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两大学术流派之一，共同构成了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复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王阳明更是集思想与事功于一身，被视为真“三不朽”之人，与儒家创派祖师孔子并称“两个半人”之一。再不济，也有孔（孔丘）孟（孟轲）朱（朱熹）王（王阳明）“四圣人”之誉。可是，无论后世给予王阳明或阳明心学的评价有多高，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却是：阳明心学从来没有成为官方学说！何以如此？

一、不可逾越的丰碑：朱子学

　　儒学历经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再到明清实学，每一阶段都有一位高山仰止的儒学大师，如先秦有孔子，汉唐有董仲舒，到了宋明时期则有朱熹。说是有孔、孟、朱、王“四圣”，其实儒家能称“子”的并不多。孔、孟、荀三子不论，因为毕竟是开派时期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后世能称“子”的，唯有朱熹一人也，世称“朱子”。即使是首次将儒学抬到官学地位的董仲舒也无此地位。到了王阳明这儿，则称“先生”了，后世弟子也不敢以“子”称之。王阳明对儒学的贡献如何不论，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阳明心学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窥一斑。
　　朱熹对儒学的贡献在于开创“新儒学”，让儒学在魏晋之后的衰败之相为之一振，其实儒学在唐代就没有今日所想象的那么重要。从历史发展的定位来看，这是“中兴”之功。朱子学在朱熹去世后即博得了官学地位，此后也一直绵延下去，直到整个封建王朝结束。朱子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历宋、元、明、清四朝不说，其影响力遍及国际，如成为日本和朝鲜的官学，在朝鲜发展出了“退溪学”，在日本与神道教相融合，同时辐射到越南等东南亚诸国，成为很多汉文化圈国家的官学。在传至欧洲时，甚至影响到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等人。
　　在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是可以直接孔子的，显然王阳明还没到达这种高度。同时，朱子学巨大的国内外影响力也是阳明学难以企及的。

二、不合王朝统治者心意：自由派

　　儒学在先秦时期也不过是民间学说。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以法家治国，儒学更无地位。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儒家成功上位为官方学说。自此，儒家的官学地位绵延历朝，不再动摇。
　　两汉经学之所以能成为官学，在于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改造，他将一个劝民“向善”、劝君行“仁政”的“在野党”主张，转换成维护王权统治合法性的“执政党”意志，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自然为统治者所欢喜。法家为秦所用，在于其能治事，立法制定规矩，帮助秦朝将刚刚统一起来的国家稳定下来。儒家为汉所用，在于其能经世，论证了皇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权威，借此强化一元统治，不再重蹈先秦皇权分散、诸侯并起之困。朱子学能成为官学，也在于其首在维护君权，并以“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来加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同时完成了从“官学之儒”向“教化之儒”的转变，将官方意志成功渗透到民间。
　　反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致良知”，只要每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寻找到良知，则“人人皆可成圣”。这是典型的心性解放倡议，等于张扬个人主义，寻求己身之自由。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典型的“自由派”思想。放在封建王朝，君权唯一，突然冒出来个个都是“圣人”、人人皆可得“解放”的学说，那又置君主权威于何地？且王阳明自身也曾三拒皇命，为人所诟病。
　　一种学说要想成为官学，首在能够切合统治者的需求。所以，阳明心学这种带有典型解放意味的学说，是很难被接受的。

三、不符当权派利益：功太盛

　　当然，阳明学成为官学其实是有机会的。这个机会就是改朝换代，或者一朝面临重大转折的时期。
　　儒学在汉代成为官学，是取代法家的地位的;汉亡时，礼乐崩坏一如先秦，魏晋玄学才是主流思想;隋唐建朝时，虽尊儒家为官学，但实际上是儒、释、道并举，隋唐道学的地位也很高，并非儒家独尊;直到宋朝兴起，儒学方重回官学巅峰。可见，一旦改朝换代，就能给某一思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机会。
　　在北宋时期，官学是荆公新学。王安石“以经术造士”，大倡儒学经世致用一脉，配合新政的推行，让北宋奠定了强盛之基础，从而确立了己家学说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实学的开端之处，倘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能够持续，也许直接接续宋明理学的就是中国实学思想的大一统局面了。
　　宋室南迁、偏居一隅之后，荆公新学就成了要承担北宋败局的替罪羊了。这才给了南宋时期朱子学成为官学的机会。这时的朱子学是比较激进的，如其主张“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的“尊王攘夷”思想，正合有中兴之志的宋理宗赵昀之意，遂能在朱熹死后为其平反，并奉朱子学为官学正统。宋亡后，元继之，抬为科举程序。明太祖即位之初即奉朱子学为官学，自此也确定了理学在明朝的主流学说地位。
　　明中后期君主昏庸、宦官专权，内忧外患、生灵涂炭，国家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期。这时候其实给了阳明心学崛起的一个机会。且王阳明也事功颇盛，扫平思田诸瑶之叛，平定宁王之乱，其心学思想也广播全国。可惜在年盛之时，碰到了刘瑾这样的权宦，以及扶不起的“阿斗”之君。阉宦当权，外侮不御，内斗不止，一众太监皆以私利为重，皇帝老儿也没有重振大明威名的志气，哪里会接纳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即使孔圣人降世，恐怕也无济于事。阳明也生性耿直，屡次直言谏君，以图救世。如此触怒权奸，受佞幸之臣忌恨，屡遭打压，却也无力与当权派抗衡，只有急流勇退，回归乡土以图再举。等到阳明事功抬身，门生故吏遍天下之时，又在盛年逝去，实在是机遇太差。
　　假设王阳明如朱熹一般，年寿七十有余，老天再给阳明二十年，也许能有转机。

四、不可原谅的后果：亡明祭

　　尽管阳明生前遭忌，仕途不顺，但身故之后经一众弟子抬举，得以平反昭雪，追封文成公。这一历程几乎与朱熹一模一样，但两人学说的际遇却迥然不同。阳明身后正名，阳明学说有门下弟子不遗余力地传播，以至声名鹊起，阳明思想遍传海内外，成为一时显学。离官学正名也只一步之遥。
　　可惜，成也弟子，败也弟子。阳明盛年而逝，很多思想主张还没来得及完善。日常著而不述，唯一思想集成《传习录》也是由亲传弟子录而记之，矛盾之处颇多，以至死无对证，两派弟子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各据其一发挥，分为“主实有和实际工夫的务实派与主虚无和空寂本体的禅学派”。此后禅学派得势，让颇有事功学要旨的阳明学说不断向玄虚之学靠拢，以至阳明末流“空谈心性”，成为袖手清谈之流。
　　历史也对王阳明实在不公。明中后期，大明王朝再无一个中兴之君，朝纲混乱，党争日剧。阳明身故不过百余年，苟延残喘的明朝终告土崩瓦解。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众阳明后学已是朝中显赫，无奈“專心于内，不综当代之务”（顾炎武）的王学末流，不复有阳明先生的事功之才，亡国之时只会“以死求名节”，对于救世之道却束手无策。
　　明亡，阳明心学成功背锅。既然背着“亡国之学”的恶名，到了清人入关，清朝也不会对阳明学高看一眼。清圣祖康熙钦定朱子学为儒学正宗，阳明学最后一个成为官学的机会也失去了。
　　阳明心学，成为明朝亡国的祭品，进而衍生出明清实学，以纠阳明后学之弊。清初实学家几乎都出自心学一派，上承宋明理学，下开启蒙之风，可惜朱子学在朝，兼之西学侵入，阳明心学的历史使命也终告结束，不再有上升为官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