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是最能按大家约定的规则行事的人；他应该是公私分明的人，心中始终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他的仁慈慷慨，最容易在弱势的人面前体现出来，而从不在媚上、邀宠上做文章。
　　农忙双抢时节，我们城里来的知青都下到了各自的户口所在队里，我下到了七队。住，是在村会计柯云清家的一间耳房里，吃呢，则是一家一户地吃“派饭”。
　　那时候农民干的还是大集体，日子大都过得相当清苦。我从村东头的一个农户家里吃起，一个农户吃一天。早餐和中餐都很简单，只是到了晚上那一顿，人家才有工夫炒几个菜，打一瓶酒，坐下来好好招待我一下。炒的那几个菜，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碗蚕豆，一碗青菜，一碗腌白花菜煎鸡蛋，只不过家境好一些的打在腌白花菜里的鸡蛋多一两个。
　　终于轮到柯云清家了，到了中午，我便觉得他们家今天肯定有客人来。柯云清的老娘，又是剥葱择蒜，又是剁肉调蛋，忙进忙出。一种节日才有的气氛，在屋里屋外香香辣辣地弥漫着，我便更不愿在他们家吃这顿款待客人的晚餐了。那时候在我的印象中，这个矮子会计可是非常非常“尖”的。
　　1976年的冬天，我带着一个布口袋，到队里领黄豆。我找到在我们家吃过饭的平时大大咧咧的队长，他喊过年轻的保管说：“尽他的袋子装吧。”
　　随着金灿灿的黄豆渐渐装满了我的能装50多斤的布袋子，我心里也渐渐溢满了喜悦。那年头，能带五十多斤黄豆回家过年，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啊。可正在这时，矮子会计突然出现在我们跟前。只见他翻开账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按规定，他的是15斤。”声音并不大，说完转身就走了。保管只好把我袋子里的黄豆往外倒。洋溢在我心头的那满当当的喜悦，也一下子被倒光了。
　　柯云清这种人连一颗黄豆都怕多给了你，你吃他家用来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他岂不是更心痛？
　　下午收工回来，我就躲在耳房里看书，我希望他们把我忘掉，待他们吃完了，我再趁天黑跑到远处的小卖部里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填肚子。然而，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会计，却和颜悦色地把我请了出去。菜已经摆好了，由于菜太多——竟然有难得一见的鱼、肉、豆腐、蒸鸡蛋——他们不得不把门板卸下来当桌子，上面还放着一瓶满满的散装酒。“快坐呀，快坐呀，你就坐上首。”他们指着一把椅子催我。
　　我却按兵不动，说：“不慌不慌，等你们的客人来了再说。”他们一听这话就笑了。柯云清的老婆说：“这都是为你弄的呀。”
　　这句话使我不由得一惊，在当时那种心境下我没法不激动。我只好强抑激动之情坐下来，一时真不知该说什么好。面对那十多个大盘子大碗的令人口水难禁的菜，我的表情是那样做作，我的举止又是那样笨拙。
　　柯云清的老婆笑着说：“你只管放开肚皮吃，你吃得越多他越高兴，反正这些都是我们家私人的。”她把“私人”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又特意瞟了柯云清一眼。
　　柯云清笑了笑，嘴里輕声道：“可是都说我‘尖’呢！”他老婆便对我说：“从自个屋里拿，他可是比哪个都舍得，可要是集体的东西，谁也别想从他手里多得到一颗芝麻，他这人就这样，为这，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我立刻“哦”了一声，顷刻之间，我对这位矮子会计充满了敬意。多少年过去了，我吃过的各种档次的宴席也不算少了，但真正称得上盛宴的，却只有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让我经久不忘。
　　那时候，一个村的会计，也是一个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柯云清这个全村最有文化的人，他的为人方式让我体会到，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是最能按大家约定的规则行事的人，而不是大大咧咧随口出“政策”；他应该是公私分明的人，心中始终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他的仁慈慷慨，最容易在弱势的人面前体现出来，而从不在媚上、邀宠上做文章。
　　（余娟荐自《山东青年》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