的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萨赫勒地带的国家治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控制恐怖主义的扩散。突出的贫穷问题一直是影响该地区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后殖民主义时期，该地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难以走出贫穷的陷阱。从对外关系来看，萨赫勒地带国家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援助；从对内治理来看，该地区的国民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匮乏、民主化进程的受挫以及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不仅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壮大提供了天然土壤，也使它们沿着民族和宗教的断层线迅速扩散。因此，萨赫勒地带国家治理能力的无力，使恐怖主义扩散的威胁不断加重。
总之，“全球反恐”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恐怖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发展空间，但国际恐怖主义向萨赫勒地带的扩散及其与本土恐怖主义的合流，使该地区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动荡弧”连接起来，成为新的动荡地带。
恐怖主义严重
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非贸易、投资、援助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在萨赫勒地带的海外利益也不断扩大。除布基纳法索外，中国与萨赫勒地带的十个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飞速发展。然而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的扩散已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中国在萨赫勒地带的重大利益如下： [10] J·Peter Pham. 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EB/OL]. [2013-07-23]. http：//africacenter.org/2012/04/boko-harams-evolving-threat/
[11] William Thornberry， Jaclyn Levy.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Center For Strate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