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编译）
　　
　　我加入了一个名为“老人之家”的养老院。我的新老板叫海伦，我即将是她的助手。上班第一天，我想给海伦一个好印象，所以我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我整理好她办公桌上的文件，打开百叶窗，然后冲好咖啡，等候她到来。海伦在9点钟准时走进办公室。简单的介绍之后，就开始厉声发号施令：“给我这个！”“把那个递给我！”俨然一个训练下属的警官。整个早上，海伦几乎是跳着对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说话。没事，我想，也许她的神经绷得太紧了。但在下午，她还是这样对待每个员工。我几乎崩溃了。我不想在这种充斥着命令语气的气氛里工作，我决定让她放松下来。
　　 “我们得让她安静下来，”我对我的同事说，“她不能每时每刻都这么吓人。”在我还没想好如何跟她沟通前，海伦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我们的面包车每天都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花费太大了，”她说，“我打算把它削减为每周两天。周二购物，周四去见医生。”两天！这简直是一种虐待行为。老人之家的居民大都身体不好，大多数不再有驾驶汽车的能力。面包车是他们的生命线。一周才给他们提供两天接送服务，怎么行？“你确信想这么做吗？”我问她。海伦投给我轻蔑的一瞥。“我干这行已经30多年。”她说，“我确信不需要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忍不住想跟她说点什么。但我最终还是咬着嘴唇走出了她的办公室。
　　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想：上帝，我如何跟这个女人一起工作？我到老人之家来，是想帮老人们做点事，让他们愉快地度过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日子。我自信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对于海伦，我没有信心。
　　那天之后，我尽可能离开海伦的视线。每个员工都这么做。但我是她的助手，尽管多么不愿意，也还是要进她的办公室。海伦对厨师挑三拣四，对维修人员指手画脚。我从未听见过她说“谢谢”。似乎她的词典里就没有这个词。居民呢？似乎每一个都令她讨厌。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让她不开心。
　　办公室里的气氛愈来愈不愉快。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要畅所欲言，我想。一天中午，我在餐厅看见了海伦。她仍然像往常一样，一人坐一张大桌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只需悄悄地走过去，告诉她我心里的想法。之后，我也许会丢掉我的工作，但我不在乎。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再这样为海伦工作。
　　我看着她，觉得她是那么孤独。而此时她的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说说笑笑。也许她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关爱。毕竟，没有一个人真正尝试过这样对她。我们都愤慨于她的苛刻与不近人情。如此下去，我们不也会变成像海伦这样尖刻的、愤怒的人吗？
　　我开始实施我的对策。海伦咆哮，我微笑。即使她从不回应，每天我都跟她说“早上好”和“晚安”。她大声喊，我轻轻地说。一天晚上，我终于等到了她的电话，她邀请我到她的公寓喝咖啡。
　　 “我知道这里的人不喜欢我，”海伦说，“我知道我一直对每个人太过严厉，但如果我在他们面前示弱，我担心员工会不服从我。”我告诉海伦，她有很好的员工，她应该松开手中的缰绳，信任他们。“如果你信任他们，他们会做得更好。”她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第二天上班时，我获悉她被仓促送进了医院。她得了脑动脉瘤，医生已经开始对她进行手术。
　　然而，在那时，没有一个人感到难过，没有一个人想念她。第一次，办公室里没有大喊大叫，没有绷紧的神经。员工们的身心彻底放松，他们带着微笑进行工作。几周后，海伦出院回到她的公寓。我一直在等候我们的员工当中有人给她送一张卡片或者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她。但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最后，在一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她。“你那里有人帮助你吗？”我问。
　　“没有。”她说。她两个在俄勒冈州的儿子在她住院期间飞过来照顾她，但他们现在已经回去。几个小时后，我敲响了她公寓的门，给她带去了一份午餐甜品。看到厨房以及冰箱里空荡荡的，我开口说：“我很乐意到超市去帮你购物。”“谢谢你，玛丽·露。”她说。然后她列出了一份两页的购物清单。购物回来，我再帮她打包好送洗的衣服以及帮她填好领取医疗保险的表格。当我离开时，陌生的话语再次从她的嘴里吐出来：“谢谢！”我笑着跟她道“晚安”。她回报我一个拥抱，然后含着泪说：“晚安。”
　　那一刻，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圣人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但我们并不总是这样。我们总是很快地给一个人下结论，更可怕的是总是太迟付出我们的关爱。后来，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海伦不得不提前退休，在儿子的劝说下，她搬到了俄勒冈州。在我的倡导下，我们为她举行了一个退休派对。握着一双双主动伸过来的手，海伦一次又一次说着“谢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大家根本不会相信海伦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他们不知道，改变海伦的，只是一点关爱。
　　■编辑 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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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戴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