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有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一些运动项目的辉煌总是短命的，如三级跳远邹振先的一骑绝尘，男子跳高朱建华的后继乏人，马家军的一蹶不振，就连刘翔、姚明，他们的后继者在哪里，能否前仆后继?也让人惶惶。这种人才“断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问题出在业余训练上。
　　很多运动项目的基础训练长期处在萎缩状态，甚至一些优势项目在后备力量上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人才贮备的倒金字结构。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在观念上引起人们警惕，从而在体制上加以改革，最终在实践中予以扭转。
　　大多数中国人的双眼总是盯在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国际大赛上。注重的是比赛是否能拿奖牌，而结果的形成过程却少人问津。据此，人们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少数尖子运动员身上，加上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如把少数运动员用巨资送到国外去训练，虽然短期内“立竿见影”，但此做法打破了国内公平竞争的机制，挫伤了地方业余训练的积极性，造成了专业训练与业余训练的严重脱节。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靠两个层面构成；一是竞技体育的实力基础，一是竞技体育的实力表现。后者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高于前者，但不可能游离和超越于前者而独立存在。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业余训练基础之上，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水平注定只能昙花一现。在美国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总数是730．23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3％，前苏联的这一数据分别为1000万和4．4％，德国是175万和10．4％，而我国则只有470万和O．39％。日韩世界杯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日本、韩国足球的迅速崛起，让我们更感动的是他们为建设雄厚的足球群众基础所做的卧薪尝胆式的工作。
　　我国以业余体校为主体的业余训练体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效仿前苏联形成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浸润，其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恢复高考制度后，业余训练体制面临巨大的压力，业余体校开始了第一次缩编。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给业余训练找到适当的社会形态，于是，业余训练开始裂解，分成了三部分。
　　一部分被收编到专业、半专业中来，成为运动学校。各运动学校由于脱离了学校的正规教育，学员的义务教育难以有质量地完成，学员的素质难以得到全面提高。虽然这些年努力抓了“体教结合”的工作，但要得到社会和家长的认可还需要一段时间，且运动学校毕业生的出路问题至今也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部分业余体校得不到财政支持，在市场中又不能生存，于是纷纷解散。在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业余体校随着县体委被归并也同时退出历史舞台，一些教练员成了当地高考体育加试的专职教练。
　　还有一些业余体校在苦苦支撑，但困难重重。北方某经济不发达省1993年有85个县(市、区)开办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已减到25个：参加训练的人员也从8000多人锐减到1700人，一个全省的县级体校田径赛，只有4个单位70多个运动员参赛，这一败相不能不令人咋舌。
　　而一些富裕省区认为“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放弃自己的业余训练，专门靠“猎头”在外省市踅摸运动员。人才流动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流动”危及到业余训练体制时，就一定要进行宏观控制。有的省市过去有“田径之乡”、“游泳之乡”、“举重之乡”、“排球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体育人才层出不穷，但大量“引进”人才后，失去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业余训练破坏殆尽，教练员各个黯然神伤。同时，一些运动员输出省陷进了经济的漩涡，做起出卖运动员的生意，而无心正常训练。据了解，某市一个田径教练一年可以因转让运动员收入数十万元人民币。如此诱惑让一些教练员背离了训练的初衷，无法专心执教。业余训练不同于体工队的专业训练，也不同于运动学校的半专业训练。业余训练具有更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和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是高水平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中间地带，它不仅执行着选拔运动人才的任务，还承担着吸引社会体育参与、培养体育骨干的职责；它既可以让青少年参加，又可以让成年人参加，既可以由体育的专职机构来办，也可以由社会来办。各级学校应该是业余训练的主力军，同时，有条件的企业、社区也可以办业余训练。如果说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要集约化，那么业余训练则必须“粗放”。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业余训练要逐步走上俱乐部体制，在经费来源、人员聘用、竞赛制度、参赛形式等方面采取更灵活，多元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培养孩子在体育方面的特长，愿意将他们送出来训练。应该说，俱乐部制的社会环境在逐步形成。只要我们调动起社会多方的积极性，我国体育的普及与提高之间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足球如此，其他运动项目也如此，今天如此，明天更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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