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妓女的从良选择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朝代左右了妓女从良时的因素有多种多样。而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变迁的明代，妓女在从良时考虑的不外乎富贵与才情。
关键词：从良；富贵；才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1-01
一、妓女从良原因
历朝历代妓女在的结局一般而言有三种，一是继续从事这门妓女职业，在年老色衰之后蓄养一批幼妓开设妓院。二是摆脱贱籍，择良人以终老。三是潜心佛道，归于释老。这三者又以从良为最佳选择，结局也是三者中最好的。
明代的妓女或因获罪隶籍教坊，或因家庭贫困沦落风尘，或因他人教唆误入平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遭遇在明代的一首民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歌曰：“妓女悲伤妓女悲伤，恼恨爹娘，最不该，将妓卖在烟花柳巷，你把那，礼义廉耻一概忘，十二十三学弹唱，渐渐长大把梳栊客马匡，衣服几套，铺盖几床，首饰头面不必讲，到晚来，羞羞惨惨，才把牙床上，偷眼观看情薄郎，我看他，浑身全没半点斯文样，没奈何，免强同入销金帐，颠鸾倒凤任意儿称强，好容易，这才煞到东方亮，客去没人放心肠，当行的一见，他又要合房，他又要合房，何曾睡过安稳觉，没明没夜，叫奴怎么当，叫奴怎么当。”[1]她们接客不过是为了生计，和客人之间有的只是强颜欢笑，同床异梦，在妓院又受到老鸨的压榨，而世人也冷眼相看。
妓女常常在诗文中述说自己身世的凄苦，徐月英在《叙怀》诗云：“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歌舞喧嚣掩饰不了妓女内心的悲伤，她们常将自己比作鹦鹉，如明代吴中名妓薛素素《中秋夜同蔡幼凝集杨姬舜华馆中》一诗中也写道：“鹦鹉杯怜同姐把，凤凰琴喜对君弹。”[2]鹦鹉虽然光线亮丽，但却身处樊笼之中，欲脱而不得，可谓道尽了妓女对从良的渴望。对于她们而言，无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从事这份职业，已是犯了错，不能一误再误，必须早做打算，想尽一切方法从良。
按明代的法律，妓女属于乐籍，隶属于教坊司，明代政府有数次释放官妓的行动，明英宗即位初曾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后又放教坊司乐工乐妇四百八十六名各还原籍从良，武宗驾崩前也曾留有遗照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但受限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论是隶籍教坊司的官妓还是民间的私妓，她们的从良必须得经过官府的同意并获得官府发放的从良执照。《古今律条公案》中就记载了一则安仁县娼妓柯翠楼的从良执照，其内容为“吁天超拔事。蹇生不辰，卖落烟花。趁钱则龟妈受用，构祸则蚁命承当。思至伊门已经一十二载，扣偿伊债奚啻八百余金。不遂从良终无结果，恳天赐照主张，庶免生为万人妻，死作无夫鬼。为此街恩上告。”其下则有地方官余候的批文“妓者沉酣胭粉，笼络构栏。或一夕易一夫，而含羞解金扣，带笑吹银灯，良有由也。今柯翠楼志欲從良，弃秦楼之风弓，罢巫山之云雨，撤章台之杨柳，终身仰事一天。此梦之觉，而醉之醒者。合与执照，任其所从。”[3]开篇首先提到柯翠楼因家贫沦落风尘，为避免“生为万人妻，死作无夫鬼”的结局，在偿还了龟鸨八百余金的债务后祈求地方官员批准从良。
而随着明代中后期政治社会的深刻变化，早期严苛的户籍制度已经松动，妓女获得了更大的从良自主性，她们在从良时考虑的是富贵和才情两个方面。其中，下层妓女注重物质需求，金钱是她们从良的上上之选，而上层的名妓群体更多的关注才情方面。
二、富贵：金钱至上的选择
明代的妓女从来源上讲有不少是老鸨从贫苦家庭中买卖而来，聘请专人教授妓女琴棋书画等才艺和技能，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老鸨和妓女之间虽然互相以“妈妈”和“女儿”称呼，但老鸨爱钞，不过是把妓女当成摇钱树正所谓“妓爱俏，妈爱钞”[4]。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7，妓女本身的商品属性日渐浓厚，要想从良自然必须交付一笔不菲的赎身费。如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老鸨限其在十日内缴纳三百两赎身银。《玉堂春落难逢夫》一文中老鸨索价一千两白银将玉堂春卖与富商沈洪。大部分妓女因为规鸨的盘剥仅靠自身微薄的收入无力支付赎身费用，她们只能依托商人和世家子弟的资助才能顺利脱身妓馆。
世家子弟和商人是妓女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财力雄厚，在赎身费这一方面没有压力，但世家大族的子弟顾虑重重，特别是封建礼法的束缚，他们替妓女赎身的举动实际上是冒大不韪，赎身后有辱没门庭之嫌，不免招致家中父老的责罚，而商人往往没有这样的担忧，他们足以保障妓女从良后物质生活，最起码是衣食无忧。同时由于明代重商主义的出现，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妓女从良后的地位也将出谷迁乔。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下，明代的妓女也越来越偏好选择商人从良，如杭州的名妓素娥选择徽州盐商从良，薛素素晚年归于吴下富家翁。
三、才情：才子佳人式的结局
才情是才华和豪情统称，所谓才华，自是指人在诗词歌赋、文章翰墨等方面表现出的才能，而豪情则是指人在行为处事方面阔达豪放的情感。
名士特别是其中的文人墨客是上层妓女的主要交往对象，不少名士与名妓之间关系密切，如金陵名妓赵燕如与名士朱射陂、陈海樵、王仲房、金白屿、沈勾章游。在名士的耳濡目染下，名妓内心中总是对名士有一种崇拜之情，在心理上它被成为“名士情节”或者“衣冠情节”[5]。
明代的名妓大多收入不菲，如李贞丽曾一夜博输千金立尽，同时期的李大娘所居台榭庭室，极其华丽，光是曳罗縠的侍儿就有十余人[6]。她们自然不用操心赎身费，在从良选择上更加注重才情。名妓与名士之间有共同的爱好，他们志趣相投，名妓往往掌握琴棋书画等技能，自认是本行业的第一等人物，她们所选择厮守终老的人也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柳如是在从良时曾说道“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可言才，我非才如钱学士者不嫁”[7]。明代后期以“秦淮八艳”为首的江南名妓所择之人都是文坛盟主、东林领袖之流。
选择名士中富有豪情之辈的妓女也不在少数，如新安汪景纯不显才名，专好蓄古书画鼎彝之属，但其为人忧时慷慨，被称为天下大侠[8]，南曲名妓孙瑶华从良时也正是基于此点选择了他。
明代的妓女排除万难选择从良，但其结果并非都是皆大欢喜。冯梦龙在《明清民歌时调集》就曾写道“铁肠一径自从良了去，你只道从良好，不到得吃亏，那从良的十人中，到有九人翻悔”[9]。这种说法虽显夸张，但却反映了在封建礼法罗网的束缚下，妓女从良后可能由于遇人不淑，出现“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结局。而从良后因为家中悍妇的妒忌排挤，落得香消玉殒下场的妓女也不在少数，这使得有的妓女在从良后重新回归妓女职业。
参考文献：
[1]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56.
[2]朱元亮.青楼琐语[M].同永印局，1914：30.
[3]汤若海.古今律条公案[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3.
[4]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M].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1958：24.
[5]周秀荣.“名士情节”的形成与消解——从《李娃传》、《杜十娘》、《占花魁》看名妓从良去向的嬗变[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J]，2001（2）.
[6]徐怀.《板桥杂记》中卷《丽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7.
[7]钮琇.《觚剩》卷三《吴觚》[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47
[8]钱谦益.《列朝诗集·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6607.
[9]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4.
作者简介：温家斌，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从良；富贵；才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1-01
一、妓女从良原因
历朝历代妓女在的结局一般而言有三种，一是继续从事这门妓女职业，在年老色衰之后蓄养一批幼妓开设妓院。二是摆脱贱籍，择良人以终老。三是潜心佛道，归于释老。这三者又以从良为最佳选择，结局也是三者中最好的。
明代的妓女或因获罪隶籍教坊，或因家庭贫困沦落风尘，或因他人教唆误入平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遭遇在明代的一首民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歌曰：“妓女悲伤妓女悲伤，恼恨爹娘，最不该，将妓卖在烟花柳巷，你把那，礼义廉耻一概忘，十二十三学弹唱，渐渐长大把梳栊客马匡，衣服几套，铺盖几床，首饰头面不必讲，到晚来，羞羞惨惨，才把牙床上，偷眼观看情薄郎，我看他，浑身全没半点斯文样，没奈何，免强同入销金帐，颠鸾倒凤任意儿称强，好容易，这才煞到东方亮，客去没人放心肠，当行的一见，他又要合房，他又要合房，何曾睡过安稳觉，没明没夜，叫奴怎么当，叫奴怎么当。”[1]她们接客不过是为了生计，和客人之间有的只是强颜欢笑，同床异梦，在妓院又受到老鸨的压榨，而世人也冷眼相看。
妓女常常在诗文中述说自己身世的凄苦，徐月英在《叙怀》诗云：“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歌舞喧嚣掩饰不了妓女内心的悲伤，她们常将自己比作鹦鹉，如明代吴中名妓薛素素《中秋夜同蔡幼凝集杨姬舜华馆中》一诗中也写道：“鹦鹉杯怜同姐把，凤凰琴喜对君弹。”[2]鹦鹉虽然光线亮丽，但却身处樊笼之中，欲脱而不得，可谓道尽了妓女对从良的渴望。对于她们而言，无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从事这份职业，已是犯了错，不能一误再误，必须早做打算，想尽一切方法从良。
按明代的法律，妓女属于乐籍，隶属于教坊司，明代政府有数次释放官妓的行动，明英宗即位初曾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后又放教坊司乐工乐妇四百八十六名各还原籍从良，武宗驾崩前也曾留有遗照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但受限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论是隶籍教坊司的官妓还是民间的私妓，她们的从良必须得经过官府的同意并获得官府发放的从良执照。《古今律条公案》中就记载了一则安仁县娼妓柯翠楼的从良执照，其内容为“吁天超拔事。蹇生不辰，卖落烟花。趁钱则龟妈受用，构祸则蚁命承当。思至伊门已经一十二载，扣偿伊债奚啻八百余金。不遂从良终无结果，恳天赐照主张，庶免生为万人妻，死作无夫鬼。为此街恩上告。”其下则有地方官余候的批文“妓者沉酣胭粉，笼络构栏。或一夕易一夫，而含羞解金扣，带笑吹银灯，良有由也。今柯翠楼志欲從良，弃秦楼之风弓，罢巫山之云雨，撤章台之杨柳，终身仰事一天。此梦之觉，而醉之醒者。合与执照，任其所从。”[3]开篇首先提到柯翠楼因家贫沦落风尘，为避免“生为万人妻，死作无夫鬼”的结局，在偿还了龟鸨八百余金的债务后祈求地方官员批准从良。
而随着明代中后期政治社会的深刻变化，早期严苛的户籍制度已经松动，妓女获得了更大的从良自主性，她们在从良时考虑的是富贵和才情两个方面。其中，下层妓女注重物质需求，金钱是她们从良的上上之选，而上层的名妓群体更多的关注才情方面。
二、富贵：金钱至上的选择
明代的妓女从来源上讲有不少是老鸨从贫苦家庭中买卖而来，聘请专人教授妓女琴棋书画等才艺和技能，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老鸨和妓女之间虽然互相以“妈妈”和“女儿”称呼，但老鸨爱钞，不过是把妓女当成摇钱树正所谓“妓爱俏，妈爱钞”[4]。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7，妓女本身的商品属性日渐浓厚，要想从良自然必须交付一笔不菲的赎身费。如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老鸨限其在十日内缴纳三百两赎身银。《玉堂春落难逢夫》一文中老鸨索价一千两白银将玉堂春卖与富商沈洪。大部分妓女因为规鸨的盘剥仅靠自身微薄的收入无力支付赎身费用，她们只能依托商人和世家子弟的资助才能顺利脱身妓馆。
世家子弟和商人是妓女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财力雄厚，在赎身费这一方面没有压力，但世家大族的子弟顾虑重重，特别是封建礼法的束缚，他们替妓女赎身的举动实际上是冒大不韪，赎身后有辱没门庭之嫌，不免招致家中父老的责罚，而商人往往没有这样的担忧，他们足以保障妓女从良后物质生活，最起码是衣食无忧。同时由于明代重商主义的出现，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妓女从良后的地位也将出谷迁乔。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下，明代的妓女也越来越偏好选择商人从良，如杭州的名妓素娥选择徽州盐商从良，薛素素晚年归于吴下富家翁。
三、才情：才子佳人式的结局
才情是才华和豪情统称，所谓才华，自是指人在诗词歌赋、文章翰墨等方面表现出的才能，而豪情则是指人在行为处事方面阔达豪放的情感。
名士特别是其中的文人墨客是上层妓女的主要交往对象，不少名士与名妓之间关系密切，如金陵名妓赵燕如与名士朱射陂、陈海樵、王仲房、金白屿、沈勾章游。在名士的耳濡目染下，名妓内心中总是对名士有一种崇拜之情，在心理上它被成为“名士情节”或者“衣冠情节”[5]。
明代的名妓大多收入不菲，如李贞丽曾一夜博输千金立尽，同时期的李大娘所居台榭庭室，极其华丽，光是曳罗縠的侍儿就有十余人[6]。她们自然不用操心赎身费，在从良选择上更加注重才情。名妓与名士之间有共同的爱好，他们志趣相投，名妓往往掌握琴棋书画等技能，自认是本行业的第一等人物，她们所选择厮守终老的人也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柳如是在从良时曾说道“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可言才，我非才如钱学士者不嫁”[7]。明代后期以“秦淮八艳”为首的江南名妓所择之人都是文坛盟主、东林领袖之流。
选择名士中富有豪情之辈的妓女也不在少数，如新安汪景纯不显才名，专好蓄古书画鼎彝之属，但其为人忧时慷慨，被称为天下大侠[8]，南曲名妓孙瑶华从良时也正是基于此点选择了他。
明代的妓女排除万难选择从良，但其结果并非都是皆大欢喜。冯梦龙在《明清民歌时调集》就曾写道“铁肠一径自从良了去，你只道从良好，不到得吃亏，那从良的十人中，到有九人翻悔”[9]。这种说法虽显夸张，但却反映了在封建礼法罗网的束缚下，妓女从良后可能由于遇人不淑，出现“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结局。而从良后因为家中悍妇的妒忌排挤，落得香消玉殒下场的妓女也不在少数，这使得有的妓女在从良后重新回归妓女职业。
参考文献：
[1]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56.
[2]朱元亮.青楼琐语[M].同永印局，1914：30.
[3]汤若海.古今律条公案[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3.
[4]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M].北京：北京文学出版社，1958：24.
[5]周秀荣.“名士情节”的形成与消解——从《李娃传》、《杜十娘》、《占花魁》看名妓从良去向的嬗变[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J]，2001（2）.
[6]徐怀.《板桥杂记》中卷《丽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7.
[7]钮琇.《觚剩》卷三《吴觚》[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47
[8]钱谦益.《列朝诗集·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6607.
[9]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4.
作者简介：温家斌，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