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对“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①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和“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們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②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与“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叙述”不仅仅是在和“描写”的对立结构中展开的，更是涉及讲故事传统中的种种对立以及从中产生的对于时间、空间、人的行动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第18页）
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小说的审美意义不在于整体性地把握被表征的历史情境中的矛盾和辨证运动，而恰恰在于通过各种叙事手法和技巧，使得看似已经僵化不变的当下和过去（更不用说未来）重新开放出自由与可能。但是，杰姆逊立即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第18页）。杰姆逊这一简洁的论断背后，有着他对于萨特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性的判断。例如，在《单一的现代性》中，杰姆逊将萨特乃至海德格尔那里对于情境和过程的重视，追溯到现代性条件下两种并存的时间性：“一种是表征的内部时间，是主客体分裂（或差异与同一），它的产生就如一个自因式的事件；一种是外部时间（确定性的时间），在那里神学或中世纪关于拯救的确定性观念最后一次与新体系的出现相重叠，并长期与之并存，从而确定性的运作得以通过完全不同的形式从过去的结构过渡到新的结构。”①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性的共存并置，为萨特式的主张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条件。
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可以说，“叙述”的“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而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第19页），“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不过，“不可撤回”本身似乎就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时间性：一方面，它指向的是无法改变的过去，而这一过去又成了作为集体性和历史性而存在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萨特那里“本真性”意义上的自由的英雄主义行动，同样是“不可撤回”的，因为“它将永远成为你的标记，对此你无法撤回：人们背负着他们的行动，就如珠子串在链条上”（第20页）。
然而，由叙事的不可撤回性所呈现的不同时间性，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与“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与“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和“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第26页）
在这里，我们逐渐从“叙述”乃至“讲述”之时间性的问题，过渡到了“展现”（showing）或“场景”（scene）的空间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第28页）
在过去十数年中，“情动”（affect）一词是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用语之一。不过，早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杰姆逊就使用了这个概念，并将它和后现代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自我联系起来：
资产阶级自我或单子的终结无疑带来了自我精神病理学的终结——我将此称为情动的衰退。但这也意味着很多东西的终结——例如“风格”的终结，独特和个体性风格的终结，独特的个体性笔触的终结。就情绪或情感的表达而言，当代社会中从过去的中心主体的失范状态中解放出来，可能不仅意味着从焦虑中得到解放，也意味着从所有情绪中得到解放，因为不再有一个感受情绪的自我了。①
对比上述段落，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中，“情动”得到了更一般的界定。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不再仅仅是后现代社会中“自我”日益萎缩的一个症状；相反，它如今被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则“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第29页）。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第32页）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將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第35页）
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已经有了提示：“在文学批评的狭窄语境中，情动的衰退也标志着时间和事件性等高峰现代主义论题的衰退。”①也就是说，如今杰姆逊将“情动”和“叙述”的对峙从“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论述那里，转移到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表征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第35页）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和“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邹 军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①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和“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們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②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与“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叙述”不仅仅是在和“描写”的对立结构中展开的，更是涉及讲故事传统中的种种对立以及从中产生的对于时间、空间、人的行动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第18页）
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小说的审美意义不在于整体性地把握被表征的历史情境中的矛盾和辨证运动，而恰恰在于通过各种叙事手法和技巧，使得看似已经僵化不变的当下和过去（更不用说未来）重新开放出自由与可能。但是，杰姆逊立即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第18页）。杰姆逊这一简洁的论断背后，有着他对于萨特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性的判断。例如，在《单一的现代性》中，杰姆逊将萨特乃至海德格尔那里对于情境和过程的重视，追溯到现代性条件下两种并存的时间性：“一种是表征的内部时间，是主客体分裂（或差异与同一），它的产生就如一个自因式的事件；一种是外部时间（确定性的时间），在那里神学或中世纪关于拯救的确定性观念最后一次与新体系的出现相重叠，并长期与之并存，从而确定性的运作得以通过完全不同的形式从过去的结构过渡到新的结构。”①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性的共存并置，为萨特式的主张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条件。
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可以说，“叙述”的“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而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第19页），“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不过，“不可撤回”本身似乎就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时间性：一方面，它指向的是无法改变的过去，而这一过去又成了作为集体性和历史性而存在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萨特那里“本真性”意义上的自由的英雄主义行动，同样是“不可撤回”的，因为“它将永远成为你的标记，对此你无法撤回：人们背负着他们的行动，就如珠子串在链条上”（第20页）。
然而，由叙事的不可撤回性所呈现的不同时间性，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与“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与“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和“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第26页）
在这里，我们逐渐从“叙述”乃至“讲述”之时间性的问题，过渡到了“展现”（showing）或“场景”（scene）的空间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第28页）
在过去十数年中，“情动”（affect）一词是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用语之一。不过，早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杰姆逊就使用了这个概念，并将它和后现代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自我联系起来：
资产阶级自我或单子的终结无疑带来了自我精神病理学的终结——我将此称为情动的衰退。但这也意味着很多东西的终结——例如“风格”的终结，独特和个体性风格的终结，独特的个体性笔触的终结。就情绪或情感的表达而言，当代社会中从过去的中心主体的失范状态中解放出来，可能不仅意味着从焦虑中得到解放，也意味着从所有情绪中得到解放，因为不再有一个感受情绪的自我了。①
对比上述段落，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中，“情动”得到了更一般的界定。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不再仅仅是后现代社会中“自我”日益萎缩的一个症状；相反，它如今被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则“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第29页）。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第32页）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將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第35页）
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已经有了提示：“在文学批评的狭窄语境中，情动的衰退也标志着时间和事件性等高峰现代主义论题的衰退。”①也就是说，如今杰姆逊将“情动”和“叙述”的对峙从“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论述那里，转移到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表征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第35页）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和“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