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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俗的定义与由来
什么叫低俗，汉语词典给出定义是“低级且庸俗，与高雅相对”。在对低俗之风研究之前首要的是从元定义出发，区分低俗、通俗与高雅区别。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参见《自我与本我》）。本我（id）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它的指向是“快乐原则”，一味追求满足。自我（ego）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它的指向是“现实原则”。超我（superego）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的指向是“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
从人的需求与人格结构中我们可以找到媒介低俗化的人性基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低俗代表着本我欲望的迎合，通俗则是对自我需求的满足，高雅则是对超我理想的追求。这样的分类是因为我们在做媒介是低俗化研究时，时刻不能忽略“人性”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思考向度。
在全球化传播的当下，媒介产品的传播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且不受边界限制，自由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产品越来越多的“去意识形态化”，当娱乐成为媒介市场的主流时，迎合人类本能欲望的“低俗”产品便成为世界范围的一个文化现象。中国媒介市场在加入WTO之后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这一尴尬局面，这也是为什么“低俗”成为这个时期媒介的“症候群”，而反对低俗则成为监管部门的首要工作。
二、低俗化的表象
目前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低俗化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情色恶搞、出格炒作、挑战极限、呈现残忍。这四种类型从本质上而言都满足了人的“本我”需求，即生本能与死本能，渴望自己成名与别人遭遇不幸的原始本能。
⒈情色恶搞
恶搞是2006年文化流行语，是消费主义盛行时代“解构”与“重构”的结果。在恶搞的基础上加入情色内容是当下媒介产品“低俗”的标识。情色恶搞之风源自港台地区，最著名的节目是收视率位居高位的“康熙来了”，它竭尽搞怪之能事，提问出位、表演大胆，从而满足了受众普遍具有的猎奇心理。节目多处有主持人与嘉宾之间挑逗与暧昧的表演，比如有一期“康熙来了”，小S与嘉宾吴彦祖当众“热吻”。 台湾东森综合台的“开运鉴定团”则走得更远，穿着低胸上衣的萧淑慎，让主持人黄嘉千“摸胸”以示自己的真材实料。这些拿明星和名人开涮、搞笑且带有情色的恶搞收视率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类节目的确是满足了受众的一些本我需求。高收视率与高广告回报的正相关，经济动因成为此类节目克隆迅速、传播广远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荧屏尽刮低俗风的由来。
低俗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打“情色”牌，一些广播电台夜间节目开办性节目，大谈性体验、性安抚，并推销性药品与性用品。一些节目如湖南电视台的“星气象”主持人在暧昧的灯光下穿着暧昧的衣服来播报天气预报；另一些节目则总以性事性话作为对白与调侃。“情色+恶搞”成为当下电视节目的另类配方，在某种程度上它迎合了受众的兴趣，这正是很多电视台对此类节目欲罢不能的原因。
⒉出格炒作
随着大型媒介活动的流行，特别是电视选秀节目的遍地开花，炒作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低俗化的第二个表象即“出格炒作”。
出格炒作表现为两种，一是节目中嘉宾与选手为了吸引注意力而自我炒作，比如“第一次心动”中杨二车娜姆与选手之间的暧昧话语，以及选手为了出风头而突然做出的一些惊人之举。二是节目之外是有预谋的恶意炒作，比如“第一次心动”就多次曝出“张国立患尿毒症”、“刘晓庆与姜文偷情”，“刘晓庆和柯以敏面和心不和”等所谓的黑幕消息。节目炒作已脱离了观众心理和政策允许的底线，因而被广电总局叫停。
⒊挑战极限
在“收视率”是唯一指标的带动下，一些挑战极限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如亚视和英皇合办的综艺节目“超级经理人——女优选拔赛”曾经设置一个环节，让参赛女选手喝老鼠酒和吞食浸酒用的小老鼠。当晚参赛的4位女选手中，1位选手除把老鼠酒一饮而尽，还将1只约1寸长的浸酒用的小老鼠一吞而下。最终，这位外形不算最出众的女选手凭“胆色”爆冷胜出。
⒋呈现残忍
一些电视节目中也出现了以“残忍”与“毁灭”来吸引注意力的元素。如英国的一档名叫“Distraction”的节目，其设计主旨就是将“辛苦换来的幸福亲手毁灭并呈现给电视观众”。节目的参与者总是经过很多道难关，比如从蟒蛇笼子里或丛生的仙人掌中取出东西，或者吞咽下令人恶心的东西等等，最后胜出者获得的可能是崭新的保时捷跑车，或者是5000英磅的奖金。当参与者正沉浸在获胜的喜悦中时，参赛规则是还需回答5个问题，如果全答对了才能获得奖品，答错一道题就必须按照规则对即将到手的奖品一点点进行毁灭。5个问题是不可能回答对的，因此结果往往是观众看到一辆崭新的名车被获胜者一斧头一斧头地砸毁，或是5000英磅答错一道烧毁1000磅……，“将幸福与美好撕碎了给人看”是这档节目最主要的卖点。
呈现残忍以各种方式表现着，最极端的例子是墨西哥的一档电视节目对一个人吞枪自杀进行了直播，创下了收视率高峰。
三、低俗化成因
当下电视界普遍存在的“低俗化”，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个或两个原因，作为潮流存在的低俗化是在新型消费主义盛行，人们进入后现代的生活行为的新指征。
⒈电视泛娱乐时代与新型消费主义的盛行
技术对媒介最大的贡献就是使得媒介家族在种类与数量上都呈指数级增长，21世纪初期，媒介在新技术的催生下进入“丰盛”时代。媒介丰盛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的选择性较以往更多，媒介的竞争较以往更激烈。媒介面对新型的消费主义，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抓人眼球、脱颖而出”，否则就会落入被受众“即选即抛”的尴尬境地。
媒介生态发生巨变的另一情形是在新型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消费主义，马尔库塞提出时将它解读成“虚假需求(False need)”。意思指人们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试图通过购买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带来一种虚假的满足。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有相当影响力的消费观、价值观、社会观，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传播。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人们在休闲、消费和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悄然形成。”传媒消费主义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展开的。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不断制造着新的“虚假的需求”，并且不断地满足着受众享乐主义的原始欲望。这正是广电行业低俗化日渐成风的深层社会根源。传媒消费主义倾向使受众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既消费着传媒，同时也“消费”着自我，销蚀着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①。
⒉受众原始欲望的表达与满足
英国的尼古拉斯·阿伯克龙在《电视与社会》中写到“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无疑，“娱乐”是电视的本质功能，这一功能在社会变革加速的中国当下更为明显。电视传播的声画符号本身具有娱乐特征，充分发挥 “娱乐”特征就自然成为媒介激烈竞争下电视机构胜出的法宝，符合媒介自身利益。此外，追求娱乐是人类的天性。按照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人所有本能的目标都是降低自身的紧张感，人的本性遵循“唯乐原则”，意即渴望“享受与放松”是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力。人们都具有“生本能”与“死本能”（攻击本能）。人们在这两种本能的驱使下，去释放紧张、寻找快乐。人们可以从追求快乐本身获得愉快，比如说“审美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与此同时，也可以从攻击驱力上获得愉快——包括看恐怖影片、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做讥讽性对骂等不同活动都能使人们感到愉快与紧张的消除。
目前，诟病最多的电视选秀节目往往在操作中带有明显的低俗倾向，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度”的把握。媒体丰盛与民主开放的社会气氛，人们自我表达与展示的需求与愿望越来越强烈，广播电视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受众需求，推出大量的平民化节目，形成平民化传播的风潮，这其中，电视选秀是最能迎合与满足平民展示与传播的节目形态。传统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自尊，包括自我发展与自我保护往往构成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电视选秀节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自我意识”不但要求“自我表达“，还要求“公众表达”。民众“自我发展”的内心需求借助媒介传播成为大众的盛宴，而每个平民似乎都成为这场媒体盛宴的主角。媒介通过让渡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通过出让自己的部分话语空间，使平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这些传播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电视选秀节目吸引观众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制造了一个美丽幻像：在这样一个自我展示、自我实现的平台上，英雄不问出处，美女不问岁数，只要参与到节目中来，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自我实现——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位居人类需求的最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平民化传播中来，因为现实情境中的“自我实现”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企及，在现实通道被堵塞之后，媒介营造的这种“自我实现”虚拟情境便显得如此令人心动，值得追求。“超级女声”之类的造星节目正是抓住了无数年轻人梦想成为明星这一动机，酝酿了一个“自我实现”的空间，鼓动参与者为了“实现理想、实现自我”而快快行动，加入到传播中来。
⒊视像时代的媒介新逻辑
媒介低俗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背景，即视像时代之后媒介逻辑出现了新的发展，“这是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后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在商业化操作模式下，大众传播的主要目标常常把信息作为借口，把文化、信仰或价值观的某种表达作为装饰，其目的缩减为紧紧抓住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样，传播媒介就达到了直接的经济目的和间接的目的，受众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而对受众的影响力指数又可以成为与广告客户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和受众一样，从参与降到旁观。关注的事实常常比关注的质量更要紧。为人所知这一事实，常常要比所知道的内容更加重要，它是驰名的惟一必要条件。大众传播媒介在生产中的大量努力都意在通过引人注目、唤起情感、激起兴趣来赢得和保持注意力的方法上。信息的实质常常服从于展示方法，服从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增值，这就是所谓的媒介逻辑”②。
媒介新逻辑的核心在于“引起受众注意的方式往往比提供的内容更加重要。”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广播媒体中，除了电视选秀等娱乐性十足的节目容易出现低俗化，电视新闻节目也越来越带有“低俗”的气息。电视新闻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关注传播的方式远远大于传播的内容本身。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起受众注意”就成了电视媒介的首要问题。更多娱乐元素的加入，更多强调“不劳而获”或“意外所得”的意识在电视节目中越来越多的出现，比如贵州等台出现的“砸金蛋中大奖”节目，一个单一的电视画面配上忸怩做态的动画美女一遍遍地重复：发送手机短信到某某某，就可以赢得这台笔记本电脑。之类的画外音解说，以促发观众的行为。
视像时代的媒介新逻辑除了深度挖掘“新、奇、特”的产品外，还指用“新、奇、特”的方式来包装原本不“新、奇、特”的产品。媒介竞争又加剧了对这些元素的开采，一些时候会使得产品的形式与本质越来越疏离。“媒介开始忘了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条新闻，受众也渐渐地不去想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条新闻。一切都以更绚丽的形式展开并终结……”。
⒋同质化节目横行形成了广电行业的一种整体低俗化
广电行业之所以目前开始对低俗化进行整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低俗”成为一个行业症候而不是某个媒介机构的个体现象。中国广电行业的低俗化是一种创新匮乏、同质化节目横行形成的整体低俗化。
节目缺乏创新机制，克隆蔚然成风。克隆表现为“商业模式、节目样态”的复制与平行位移。以广播节目为例，广告作为电台重要的收入来源，“医药坐台”是大多数电台采用的方式。这种节目的基本形态是“热线电话+专家咨询”，盈利模式是“向（民营）广告方收取制作费用”。通常为了控制节目的内容，花钱雇用热心听众打进电话谈用药感受，与医院专家里外相应，鼓动更多的听众购买相应的产品。“医药坐台广告”是广播创收的支柱，占电台广告收入30％—70％，近年，一哄而上的“医药坐台广告”存在量多质次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广播媒体的声誉，伤了广播媒体的元气。
电视行业也同样是高度同质化，“千台一面”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电视业最为集中的表征。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发布，从1990年到2001年年底，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0030部，93588集, 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逾8000集，2003年突破了1万集。电视剧产量高，精品稀少，加之电视台的限价策略等因素，“你播我也播”，“你播完了我再播”等等。面对“同质化”的节目源，电视台往往会采取不断升级有奖竞猜产品，提高节目奖品价格和增设送奖名额等方法吸引观众，这也是观众打开大多数电视节目时都会被要求：“请发送短信到某某某，可以赢得某某大奖”。
节目同质化除了因为广播电视机构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受众缺乏对节目创新的理解，在客观上造成了节目克隆成风。受众在某种程度上与电视机构形成了一种“共谋”：市民或电视受众市场的积极反应也促成了同质化内容和表现的形成。因此，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是广电行业节目创新的根本动力。缺乏辨识的受众，换句话说，即媒介素养低的受众，媒体“喂食”什么就“吸收”什么，而媒介素养高的受众则知道“选择”与“抛弃”，知道“合理膳食”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要求。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培养高质量的受众，在某种程度上是广电行业建立节目自我创新机制的永恒动力。
四、低俗化危害
低俗话的危害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对媒介生态的伤害，包括影响媒介产品的周期与创新、媒介素养降低以及影响媒介的多样化与可持续的经济回报等等；其次是对社会风气的伤害：消极与不断下落的媒介氛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筑；再次，是对社会系统的伤害：会影响各个社会子系统功能协调、平衡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系统高效节能的运作。
媒介低俗化伤害最大的是媒介生态系统。西方国家许多学者多年来已经对媒介生态作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相似之处，媒介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劣币会排斥良币，低俗化会形成某种不好的行业风气。举例来说，选秀节目热就反映了某种媒介生态的变化。而在这种伤害中，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媒体工作人员本身也逐渐形成了某种圈子，很多自我吹捧的东西不断出现在广播电视上，比如，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几乎成了文艺界的夫妻亮相，郭德纲和北京电视台的组合也有浓厚的圈子色彩。
媒介低俗化对公众的媒介素养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很多青少年会觉得媒介都可以这样表现，那么他们就会怀疑媒介的权威性，媒介的榜样作用也会受到伤害。公众媒介素养的降低反过来也会影响媒介的正常生长，这就落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同时，媒介低俗化对媒介的创作容易也是一种折磨，因为很多娱乐节目的编导几乎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以低俗化的细节来取悦观众，结果经常是黔驴技穷，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
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媒介低俗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媒介的名声。过去，我们一提到媒介低俗化想当然会认为问题最严重的肯定是西方媒介，现在看，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我们的某些选秀节目和选秀热潮已经令西方惊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为一个国家的媒介形象和国家形象是密切联系的两个形象系统。
注释：
①刘建新：《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新闻记者》，2005第7期
②陈卫星：《以传播的名义——陈卫星自选集》中的《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传播学博士）
什么叫低俗，汉语词典给出定义是“低级且庸俗，与高雅相对”。在对低俗之风研究之前首要的是从元定义出发，区分低俗、通俗与高雅区别。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参见《自我与本我》）。本我（id）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它的指向是“快乐原则”，一味追求满足。自我（ego）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它的指向是“现实原则”。超我（superego）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的指向是“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
从人的需求与人格结构中我们可以找到媒介低俗化的人性基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低俗代表着本我欲望的迎合，通俗则是对自我需求的满足，高雅则是对超我理想的追求。这样的分类是因为我们在做媒介是低俗化研究时，时刻不能忽略“人性”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思考向度。
在全球化传播的当下，媒介产品的传播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且不受边界限制，自由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产品越来越多的“去意识形态化”，当娱乐成为媒介市场的主流时，迎合人类本能欲望的“低俗”产品便成为世界范围的一个文化现象。中国媒介市场在加入WTO之后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这一尴尬局面，这也是为什么“低俗”成为这个时期媒介的“症候群”，而反对低俗则成为监管部门的首要工作。
二、低俗化的表象
目前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低俗化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情色恶搞、出格炒作、挑战极限、呈现残忍。这四种类型从本质上而言都满足了人的“本我”需求，即生本能与死本能，渴望自己成名与别人遭遇不幸的原始本能。
⒈情色恶搞
恶搞是2006年文化流行语，是消费主义盛行时代“解构”与“重构”的结果。在恶搞的基础上加入情色内容是当下媒介产品“低俗”的标识。情色恶搞之风源自港台地区，最著名的节目是收视率位居高位的“康熙来了”，它竭尽搞怪之能事，提问出位、表演大胆，从而满足了受众普遍具有的猎奇心理。节目多处有主持人与嘉宾之间挑逗与暧昧的表演，比如有一期“康熙来了”，小S与嘉宾吴彦祖当众“热吻”。 台湾东森综合台的“开运鉴定团”则走得更远，穿着低胸上衣的萧淑慎，让主持人黄嘉千“摸胸”以示自己的真材实料。这些拿明星和名人开涮、搞笑且带有情色的恶搞收视率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类节目的确是满足了受众的一些本我需求。高收视率与高广告回报的正相关，经济动因成为此类节目克隆迅速、传播广远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荧屏尽刮低俗风的由来。
低俗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打“情色”牌，一些广播电台夜间节目开办性节目，大谈性体验、性安抚，并推销性药品与性用品。一些节目如湖南电视台的“星气象”主持人在暧昧的灯光下穿着暧昧的衣服来播报天气预报；另一些节目则总以性事性话作为对白与调侃。“情色+恶搞”成为当下电视节目的另类配方，在某种程度上它迎合了受众的兴趣，这正是很多电视台对此类节目欲罢不能的原因。
⒉出格炒作
随着大型媒介活动的流行，特别是电视选秀节目的遍地开花，炒作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低俗化的第二个表象即“出格炒作”。
出格炒作表现为两种，一是节目中嘉宾与选手为了吸引注意力而自我炒作，比如“第一次心动”中杨二车娜姆与选手之间的暧昧话语，以及选手为了出风头而突然做出的一些惊人之举。二是节目之外是有预谋的恶意炒作，比如“第一次心动”就多次曝出“张国立患尿毒症”、“刘晓庆与姜文偷情”，“刘晓庆和柯以敏面和心不和”等所谓的黑幕消息。节目炒作已脱离了观众心理和政策允许的底线，因而被广电总局叫停。
⒊挑战极限
在“收视率”是唯一指标的带动下，一些挑战极限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如亚视和英皇合办的综艺节目“超级经理人——女优选拔赛”曾经设置一个环节，让参赛女选手喝老鼠酒和吞食浸酒用的小老鼠。当晚参赛的4位女选手中，1位选手除把老鼠酒一饮而尽，还将1只约1寸长的浸酒用的小老鼠一吞而下。最终，这位外形不算最出众的女选手凭“胆色”爆冷胜出。
⒋呈现残忍
一些电视节目中也出现了以“残忍”与“毁灭”来吸引注意力的元素。如英国的一档名叫“Distraction”的节目，其设计主旨就是将“辛苦换来的幸福亲手毁灭并呈现给电视观众”。节目的参与者总是经过很多道难关，比如从蟒蛇笼子里或丛生的仙人掌中取出东西，或者吞咽下令人恶心的东西等等，最后胜出者获得的可能是崭新的保时捷跑车，或者是5000英磅的奖金。当参与者正沉浸在获胜的喜悦中时，参赛规则是还需回答5个问题，如果全答对了才能获得奖品，答错一道题就必须按照规则对即将到手的奖品一点点进行毁灭。5个问题是不可能回答对的，因此结果往往是观众看到一辆崭新的名车被获胜者一斧头一斧头地砸毁，或是5000英磅答错一道烧毁1000磅……，“将幸福与美好撕碎了给人看”是这档节目最主要的卖点。
呈现残忍以各种方式表现着，最极端的例子是墨西哥的一档电视节目对一个人吞枪自杀进行了直播，创下了收视率高峰。
三、低俗化成因
当下电视界普遍存在的“低俗化”，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个或两个原因，作为潮流存在的低俗化是在新型消费主义盛行，人们进入后现代的生活行为的新指征。
⒈电视泛娱乐时代与新型消费主义的盛行
技术对媒介最大的贡献就是使得媒介家族在种类与数量上都呈指数级增长，21世纪初期，媒介在新技术的催生下进入“丰盛”时代。媒介丰盛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的选择性较以往更多，媒介的竞争较以往更激烈。媒介面对新型的消费主义，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抓人眼球、脱颖而出”，否则就会落入被受众“即选即抛”的尴尬境地。
媒介生态发生巨变的另一情形是在新型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消费主义，马尔库塞提出时将它解读成“虚假需求(False need)”。意思指人们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试图通过购买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带来一种虚假的满足。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有相当影响力的消费观、价值观、社会观，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传播。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人们在休闲、消费和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悄然形成。”传媒消费主义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展开的。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不断制造着新的“虚假的需求”，并且不断地满足着受众享乐主义的原始欲望。这正是广电行业低俗化日渐成风的深层社会根源。传媒消费主义倾向使受众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既消费着传媒，同时也“消费”着自我，销蚀着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①。
⒉受众原始欲望的表达与满足
英国的尼古拉斯·阿伯克龙在《电视与社会》中写到“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无疑，“娱乐”是电视的本质功能，这一功能在社会变革加速的中国当下更为明显。电视传播的声画符号本身具有娱乐特征，充分发挥 “娱乐”特征就自然成为媒介激烈竞争下电视机构胜出的法宝，符合媒介自身利益。此外，追求娱乐是人类的天性。按照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人所有本能的目标都是降低自身的紧张感，人的本性遵循“唯乐原则”，意即渴望“享受与放松”是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力。人们都具有“生本能”与“死本能”（攻击本能）。人们在这两种本能的驱使下，去释放紧张、寻找快乐。人们可以从追求快乐本身获得愉快，比如说“审美体验”带来的愉悦感；与此同时，也可以从攻击驱力上获得愉快——包括看恐怖影片、参与竞争性体育运动、做讥讽性对骂等不同活动都能使人们感到愉快与紧张的消除。
目前，诟病最多的电视选秀节目往往在操作中带有明显的低俗倾向，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度”的把握。媒体丰盛与民主开放的社会气氛，人们自我表达与展示的需求与愿望越来越强烈，广播电视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受众需求，推出大量的平民化节目，形成平民化传播的风潮，这其中，电视选秀是最能迎合与满足平民展示与传播的节目形态。传统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自尊，包括自我发展与自我保护往往构成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电视选秀节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自我意识”不但要求“自我表达“，还要求“公众表达”。民众“自我发展”的内心需求借助媒介传播成为大众的盛宴，而每个平民似乎都成为这场媒体盛宴的主角。媒介通过让渡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通过出让自己的部分话语空间，使平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这些传播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电视选秀节目吸引观众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制造了一个美丽幻像：在这样一个自我展示、自我实现的平台上，英雄不问出处，美女不问岁数，只要参与到节目中来，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自我实现——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位居人类需求的最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平民化传播中来，因为现实情境中的“自我实现”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企及，在现实通道被堵塞之后，媒介营造的这种“自我实现”虚拟情境便显得如此令人心动，值得追求。“超级女声”之类的造星节目正是抓住了无数年轻人梦想成为明星这一动机，酝酿了一个“自我实现”的空间，鼓动参与者为了“实现理想、实现自我”而快快行动，加入到传播中来。
⒊视像时代的媒介新逻辑
媒介低俗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背景，即视像时代之后媒介逻辑出现了新的发展，“这是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后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在商业化操作模式下，大众传播的主要目标常常把信息作为借口，把文化、信仰或价值观的某种表达作为装饰，其目的缩减为紧紧抓住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样，传播媒介就达到了直接的经济目的和间接的目的，受众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而对受众的影响力指数又可以成为与广告客户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和受众一样，从参与降到旁观。关注的事实常常比关注的质量更要紧。为人所知这一事实，常常要比所知道的内容更加重要，它是驰名的惟一必要条件。大众传播媒介在生产中的大量努力都意在通过引人注目、唤起情感、激起兴趣来赢得和保持注意力的方法上。信息的实质常常服从于展示方法，服从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增值，这就是所谓的媒介逻辑”②。
媒介新逻辑的核心在于“引起受众注意的方式往往比提供的内容更加重要。”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广播媒体中，除了电视选秀等娱乐性十足的节目容易出现低俗化，电视新闻节目也越来越带有“低俗”的气息。电视新闻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关注传播的方式远远大于传播的内容本身。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起受众注意”就成了电视媒介的首要问题。更多娱乐元素的加入，更多强调“不劳而获”或“意外所得”的意识在电视节目中越来越多的出现，比如贵州等台出现的“砸金蛋中大奖”节目，一个单一的电视画面配上忸怩做态的动画美女一遍遍地重复：发送手机短信到某某某，就可以赢得这台笔记本电脑。之类的画外音解说，以促发观众的行为。
视像时代的媒介新逻辑除了深度挖掘“新、奇、特”的产品外，还指用“新、奇、特”的方式来包装原本不“新、奇、特”的产品。媒介竞争又加剧了对这些元素的开采，一些时候会使得产品的形式与本质越来越疏离。“媒介开始忘了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条新闻，受众也渐渐地不去想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条新闻。一切都以更绚丽的形式展开并终结……”。
⒋同质化节目横行形成了广电行业的一种整体低俗化
广电行业之所以目前开始对低俗化进行整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低俗”成为一个行业症候而不是某个媒介机构的个体现象。中国广电行业的低俗化是一种创新匮乏、同质化节目横行形成的整体低俗化。
节目缺乏创新机制，克隆蔚然成风。克隆表现为“商业模式、节目样态”的复制与平行位移。以广播节目为例，广告作为电台重要的收入来源，“医药坐台”是大多数电台采用的方式。这种节目的基本形态是“热线电话+专家咨询”，盈利模式是“向（民营）广告方收取制作费用”。通常为了控制节目的内容，花钱雇用热心听众打进电话谈用药感受，与医院专家里外相应，鼓动更多的听众购买相应的产品。“医药坐台广告”是广播创收的支柱，占电台广告收入30％—70％，近年，一哄而上的“医药坐台广告”存在量多质次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广播媒体的声誉，伤了广播媒体的元气。
电视行业也同样是高度同质化，“千台一面”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电视业最为集中的表征。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发布，从1990年到2001年年底，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0030部，93588集, 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逾8000集，2003年突破了1万集。电视剧产量高，精品稀少，加之电视台的限价策略等因素，“你播我也播”，“你播完了我再播”等等。面对“同质化”的节目源，电视台往往会采取不断升级有奖竞猜产品，提高节目奖品价格和增设送奖名额等方法吸引观众，这也是观众打开大多数电视节目时都会被要求：“请发送短信到某某某，可以赢得某某大奖”。
节目同质化除了因为广播电视机构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受众缺乏对节目创新的理解，在客观上造成了节目克隆成风。受众在某种程度上与电视机构形成了一种“共谋”：市民或电视受众市场的积极反应也促成了同质化内容和表现的形成。因此，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是广电行业节目创新的根本动力。缺乏辨识的受众，换句话说，即媒介素养低的受众，媒体“喂食”什么就“吸收”什么，而媒介素养高的受众则知道“选择”与“抛弃”，知道“合理膳食”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要求。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培养高质量的受众，在某种程度上是广电行业建立节目自我创新机制的永恒动力。
四、低俗化危害
低俗话的危害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对媒介生态的伤害，包括影响媒介产品的周期与创新、媒介素养降低以及影响媒介的多样化与可持续的经济回报等等；其次是对社会风气的伤害：消极与不断下落的媒介氛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筑；再次，是对社会系统的伤害：会影响各个社会子系统功能协调、平衡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系统高效节能的运作。
媒介低俗化伤害最大的是媒介生态系统。西方国家许多学者多年来已经对媒介生态作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相似之处，媒介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劣币会排斥良币，低俗化会形成某种不好的行业风气。举例来说，选秀节目热就反映了某种媒介生态的变化。而在这种伤害中，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媒体工作人员本身也逐渐形成了某种圈子，很多自我吹捧的东西不断出现在广播电视上，比如，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几乎成了文艺界的夫妻亮相，郭德纲和北京电视台的组合也有浓厚的圈子色彩。
媒介低俗化对公众的媒介素养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很多青少年会觉得媒介都可以这样表现，那么他们就会怀疑媒介的权威性，媒介的榜样作用也会受到伤害。公众媒介素养的降低反过来也会影响媒介的正常生长，这就落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同时，媒介低俗化对媒介的创作容易也是一种折磨，因为很多娱乐节目的编导几乎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以低俗化的细节来取悦观众，结果经常是黔驴技穷，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
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媒介低俗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媒介的名声。过去，我们一提到媒介低俗化想当然会认为问题最严重的肯定是西方媒介，现在看，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我们的某些选秀节目和选秀热潮已经令西方惊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为一个国家的媒介形象和国家形象是密切联系的两个形象系统。
注释：
①刘建新：《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新闻记者》，2005第7期
②陈卫星：《以传播的名义——陈卫星自选集》中的《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