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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顺应理论出发，结合社会语言学，对上海地区大学校园发生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剖析。从而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了学生进行语码转换的目的，也会给上海地区高等教育带来很大的启示。同时语码转换本身是一种交际策略，属于交际能力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选择正确的语言形式及语言策略，为不久的将来踏入社会进行成功的人际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顺应论 语码转换 语言靠拢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各种语言变体之间的交流和接触越来越频繁，大学生作为受高等教育的特殊人群，在大学校园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出现了许多种类型的语码转换现象，比如普通话与外语的转转换，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转换，普通话与网络语言的转换，等等。而在上海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中，语码转换现象更为普遍，同时对上海地区的大学生来说，当然他们也扮演着大量信息的接收者和传递者的角色，其交际方式和语言表达也日显多样化。本文就是从语用学的顺应性模式来看待发生在上海地区大学校园里的语码转换现象的。语码转换的顺应性模式旨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交际者为什么要进行语码转换？ 或者说， 他们进行语码转换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一、语码转换理论综述
语码的选择和转换方式受句法结构、社会、心理和语用因素的限制。由于对语码转换的研究角度不同，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Blom & Gumperz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最早将语码转换区分为情景型转换（ situational code switching）和喻意型转换（metaphorical switching等人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语码转换。还有从语用学角度研究语码转换的。从转换环节看，语码转换有句际转换（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 和句内转换（ 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之分。前者发生在话轮交替之际，是双语者根据交际情景或话题的变化而有意采纳的语码转换形式，目的主要在于改变说话风格；后者也叫机械转换（mechanical switching ）或语码混合（code-mixing）。
二、从顺应论视角看语码转换
Verschueren提出的顺应性理论为多角度，动态地研究解释语码提供了新的途径。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理论是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的。当交际者进入交际过程时，他往往带有一个或多个交际目的。为了实现交际目的，交际者需要在各个层次上进行选择，所有这些不同层次上的选择都要依据我们所提出的顺应原则进行。人们之所以能在语言使用中不断的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这三个特征是语言的基本属性。而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做出动态顺应。语码转换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选择的目的是顺应，有利于交际和生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语言使用者采用一定的交际策略，语码转换就是其中一种交际技能，一种语言策略。要达到交际的成功，语码转换者主要应该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
（一）顺应语言现实
顺应语言现实是由词汇的可及性程度（availability of vocabulary）决定的。如果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另外一种语言当中，或在另外一种语言当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对词汇的时候，那么当这两种语言互相接触就会出现语码转换或语言借用的现象，因为其中的一种语言弥补了另一种语言在这个方面的空缺。
根据有关方面对全国部属高校近几年的招生计划数据统计，上海地区8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曾高达56.99%，那么，一个上海学生在同时和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交流时，就需要不时的在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转换。当然，即使两个人都是上海人，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也通常是一句上海话中会有两三个词汇是用普通话来表达的。那么这些现象都涉及到词汇如何去顺应现实。
例1
A：（火辣的太阳，排队等候中）侬说说看嘛，阿拉大（da）学生塞古不拉。（你说说看嘛，我们大学生辛苦不辛苦）
B：哈切搭巴（胡说八道），阿拉大（du）人塞古呀。
这是刚刚开学，家长领着孩子来报道时的一段对话。这里，学生A本来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讲到“大学生”这个词时，自动的转为普通话的发音，尤其是“大学生”的“大”（da）字，而母亲在回答时，“大人”的“大”字却保留了上海话的发音“du”。为什么这里同一个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音呢，第一次出现的“大”（da）是普通话的发音，而第二次的则保留上海口音“大”（du）。
此处涉及到上海话的“两读字”发音。它是指一个字在构成合成词、词组或者进入到句子中时，和不同的字词组合有不同的读音，而这不同的读音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大”，在构成合成词或者词组使用时，就有两种读音，在“大学生、大饼、大生产”等组合里，“大”读作[da]；在“大人、大米”等组合里， “大”读作[du]。这是因为较早期的上海话中“大”应该只有一种读音[du]。出现两种不同的读音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大”与某字的组合是原上海话中没有而直接从普通话传入的，所以保留着接近普通话的读音，如“大学生”；另一种是，上海话中原来有某组合，但是受普通话影响而发生了语音变化或者正在发生语音变化， 如“大米”，在“大米”组成更大的单位时，只有一种读音[du mi] ，而单独使用时，“大”也有人念作[da] ，就是说有人念[da mi] 有人念[ du mi] 。
所以不难解释，学生在说“大学生”时，是普通话和上海话的语码转换，因为在上海话中找不到跟 “大学生”相对应的发音组合，所以便自由的将语码转换为普通话，这里属于顺应了“大”字在当今社会被广泛承认的语言现实。
同时，高校开设的专业多种多样，学习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交际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本专业特有的语汇。如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对Context、Semantics、Variety ，Pragmatics， Phonetics等术语比较熟悉，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对CPU、C++、Access 等词汇利用率较高。医学专业的学生对Aspirin， Amoxicillin， AIDS等耳熟能详。 （二）顺应社会规约
对社会文化如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的顺应，通常被称为是社会规约。语言使用者的言行会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3]语码转换动态地顺应或遵守了社会规约，避免了社会性的尴尬。回避或避讳是语码转换的常用策略。
例2
A：Hi，亲，你帮俺买张陶喆的演唱会门票，好不啦？
B：sorry啦，我弱弱的问一句，谁是陶喆？
A：God，我的奥特曼，你只管帮我就好了。
B：好吧。
这是宿舍中，两位来自河北和河南女生的对话，A同学的语码转换现象比较明显，第一句中包含了四次语码转换，分别是英汉之间的，网络语和普通话之间的（“亲”是网络流行的淘宝体），北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转换（“俺”是北方方言常用词汇），以及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的转换（“好不啦”，是上海话中比较有特色的词缀，一般用在向对方请求某事并渴望得到肯定回答。）“Hi ，亲，好不啦”这是A在发出请求时拉近距离的一种语言技巧，虽然她们来自全国各地，但是在上海长期的学校环境中，大家接触的语言和语体都比较趋同，夹杂不同的语码，反而会让彼此产生一种亲昵的感觉。最后一句，“我的奥特曼”Outman，out和in（时尚、新潮）的意思相对，“奥特曼”即新上海话中“落伍之人”之意。这里A用上海话委婉的表达了对B缺乏时尚常识的小小不满，这样就避免了社会性的尴尬，A在维护B的面子的同时，也达到了她的请求目的。
（三）顺应心理动机
Giles & Smith 曾提出“言语顺应论”，其核心概念是语言靠拢和语言偏离。前者是指说话人对自己的语言或语体进行调整，使之接近对方的语言或语体，以表示与对方团结一致的关系；后者是指说话人有意突出与对方在语体或语言风格上的差别，以表示想扩大同对方的社会距离。一般而言，在言语交际中，双方都希望自己的语言与谈话对方相似，赞同对方的心理，这样能拉近彼此在心理上的距离。这种心理越强烈，语言靠拢的倾向性就越强。如在某男生宿舍内，A 同学和B 同学发生以下对话。
例3
A：都快毕业了，我连一次操场都没有压过呢。（压操场：校园流行语，恋爱中的同学经常会去操场上遛达。）
B：谁让你长得那么模糊呢？（模糊：校园流行语，长得没有特点，不好看。）
A：哈哈。我长得不算太抽象吧。（抽象：校园流行语，同“模糊”。）再说，咱们俩彼此彼此。
B：我抽象，我喜欢（网络流行语：套用“安踏”广告词：“我选择，我喜欢”）。都不要来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网络流行语）
在这段对话中，B 同学采用了和A 同学相同的交际语码：校园流行语和网络流行语。语言的靠拢使得交际在非常轻松、随意的气氛中进行。当B 同学说A约不到会是因为他长得不尽人意时，A 同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得非常开心。
三、结论
当交际者进入交际过程时，为了实现交际目的，交际者需要在各个层次上进行选择， 包括语言的选择（包括语言或语言变体的选择以及相应的语言成分和结构的选择） 和交际策略的选择。所有这些不同层次上的选择都是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以商讨性的方式做出的，也就是要依据我们所提出的顺应原则进行选择。在交际者众多的交际策略中， 语码转换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策略。本文从语用学顺应论的角度，从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三个方面对上海地区大学生校园用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不仅仅更好的理解了她们进行语码转换的目的，也会给上海地区高等教育带来很大的启示。
作者简介：胡菲（1987.12-），女，汉族，河南南阳市人，上海大学2010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语用学。
参考文献：
[1]BLOM J， GUMPERZ J. Social Meaning in Structure[M] GUMPERZ J & HYMES D（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1972.
[2] 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1999.
[3]马锦然.王晓玲.从顺应模式看大学校园中的语码转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3）.
[4] Giles H， Smith P M. Accommodation theory： Optimal levels of convergence [C]//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Oxford： OUP，1979.
[5]于国栋. 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J]. 当代语言学， 2004 （1）：77- 87.
关键词 顺应论 语码转换 语言靠拢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各种语言变体之间的交流和接触越来越频繁，大学生作为受高等教育的特殊人群，在大学校园中学生之间的交流出现了许多种类型的语码转换现象，比如普通话与外语的转转换，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转换，普通话与网络语言的转换，等等。而在上海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中，语码转换现象更为普遍，同时对上海地区的大学生来说，当然他们也扮演着大量信息的接收者和传递者的角色，其交际方式和语言表达也日显多样化。本文就是从语用学的顺应性模式来看待发生在上海地区大学校园里的语码转换现象的。语码转换的顺应性模式旨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交际者为什么要进行语码转换？ 或者说， 他们进行语码转换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一、语码转换理论综述
语码的选择和转换方式受句法结构、社会、心理和语用因素的限制。由于对语码转换的研究角度不同，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Blom & Gumperz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最早将语码转换区分为情景型转换（ situational code switching）和喻意型转换（metaphorical switching等人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语码转换。还有从语用学角度研究语码转换的。从转换环节看，语码转换有句际转换（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 和句内转换（ 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之分。前者发生在话轮交替之际，是双语者根据交际情景或话题的变化而有意采纳的语码转换形式，目的主要在于改变说话风格；后者也叫机械转换（mechanical switching ）或语码混合（code-mixing）。
二、从顺应论视角看语码转换
Verschueren提出的顺应性理论为多角度，动态地研究解释语码提供了新的途径。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理论是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的。当交际者进入交际过程时，他往往带有一个或多个交际目的。为了实现交际目的，交际者需要在各个层次上进行选择，所有这些不同层次上的选择都要依据我们所提出的顺应原则进行。人们之所以能在语言使用中不断的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这三个特征是语言的基本属性。而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做出动态顺应。语码转换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选择的目的是顺应，有利于交际和生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语言使用者采用一定的交际策略，语码转换就是其中一种交际技能，一种语言策略。要达到交际的成功，语码转换者主要应该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
（一）顺应语言现实
顺应语言现实是由词汇的可及性程度（availability of vocabulary）决定的。如果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另外一种语言当中，或在另外一种语言当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对词汇的时候，那么当这两种语言互相接触就会出现语码转换或语言借用的现象，因为其中的一种语言弥补了另一种语言在这个方面的空缺。
根据有关方面对全国部属高校近几年的招生计划数据统计，上海地区8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曾高达56.99%，那么，一个上海学生在同时和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交流时，就需要不时的在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转换。当然，即使两个人都是上海人，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也通常是一句上海话中会有两三个词汇是用普通话来表达的。那么这些现象都涉及到词汇如何去顺应现实。
例1
A：（火辣的太阳，排队等候中）侬说说看嘛，阿拉大（da）学生塞古不拉。（你说说看嘛，我们大学生辛苦不辛苦）
B：哈切搭巴（胡说八道），阿拉大（du）人塞古呀。
这是刚刚开学，家长领着孩子来报道时的一段对话。这里，学生A本来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讲到“大学生”这个词时，自动的转为普通话的发音，尤其是“大学生”的“大”（da）字，而母亲在回答时，“大人”的“大”字却保留了上海话的发音“du”。为什么这里同一个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音呢，第一次出现的“大”（da）是普通话的发音，而第二次的则保留上海口音“大”（du）。
此处涉及到上海话的“两读字”发音。它是指一个字在构成合成词、词组或者进入到句子中时，和不同的字词组合有不同的读音，而这不同的读音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大”，在构成合成词或者词组使用时，就有两种读音，在“大学生、大饼、大生产”等组合里，“大”读作[da]；在“大人、大米”等组合里， “大”读作[du]。这是因为较早期的上海话中“大”应该只有一种读音[du]。出现两种不同的读音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大”与某字的组合是原上海话中没有而直接从普通话传入的，所以保留着接近普通话的读音，如“大学生”；另一种是，上海话中原来有某组合，但是受普通话影响而发生了语音变化或者正在发生语音变化， 如“大米”，在“大米”组成更大的单位时，只有一种读音[du mi] ，而单独使用时，“大”也有人念作[da] ，就是说有人念[da mi] 有人念[ du mi] 。
所以不难解释，学生在说“大学生”时，是普通话和上海话的语码转换，因为在上海话中找不到跟 “大学生”相对应的发音组合，所以便自由的将语码转换为普通话，这里属于顺应了“大”字在当今社会被广泛承认的语言现实。
同时，高校开设的专业多种多样，学习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交际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本专业特有的语汇。如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对Context、Semantics、Variety ，Pragmatics， Phonetics等术语比较熟悉，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对CPU、C++、Access 等词汇利用率较高。医学专业的学生对Aspirin， Amoxicillin， AIDS等耳熟能详。 （二）顺应社会规约
对社会文化如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的顺应，通常被称为是社会规约。语言使用者的言行会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3]语码转换动态地顺应或遵守了社会规约，避免了社会性的尴尬。回避或避讳是语码转换的常用策略。
例2
A：Hi，亲，你帮俺买张陶喆的演唱会门票，好不啦？
B：sorry啦，我弱弱的问一句，谁是陶喆？
A：God，我的奥特曼，你只管帮我就好了。
B：好吧。
这是宿舍中，两位来自河北和河南女生的对话，A同学的语码转换现象比较明显，第一句中包含了四次语码转换，分别是英汉之间的，网络语和普通话之间的（“亲”是网络流行的淘宝体），北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转换（“俺”是北方方言常用词汇），以及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的转换（“好不啦”，是上海话中比较有特色的词缀，一般用在向对方请求某事并渴望得到肯定回答。）“Hi ，亲，好不啦”这是A在发出请求时拉近距离的一种语言技巧，虽然她们来自全国各地，但是在上海长期的学校环境中，大家接触的语言和语体都比较趋同，夹杂不同的语码，反而会让彼此产生一种亲昵的感觉。最后一句，“我的奥特曼”Outman，out和in（时尚、新潮）的意思相对，“奥特曼”即新上海话中“落伍之人”之意。这里A用上海话委婉的表达了对B缺乏时尚常识的小小不满，这样就避免了社会性的尴尬，A在维护B的面子的同时，也达到了她的请求目的。
（三）顺应心理动机
Giles & Smith 曾提出“言语顺应论”，其核心概念是语言靠拢和语言偏离。前者是指说话人对自己的语言或语体进行调整，使之接近对方的语言或语体，以表示与对方团结一致的关系；后者是指说话人有意突出与对方在语体或语言风格上的差别，以表示想扩大同对方的社会距离。一般而言，在言语交际中，双方都希望自己的语言与谈话对方相似，赞同对方的心理，这样能拉近彼此在心理上的距离。这种心理越强烈，语言靠拢的倾向性就越强。如在某男生宿舍内，A 同学和B 同学发生以下对话。
例3
A：都快毕业了，我连一次操场都没有压过呢。（压操场：校园流行语，恋爱中的同学经常会去操场上遛达。）
B：谁让你长得那么模糊呢？（模糊：校园流行语，长得没有特点，不好看。）
A：哈哈。我长得不算太抽象吧。（抽象：校园流行语，同“模糊”。）再说，咱们俩彼此彼此。
B：我抽象，我喜欢（网络流行语：套用“安踏”广告词：“我选择，我喜欢”）。都不要来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网络流行语）
在这段对话中，B 同学采用了和A 同学相同的交际语码：校园流行语和网络流行语。语言的靠拢使得交际在非常轻松、随意的气氛中进行。当B 同学说A约不到会是因为他长得不尽人意时，A 同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得非常开心。
三、结论
当交际者进入交际过程时，为了实现交际目的，交际者需要在各个层次上进行选择， 包括语言的选择（包括语言或语言变体的选择以及相应的语言成分和结构的选择） 和交际策略的选择。所有这些不同层次上的选择都是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以商讨性的方式做出的，也就是要依据我们所提出的顺应原则进行选择。在交际者众多的交际策略中， 语码转换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策略。本文从语用学顺应论的角度，从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三个方面对上海地区大学生校园用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不仅仅更好的理解了她们进行语码转换的目的，也会给上海地区高等教育带来很大的启示。
作者简介：胡菲（1987.12-），女，汉族，河南南阳市人，上海大学2010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语用学。
参考文献：
[1]BLOM J， GUMPERZ J. Social Meaning in Structure[M] GUMPERZ J & HYMES D（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1972.
[2] 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1999.
[3]马锦然.王晓玲.从顺应模式看大学校园中的语码转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3）.
[4] Giles H， Smith P M. Accommodation theory： Optimal levels of convergence [C]//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Oxford： OUP，1979.
[5]于国栋. 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J]. 当代语言学， 2004 （1）：77-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