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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经学盛行，名士大儒多推崇经学，文辞研究评判也多因经立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即提出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辨乎骚”，并将“宗经”和“辨骚”置于其目录的前五篇。本文通过研究刘勰《辨骚》篇之“辨”——过去评论之是非、《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后人追纪屈、宋之得失，来具体分析《文心雕龙·辨骚》中依经辨骚的思想。
关键词：汉代经学；《文心雕龙·辨骚》；依经辨骚
作者简介：王蕴慧，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5-0-01
一.两汉“依经辨骚”思想的体现
前人评论中体现出汉代依经辨骚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主要引用前人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对楚辞的评论。
西汉刘安作《离骚传》，（今亡，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安对《楚辞》的评价，依《诗经》国风“好色而不淫”和小雅“怨诽而不乱”作为标准，认为《楚辞》符合儒家隐而不露的正统观念，“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对《楚辞》的评价与刘安如出一辙。
东汉班固认为，《楚辞》中讲到后羿、过浇和有虞国王两女二姚的部分，与《左传》记载不合；其中又多昆仑悬圃等玄虚之物，与经义不符。在班固看来，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实非明哲，只可谓妙才。班固对《楚辞》和屈原其人的评价，以正统经义和儒家道德为依据。
而王逸对《楚辞》的评价，恰恰与班固相反。王逸认为，与《诗经》多耳提面命式的谏言有所不同，屈原的辞更委婉和顺。在他看来，《离骚》是依经立义的典范，是名家大儒拟辞作赋的楷模，其驾龙乘凤、昆仑流沙之言，皆典出经义，有据可凭。王逸对《楚辞》的评价，也依据于经。
此四家对《楚辞》的评价，无论以为其“涅而不缁，兼采风雅”，还是以为其“金相玉质，世无匹敌”，抑或以为其“既非明哲，不合经义”，无论依据《诗》，还是依据《春秋》，抑或依据《易》，都举以方经，依经辨骚。
二.刘勰继承前人的“依经辨骚”思想
刘勰为考核四家褒贬，详辨《楚辞》和儒家经典的异同问题，更是依经辨骚思想的体现：
《楚辞》因袭经义，与之共通者有四。一为《典》、《诰》之体，二为规讽之旨，三为比兴之义，四为忠怨之辞。刘勰认为，《楚辞》称颂尧、舜、汤、武，诚述这些贤圣明王的正直伟明、庄严恭敬，是为合《尚书》中《尧典》、《汤诰》之体；其讥讽桀、纣猖狂残暴，感伤羿、浇颠覆陨灭，是为合《诗经》规讽劝谏之旨；用虬龙幽姿比喻君子美德，用云霓变幻比喻小人邪诈，是为循《诗经》比兴之义；每环顾而掩涕，嗟叹君门深重，是为循《诗经》忠君爱国之辞。此四事与经义相通，近于《风》、《雅》。
《楚辞》离经叛道，异于经典者有四：一为诡异之辞，二为谲怪之谈，三为狷狭之志，四为荒淫之意。刘勰认为，《楚辞》托言驾云龙，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这些尽是诡异离奇之辞；记载共工倾地、后羿射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则皆为古怪荒诞之谈；用伍子胥报国不成横死而陈尸江中来表明心意，乃急躁狭隘的心志；士女不分，耽溺饮酒，寻欢作乐，乃荒邪淫乱之意。刨除此四事，《离骚》则近于经典。
刘勰对《楚辞》的评判，主要赞美倡扬《楚辞》与儒家经典相同之处，排斥贬抑《楚辞》与儒家经典悖逆之处。这种态度，充分体现其依经辨骚的观念。
三.“变乎骚”——刘勰对“依经辨骚”的创新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变乎骚”的文心倾向，体现了对依经辨骚思想的创新。
《辨骚》开头便指出，《风》、《雅》寝声后奇文郁起者，即为《离骚》，又称颂其“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先辨四家之褒贬，再辨《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足以见得其中依经辨骚的思想。而对《楚辞》内容的总体概括和对后人对屈、宋的追迹，则进一步体现出“变乎骚”的创新精神。
刘勰认为，《楚辞》体貌效仿三代圣贤，又掺杂吸收战国风气，其主旨文采虽取自经意，亦自铸伟辞。他突破汉代传统依经辨骚的局限，去领悟《楚辞》独特的魅力，感受“变乎骚”，进而去评价《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問》、《卜居》、《渔父》，体会其惊采绝艳。
在后人对屈原、宋玉的追迹方面，刘勰的认知也超越了汉代传统依经辨骚的思维方式。他并不拘泥于评判作品参照五经风格大义的标准，而兼顾体裁文辞，又注重情致文采。在他看来，《楚辞》情怨易感，离居难怀，山水节候更描绘生动，引人入胜。枚乘、贾谊、司马相如、王褒这样的名士大家，都得益于《楚辞》的熏陶。“变乎骚”的旨趣也在于此，后人吸收《楚辞》的精髓，学习创新，拟辞作赋，提诗写词，受益匪浅。
总结：
无论任何时候，继承和开拓都是文学研究和文学评判的重要尺度。通过分析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我们可以感受到两汉依经辨骚的思想脉搏，又能领悟刘勰“变乎骚”的精神旨趣，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楚辞》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3]黄伯韦华，《文心雕龙·辨骚》辨疑，《语文学刊》，2006年第7期.
[4]王运熙，刘勰为何把辨骚列为“文之枢纽”[N].光明日报， 1964-08-23（文学遗产）.
[5]王少良，《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文学“通变”观，《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2月第33卷第2期.
关键词：汉代经学；《文心雕龙·辨骚》；依经辨骚
作者简介：王蕴慧，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5-0-01
一.两汉“依经辨骚”思想的体现
前人评论中体现出汉代依经辨骚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主要引用前人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对楚辞的评论。
西汉刘安作《离骚传》，（今亡，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刘安对《楚辞》的评价，依《诗经》国风“好色而不淫”和小雅“怨诽而不乱”作为标准，认为《楚辞》符合儒家隐而不露的正统观念，“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对《楚辞》的评价与刘安如出一辙。
东汉班固认为，《楚辞》中讲到后羿、过浇和有虞国王两女二姚的部分，与《左传》记载不合；其中又多昆仑悬圃等玄虚之物，与经义不符。在班固看来，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实非明哲，只可谓妙才。班固对《楚辞》和屈原其人的评价，以正统经义和儒家道德为依据。
而王逸对《楚辞》的评价，恰恰与班固相反。王逸认为，与《诗经》多耳提面命式的谏言有所不同，屈原的辞更委婉和顺。在他看来，《离骚》是依经立义的典范，是名家大儒拟辞作赋的楷模，其驾龙乘凤、昆仑流沙之言，皆典出经义，有据可凭。王逸对《楚辞》的评价，也依据于经。
此四家对《楚辞》的评价，无论以为其“涅而不缁，兼采风雅”，还是以为其“金相玉质，世无匹敌”，抑或以为其“既非明哲，不合经义”，无论依据《诗》，还是依据《春秋》，抑或依据《易》，都举以方经，依经辨骚。
二.刘勰继承前人的“依经辨骚”思想
刘勰为考核四家褒贬，详辨《楚辞》和儒家经典的异同问题，更是依经辨骚思想的体现：
《楚辞》因袭经义，与之共通者有四。一为《典》、《诰》之体，二为规讽之旨，三为比兴之义，四为忠怨之辞。刘勰认为，《楚辞》称颂尧、舜、汤、武，诚述这些贤圣明王的正直伟明、庄严恭敬，是为合《尚书》中《尧典》、《汤诰》之体；其讥讽桀、纣猖狂残暴，感伤羿、浇颠覆陨灭，是为合《诗经》规讽劝谏之旨；用虬龙幽姿比喻君子美德，用云霓变幻比喻小人邪诈，是为循《诗经》比兴之义；每环顾而掩涕，嗟叹君门深重，是为循《诗经》忠君爱国之辞。此四事与经义相通，近于《风》、《雅》。
《楚辞》离经叛道，异于经典者有四：一为诡异之辞，二为谲怪之谈，三为狷狭之志，四为荒淫之意。刘勰认为，《楚辞》托言驾云龙，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这些尽是诡异离奇之辞；记载共工倾地、后羿射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则皆为古怪荒诞之谈；用伍子胥报国不成横死而陈尸江中来表明心意，乃急躁狭隘的心志；士女不分，耽溺饮酒，寻欢作乐，乃荒邪淫乱之意。刨除此四事，《离骚》则近于经典。
刘勰对《楚辞》的评判，主要赞美倡扬《楚辞》与儒家经典相同之处，排斥贬抑《楚辞》与儒家经典悖逆之处。这种态度，充分体现其依经辨骚的观念。
三.“变乎骚”——刘勰对“依经辨骚”的创新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变乎骚”的文心倾向，体现了对依经辨骚思想的创新。
《辨骚》开头便指出，《风》、《雅》寝声后奇文郁起者，即为《离骚》，又称颂其“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先辨四家之褒贬，再辨《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足以见得其中依经辨骚的思想。而对《楚辞》内容的总体概括和对后人对屈、宋的追迹，则进一步体现出“变乎骚”的创新精神。
刘勰认为，《楚辞》体貌效仿三代圣贤，又掺杂吸收战国风气，其主旨文采虽取自经意，亦自铸伟辞。他突破汉代传统依经辨骚的局限，去领悟《楚辞》独特的魅力，感受“变乎骚”，进而去评价《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問》、《卜居》、《渔父》，体会其惊采绝艳。
在后人对屈原、宋玉的追迹方面，刘勰的认知也超越了汉代传统依经辨骚的思维方式。他并不拘泥于评判作品参照五经风格大义的标准，而兼顾体裁文辞，又注重情致文采。在他看来，《楚辞》情怨易感，离居难怀，山水节候更描绘生动，引人入胜。枚乘、贾谊、司马相如、王褒这样的名士大家，都得益于《楚辞》的熏陶。“变乎骚”的旨趣也在于此，后人吸收《楚辞》的精髓，学习创新，拟辞作赋，提诗写词，受益匪浅。
总结：
无论任何时候，继承和开拓都是文学研究和文学评判的重要尺度。通过分析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我们可以感受到两汉依经辨骚的思想脉搏，又能领悟刘勰“变乎骚”的精神旨趣，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楚辞》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3]黄伯韦华，《文心雕龙·辨骚》辨疑，《语文学刊》，2006年第7期.
[4]王运熙，刘勰为何把辨骚列为“文之枢纽”[N].光明日报， 1964-08-23（文学遗产）.
[5]王少良，《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文学“通变”观，《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2月第3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