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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学的兴起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宋明理学的突出特点是融佛、道入儒形成“三教合一”，把伦理提高到本体，重建人的哲学；宋明理学的中心思想，是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至高无上的天理，其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尊卑等级制度，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其哲学内核和价值导向也影响着宋元时期的文化艺术观念。
关键词：理学；道；艺
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从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精神倾向、价值追求与社会心态，都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特征，世风与士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理学对文艺的影响，首先是在哲学意识形态上，它的“天人合一”说为中国古典美学走向成熟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唐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的早期形态是士族门阀们对“佃户”进行直接的人身控制，然而逐渐转变为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度对“佃户”进行剥削，这样就形成了长期被地主阶级剥削的“佃户”转变成了国家租佃制度下的“客户”。由于这样的阶级地位的转变，使地主对农民的直接人身控制减弱了，然而农民阶层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当然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地主阶级除了强化国家机器以外，如要政治上加强对农民的统治，需要一套具有说服力的哲学体系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意识形态上加深对农民阶级的麻醉，以便更加适应当前的政权巩固。并且，原有的汉儒古训、赤裸裸的天命论，以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为首的儒家学说早已丧失原有的活力。于是，以“穷理尽性”为核心的“理学”，也就是后来的“新儒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便应运而生了。
二、“新儒学”的诞生
先秦的孔子提出“仁”、“义”，是一种应该，而非“必然”的、绝对的命令。孟子提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这“四端”充分扩充，就变成了四种“常德”，即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智。这些“德”都是人性内在的生长，是与生俱来的，人人应有之。因此，孔孟的言论只是对人性的一种阐释和设想，并没有对其行为规范做具体的理论上的架构。到了汉代，以董仲舒为首的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学说。儒家的纲常即为一种道德规范，这种规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根本，也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母体。虽然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较之先秦的孔孟之道，更加细致化和多维化，已然对于巩固汉朝的政治格局已经有了明显的理论化趋势。到了宋代，需要一种更加具有思辨性色彩的理论内容，为当下的伦理纲常制造一种合理的哲理依据。宋朝的统治者们极力把儒释道三家糅合在一起，建立一套唯心主义的新体系。中唐以后的“疑古惑经风气”运动也为新儒学的产生提供有利的学术环境，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的气氛，也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促进了宋代学术的繁荣发展。宋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的独立的学术见解如“养性明心”、“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等主张，宣扬人是可以通过学习“道”而改变心性从而达到一种“圣贤”境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论点在宋学之中得到了发展。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司马光为代表的塑学，以及以苏轼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的活躍和争鸣，为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宋朝理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宋明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点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几百年之久。同时也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其哲学内核和价值导向也影响着宋元时期的文化艺术观念。
三、“艺即道”、“道即艺”的哲学依据
道家的“万物齐一”的精神与儒家那种务实精神的结合，使得“道”的真谛被贯穿到了各种平凡的事件和所有事物之中。“道”存在于万物之中。最高的道是离不开物的，充斥在万物之中。因此，“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外无物，物外无道。”道即是抽象的哲理，作为宇宙总的规律乃无形、无色、无味。道家认为：“既然有万物，必有万物之所以从生者”。这个“者”，他们认为是“道”。因为“道”是不可名的，也就不是特指任何具体物相，只是一种形式的概念。既然“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它也就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圣人是那么的不可高攀，他们从禅宗得知，佛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同样，如果自己愿意修道，人人便可为圣人。
后来宋明的一些理学家把这种——即“人人皆可为圣人”的思想发展到了极端。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他的高尚品质和深邃的智慧并不一定体现在经国济民的这些大事上，他可以从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中来领悟“道”的高深境界，并且，可以将这领悟人格迹化在自己的对象里。这就使得那些“倾心与艺”而不愿“至于朝堂”的士，可以冠冕堂皇的用自己精湛的艺术来标榜道德境界，而不必像孔子那样耗尽毕生的精力去直接干预社会，宣传真理。这种思想为那些“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的文人提供了一种理由，他们只要在道德方面的修养有足够的信心，那么这种修为境界也可以迹化到艺术领域中。因此也就产生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人品论画品”的独特的艺术品鉴方式。
理学中的这种“艺即道”、“道即艺”的理论，至少在舆论上为宋明的文人们无心朝堂政事，游艺于诗文、山水之间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2]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
周萍，女，回族，1981年6月生，籍贯：湖南常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伦理。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关键词：理学；道；艺
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从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精神倾向、价值追求与社会心态，都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特征，世风与士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理学对文艺的影响，首先是在哲学意识形态上，它的“天人合一”说为中国古典美学走向成熟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唐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的早期形态是士族门阀们对“佃户”进行直接的人身控制，然而逐渐转变为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度对“佃户”进行剥削，这样就形成了长期被地主阶级剥削的“佃户”转变成了国家租佃制度下的“客户”。由于这样的阶级地位的转变，使地主对农民的直接人身控制减弱了，然而农民阶层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当然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地主阶级除了强化国家机器以外，如要政治上加强对农民的统治，需要一套具有说服力的哲学体系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意识形态上加深对农民阶级的麻醉，以便更加适应当前的政权巩固。并且，原有的汉儒古训、赤裸裸的天命论，以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为首的儒家学说早已丧失原有的活力。于是，以“穷理尽性”为核心的“理学”，也就是后来的“新儒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便应运而生了。
二、“新儒学”的诞生
先秦的孔子提出“仁”、“义”，是一种应该，而非“必然”的、绝对的命令。孟子提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这“四端”充分扩充，就变成了四种“常德”，即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智。这些“德”都是人性内在的生长，是与生俱来的，人人应有之。因此，孔孟的言论只是对人性的一种阐释和设想，并没有对其行为规范做具体的理论上的架构。到了汉代，以董仲舒为首的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学说。儒家的纲常即为一种道德规范，这种规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根本，也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母体。虽然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较之先秦的孔孟之道，更加细致化和多维化，已然对于巩固汉朝的政治格局已经有了明显的理论化趋势。到了宋代，需要一种更加具有思辨性色彩的理论内容，为当下的伦理纲常制造一种合理的哲理依据。宋朝的统治者们极力把儒释道三家糅合在一起，建立一套唯心主义的新体系。中唐以后的“疑古惑经风气”运动也为新儒学的产生提供有利的学术环境，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的气氛，也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促进了宋代学术的繁荣发展。宋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的独立的学术见解如“养性明心”、“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等主张，宣扬人是可以通过学习“道”而改变心性从而达到一种“圣贤”境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论点在宋学之中得到了发展。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司马光为代表的塑学，以及以苏轼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的活躍和争鸣，为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宋朝理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宋明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点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几百年之久。同时也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其哲学内核和价值导向也影响着宋元时期的文化艺术观念。
三、“艺即道”、“道即艺”的哲学依据
道家的“万物齐一”的精神与儒家那种务实精神的结合，使得“道”的真谛被贯穿到了各种平凡的事件和所有事物之中。“道”存在于万物之中。最高的道是离不开物的，充斥在万物之中。因此，“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外无物，物外无道。”道即是抽象的哲理，作为宇宙总的规律乃无形、无色、无味。道家认为：“既然有万物，必有万物之所以从生者”。这个“者”，他们认为是“道”。因为“道”是不可名的，也就不是特指任何具体物相，只是一种形式的概念。既然“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它也就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圣人是那么的不可高攀，他们从禅宗得知，佛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同样，如果自己愿意修道，人人便可为圣人。
后来宋明的一些理学家把这种——即“人人皆可为圣人”的思想发展到了极端。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他的高尚品质和深邃的智慧并不一定体现在经国济民的这些大事上，他可以从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中来领悟“道”的高深境界，并且，可以将这领悟人格迹化在自己的对象里。这就使得那些“倾心与艺”而不愿“至于朝堂”的士，可以冠冕堂皇的用自己精湛的艺术来标榜道德境界，而不必像孔子那样耗尽毕生的精力去直接干预社会，宣传真理。这种思想为那些“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的文人提供了一种理由，他们只要在道德方面的修养有足够的信心，那么这种修为境界也可以迹化到艺术领域中。因此也就产生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人品论画品”的独特的艺术品鉴方式。
理学中的这种“艺即道”、“道即艺”的理论，至少在舆论上为宋明的文人们无心朝堂政事，游艺于诗文、山水之间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2]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
周萍，女，回族，1981年6月生，籍贯：湖南常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伦理。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