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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可惜人们更多关注于技术层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导向，但其实信贷往哪里流，财政往哪里投，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后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对利益集团的重构，就不可能产生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产能过剩、出口依赖、贫富悬殊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预定将于40天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展开筹备工作。为稳妥实现政策性转折，智囊机构进行了多项专题调研，其结论是调结构为来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决策层意识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中国经济结构，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了。
但怎样调呢?目前似乎更倾向于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科技界发表讲话，明确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决策层如此规定战略方向似乎还言犹未尽，总理更直截了当地指明：加快构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技术和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攻关。一国当家人不但直接给我们指明方向，而且直接开具药方，可见决策层真是为“调结构”心急上火了。
然而从更深一层去理解，我们以为，重构利益集团才是调结构的根本。
利益集团功与过
一位旅居中国多年的外国友人曾这样感叹：他来中国第一年，觉得对中国一无所知，很茫然；从第三年开始，感觉已经完全弄懂了中国，很自信；等到第六、七年之后，发现自己对中国又变得一无所知，再度茫然。再后来，当别人问他对中国了解多少时，他总是回答“略懂”，而此时，他已被人们贴上了“中国通”的标签。
其实，研究中国经济的，大致上也会经历这样的路历程，越是研究得久了，越是茫然；而初涉这个领域的人相反却感觉良好。
比如，现在但凡跟经济扯上点边的人都会说，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在过于依赖出口，而解决之道在于拉动内需消费，而拉功内需消费又在于国家要有健全的社保体系这里面的逻辑，简单、直接、干脆，搞得人不好辩驳。而看似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却苍白无力。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浅显的道理操作起来却这么艰难?如果不去深究这里面的门道，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恐怕也就只是停留在“感觉已经完全弄懂7”的层次了。
其实不仅如此，许多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那一套来解释中国经济，往往无解。比如，西方经济专家就一直不明白中国的资源匮乏，其价格却何以如此低廉。中国自己都不够用的矿产资源何以就低价卖给“国际友人”?中国的钢铁谈判何以就频出内奸?
外国人不明白的道理，中国老百姓其实很明白，至于中国经济专家，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从改革开放史源头追溯，中国的改革者一开始就不是搞西方经济学的，自然也就不迷信西方经济学，但他们却把西方经济学最精髓的东西——资源配置搞懂了。供需、价格都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正如经济学教材里所提到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即干什么(生产什么)，如何干(如何生产)，为谁而干”(为谁生产)。因此，如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供需扭曲和价格扭曲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话说回来，利益集团的博弈早已形成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调结构”三个字精炼概括了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方向，但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还是当下调结构中重现的“国进民退”；无论是国家对财富分配结构设计出的“限高、促中、提低”新政策，抑或中央一再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大，从根本上都是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尽管社会现在普遍将“利益集团”划八贬义词，但平心而论，利益集团的出现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曾发挥7重要贡献。要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利益集团就是率先为中国改革“摸到了石头”的群体，从推动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进步而言，可谓功莫大焉。只是随着事物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分层，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影响，渐渐从正面的推动力演变成了自面的阻碍力。
当然，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昨日举起右手拥护“先富起来的一群”，今日就举起左手要“打倒利益集团”。今日之探讨，不妨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至今天，有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促使利益集团再像改革之初一样，重新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利益集团的博弈早已形成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调结构”三个字精炼概括了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方向，但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还是当下调结构中重现的“国进民退”；无论是国家对财富分配结构设计出的“限高、促中、提低”新政策，抑或中央一再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大，从根本上都是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从内部重构利益集团
实际上，中国经济内部财富积累的失衡已注定各社会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只是矛盾爆发的形式并不确定。如今问题的焦点——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就是：公平与效率是调节利益集团力量的砝码，也是如今阻碍改革前进的关键点。
公平与效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以历史角度观之，今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正好与改革开放之初颠倒了个儿。当初是公平太多，效率太少，所以我们才把弗里德曼经济学奉为圭臬——“只要机会的平等，不要结果的平等”。
可今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重新把社会公平摆在第一位，强调其重要性，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只有当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才能使经济活动处于最佳状态。而当任意一边的力量过于强大，就会促使博弈的力量向相反的方向转换。不过，如果等待市场来自我矫正，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是难以承受的。这是因为矫正的方式具有不可控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是有过这方面教训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20Dg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问题在于，如何既要推动改革前进，又要避免改革的风险显性化，自上而下的主动调整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而最佳的状态则是，改革不是依赖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因而更巧妙地从社会内部重构利益集团。
分化、切割、改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不妨借鉴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一些经典举措。比如，当年的改革开放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拉开序幕，成功地将“后富”群体改造成改革支持派，如若没有“共同富裕”的远景立在那里，按照中国 所谓分化，就是将已经固化了的反对改革的利益联合体分裂开来，这一步的重点是将大的利益驱动力划分成小的利益驱动力；所谓切割，是将单个利益集团切割成若干个小的利益群体，这一步的重点是以新的利益导向去替代原有的利益导向；所谓改造，是将改革的中间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派，将部分改革的保守派改造成改革的中间派，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将被改革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文化，改革是断不可能向前推进的。
问题是，今天最基层百姓与先富起来的一群还有没有“共同远景”呢?
改革开放之后，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格局被撕开了口子，在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各利益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发展。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壮大起来，他们的规模、对利益的诉求、对资源的占有都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相反，一些弱势群体则逐渐被边缘化，他们对利益的诉求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
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多次发文支持改革的“皇甫平”成员之一的周瑞金近日就撰文称，“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然而当年为解放思想鸣炮的周先生，此番忍无可忍的呼喊，却再也无法放大成昔日之改革宏声。完其因，就在于已经在传播过程中一再为各利益格局所消解。
因此，要将这种固化T的利益格局打破、重构，并且不引起利益集团之问的激烈冲突，必须以高超的智慧、战略的眼光来布局。
有人设计出“分化、切割、改造”的方式，希望借以重构利益集团。
所谓分化，就是将已经固化了的反对改革的利益联合体分裂开来，这一步的重点是将大的利益驱动力划分成小的利益驱动力；所谓切割，是将单个利益集团切割成若干个小的利益群体，这一步的重点是以新的利益导向去替代原有的利益导向；所谓改造，是将改革的中间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派，将部分改革的保守派改造成改革的中间派，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将被改革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集团。必须首先把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切割开来，才能推动中央的各项楼市调控政策贯彻下去。而要做到这点，又必须首先将地方政府的资源、公权力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目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仍是以GDP为首要标准，如果能将官员的考核标准与具体的民生指标结合起来，就能将地方政府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将其从改革的“保守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派”。
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一本名为《变革与突破——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书在香港出版，本书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他在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规划。由于周天勇身份特殊，“一般认为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智囊，实际是不少正在施行和即将推出的国家政策的研究者和倡导者”。而“像这种涉及政治改革的敏感书籍，一定要得到最高领导层批准才可以在海外出版”。我们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中央高层为推动深层次改革而实施的“出口转内销”战略，也是中央重构利益集团的努力。
如今的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可惜人们更多关注于技术层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导向，但其实信贷往哪里流，财政往哪里投，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后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对利益集团的重构，就不可能产生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产能过剩、出口依赖、贫富悬殊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著有《媒体中国》等书。)
(编辑：余济非)
预定将于40天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展开筹备工作。为稳妥实现政策性转折，智囊机构进行了多项专题调研，其结论是调结构为来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决策层意识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中国经济结构，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了。
但怎样调呢?目前似乎更倾向于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科技界发表讲话，明确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决策层如此规定战略方向似乎还言犹未尽，总理更直截了当地指明：加快构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技术和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攻关。一国当家人不但直接给我们指明方向，而且直接开具药方，可见决策层真是为“调结构”心急上火了。
然而从更深一层去理解，我们以为，重构利益集团才是调结构的根本。
利益集团功与过
一位旅居中国多年的外国友人曾这样感叹：他来中国第一年，觉得对中国一无所知，很茫然；从第三年开始，感觉已经完全弄懂了中国，很自信；等到第六、七年之后，发现自己对中国又变得一无所知，再度茫然。再后来，当别人问他对中国了解多少时，他总是回答“略懂”，而此时，他已被人们贴上了“中国通”的标签。
其实，研究中国经济的，大致上也会经历这样的路历程，越是研究得久了，越是茫然；而初涉这个领域的人相反却感觉良好。
比如，现在但凡跟经济扯上点边的人都会说，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在过于依赖出口，而解决之道在于拉动内需消费，而拉功内需消费又在于国家要有健全的社保体系这里面的逻辑，简单、直接、干脆，搞得人不好辩驳。而看似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却苍白无力。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浅显的道理操作起来却这么艰难?如果不去深究这里面的门道，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恐怕也就只是停留在“感觉已经完全弄懂7”的层次了。
其实不仅如此，许多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那一套来解释中国经济，往往无解。比如，西方经济专家就一直不明白中国的资源匮乏，其价格却何以如此低廉。中国自己都不够用的矿产资源何以就低价卖给“国际友人”?中国的钢铁谈判何以就频出内奸?
外国人不明白的道理，中国老百姓其实很明白，至于中国经济专家，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从改革开放史源头追溯，中国的改革者一开始就不是搞西方经济学的，自然也就不迷信西方经济学，但他们却把西方经济学最精髓的东西——资源配置搞懂了。供需、价格都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正如经济学教材里所提到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即干什么(生产什么)，如何干(如何生产)，为谁而干”(为谁生产)。因此，如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供需扭曲和价格扭曲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话说回来，利益集团的博弈早已形成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调结构”三个字精炼概括了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方向，但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还是当下调结构中重现的“国进民退”；无论是国家对财富分配结构设计出的“限高、促中、提低”新政策，抑或中央一再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大，从根本上都是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尽管社会现在普遍将“利益集团”划八贬义词，但平心而论，利益集团的出现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曾发挥7重要贡献。要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利益集团就是率先为中国改革“摸到了石头”的群体，从推动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进步而言，可谓功莫大焉。只是随着事物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分层，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影响，渐渐从正面的推动力演变成了自面的阻碍力。
当然，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昨日举起右手拥护“先富起来的一群”，今日就举起左手要“打倒利益集团”。今日之探讨，不妨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至今天，有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促使利益集团再像改革之初一样，重新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利益集团的博弈早已形成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调结构”三个字精炼概括了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方向，但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还是当下调结构中重现的“国进民退”；无论是国家对财富分配结构设计出的“限高、促中、提低”新政策，抑或中央一再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大，从根本上都是对利益集团的重构。
从内部重构利益集团
实际上，中国经济内部财富积累的失衡已注定各社会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只是矛盾爆发的形式并不确定。如今问题的焦点——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就是：公平与效率是调节利益集团力量的砝码，也是如今阻碍改革前进的关键点。
公平与效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以历史角度观之，今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正好与改革开放之初颠倒了个儿。当初是公平太多，效率太少，所以我们才把弗里德曼经济学奉为圭臬——“只要机会的平等，不要结果的平等”。
可今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重新把社会公平摆在第一位，强调其重要性，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只有当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平衡，才能使经济活动处于最佳状态。而当任意一边的力量过于强大，就会促使博弈的力量向相反的方向转换。不过，如果等待市场来自我矫正，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是难以承受的。这是因为矫正的方式具有不可控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是有过这方面教训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20Dg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问题在于，如何既要推动改革前进，又要避免改革的风险显性化，自上而下的主动调整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而最佳的状态则是，改革不是依赖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因而更巧妙地从社会内部重构利益集团。
分化、切割、改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不妨借鉴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一些经典举措。比如，当年的改革开放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拉开序幕，成功地将“后富”群体改造成改革支持派，如若没有“共同富裕”的远景立在那里，按照中国 所谓分化，就是将已经固化了的反对改革的利益联合体分裂开来，这一步的重点是将大的利益驱动力划分成小的利益驱动力；所谓切割，是将单个利益集团切割成若干个小的利益群体，这一步的重点是以新的利益导向去替代原有的利益导向；所谓改造，是将改革的中间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派，将部分改革的保守派改造成改革的中间派，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将被改革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文化，改革是断不可能向前推进的。
问题是，今天最基层百姓与先富起来的一群还有没有“共同远景”呢?
改革开放之后，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格局被撕开了口子，在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各利益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发展。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壮大起来，他们的规模、对利益的诉求、对资源的占有都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相反，一些弱势群体则逐渐被边缘化，他们对利益的诉求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
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多次发文支持改革的“皇甫平”成员之一的周瑞金近日就撰文称，“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然而当年为解放思想鸣炮的周先生，此番忍无可忍的呼喊，却再也无法放大成昔日之改革宏声。完其因，就在于已经在传播过程中一再为各利益格局所消解。
因此，要将这种固化T的利益格局打破、重构，并且不引起利益集团之问的激烈冲突，必须以高超的智慧、战略的眼光来布局。
有人设计出“分化、切割、改造”的方式，希望借以重构利益集团。
所谓分化，就是将已经固化了的反对改革的利益联合体分裂开来，这一步的重点是将大的利益驱动力划分成小的利益驱动力；所谓切割，是将单个利益集团切割成若干个小的利益群体，这一步的重点是以新的利益导向去替代原有的利益导向；所谓改造，是将改革的中间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派，将部分改革的保守派改造成改革的中间派，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将被改革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集团。必须首先把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切割开来，才能推动中央的各项楼市调控政策贯彻下去。而要做到这点，又必须首先将地方政府的资源、公权力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目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仍是以GDP为首要标准，如果能将官员的考核标准与具体的民生指标结合起来，就能将地方政府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将其从改革的“保守派”改造成改革的“推动派”。
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一本名为《变革与突破——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书在香港出版，本书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他在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规划。由于周天勇身份特殊，“一般认为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智囊，实际是不少正在施行和即将推出的国家政策的研究者和倡导者”。而“像这种涉及政治改革的敏感书籍，一定要得到最高领导层批准才可以在海外出版”。我们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中央高层为推动深层次改革而实施的“出口转内销”战略，也是中央重构利益集团的努力。
如今的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可惜人们更多关注于技术层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导向，但其实信贷往哪里流，财政往哪里投，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后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对利益集团的重构，就不可能产生根本上的结构调整，产能过剩、出口依赖、贫富悬殊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著有《媒体中国》等书。)
(编辑：余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