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1934年4月9日出生于南京，1956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后于1961和1964年获美国爱荷华州（Iowa）大学流体力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担任美国德拉威尔大学教授、德拉威尔大学大气海洋相互作用研究所主任、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咨询专家、美国德拉威尔大学勃朗讲座教授、美国海军研究总署流体力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美国科学院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等。1994－1996年吴京先生任台湾成功大学校长，1996－1998年任台湾“教育部部长”等职。由于吴京先生在土木工程、大气海洋学的学术贡献，198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5年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现任美国德拉威尔大学荣誉勃朗讲座教授，成功大学荣誉教授及公共事务研究中心顾问。
　　
　　600年前的7月11日（旧历6月15日），明朝总兵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旨意出海，在以后的28年时间里，他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600年后，经国务院批准，7月11日这一天被确立为“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弘扬郑和精神、推动政府以“航海日”纪念郑和、增强国人海洋意识的进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就是国际著名海洋学家、前台湾“教育部”部长、刚刚被浙江大学聘为光彪讲座教授的吴京先生。
　　吴京出现在眼前时，穿着牛仔衬衫、戴着运动手表，精神矍铄，爽朗健谈，除了他那一头银发外，你很难想象得到他已过“古稀之年”。当然，他此时的身份，已经不是“流体力学专家”，更不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而是一个自觉肩负起宣扬“郑和精神”的使者。而我们的话题，也从郑和开始。
　　
　　“与郑和有天生的缘分”
　　
　　“7月11日是郑和接旨出海的日子，这一天恰恰是我太太的生日。所以，我研究郑和，宣扬郑和，是天生的缘分。”吴京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这当然是诙谐之词。然而，一个研究物理海洋学的自然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对郑和这样一个历史话题感兴趣的呢？
　　吴京的童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他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当海军。在他念小学六年级和初一的时候，他和一些小朋友经常挤在长江边上，看船来船往。有一次，他们目睹了中国海军接收8条美国军舰回来时的情景，当时心里就想：哇，当海军肯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可是梦终究是梦，不久之后吴京就跟着家人去了台湾。后来的读书虽与海洋有关，但与当“海军”却是相去甚远。
　　三四年前的一天，吴京在台湾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画面上出现了中国大陆的一艘军舰停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舰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靠近6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来过这里，今天再来，我觉得无限骄傲”。吴京知道，这位舰长所说的“老祖宗”指的就是郑和。当时，他刚刚卸任“教育部部长”，无官一身轻，于是就决定研究郑和。
　　
　　“郑和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精神”
　　
　　郑和七次远航下西洋，最盛时的船队有300多艘帆船，人员达28000人，而郑和的宝船则长达144公尺，宽达56公尺，先后到达21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这一系列历史壮举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科学研究的难题：在600年前，工业革命远未发生，他们的造船（帆船）技术如何可能使它经受累年的风浪？如何探得正确的航海线路？300多艘舰船如何统御？沿途如何补给近3万人的淡水和食物？郑和远航的目的何在？他们到达过非洲东岸，轻易就能绕过好望角到达美洲大陆，但他们为什么又折回中国，以至于误掉了一次对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机会？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吴京教授不仅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还亲自去福建，到广州，下海南，实际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古代船舶。为了得到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他还联合海洋学家研究郑和曾走到过哪里；联络医学家研究郑和如何对付水手的败血症；甚至联络管理学者研究郑和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拥有近300艘船、2.8万人的庞大船队的补给问题。欲为宣扬郑和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更为可敬的是，吴京还亲自努力，从美国到加拿大，从台湾到东南亚，到处宣扬郑和。如今，在他的努力下，海外已经成立了6个“郑和学会”，其中5个在美国，1个在加拿大。2001年吴京应邀率台湾院士团访问大陆并拜访李岚清副总理、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2003年率团出席在上海举办“海峡两岸郑和学术研讨会”。今年7月11日，也就是中国第一个“航海日”时，他也在北京进行有关郑和的演讲。
　　“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如此写道。那么，郑和下西洋，对当下的中国，有哪些意义呢？吴京教授总结了以下三点：
　　首先，多年以来，西方对中华民族的批评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其实中华民族曾有光荣的航海成就，对海洋文化有杰出的贡献。庆祝郑和远航，可以建立国人的信心，引领华人全面走向世界，以实现21世纪属于中华民族的期许。
　　其次，郑和七次远航航率领庞大的船队及人员，造访40余国，但并未使邻国感受威胁，纯系敦睦邦交的和平之旅。庆祝郑和远航，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进而打破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迷障。
　　最后，郑和是“海上丝路”的扩张者，对东西文化交流、经贸交通影响深远，应正确认识郑和远航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郑和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精神。我们纪念郑和，弘扬郑和精神，就是要发扬中华文化，开创华人新局面！”
　　
　　“应唤醒国人海洋意识！”
　　
　　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中国“称霸” 海上的时代。可惜，七次下西洋之后，那一壮举竟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绝响。此后，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英国人，美国人，相继掌握了海上的主动权。而1435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中国由于难以知晓的原因，开始走向了闭关锁国。这一锁就是550年，直到1985年，以邓小平倡议庆祝郑和下西洋580周年为标志，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才在沉睡5个多世纪之后慢慢苏醒。
　　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吴京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就中国的领土和人口来说，中国的领海是太小了。世界上的海洋，70%是公海，30%是近海。而中国只占了世界近海区的3%，这与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是很不相称的。 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既要好好利用这一块近海区，又要积极参与公海的竞争。而要达成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要从教育着手，增进全民的海洋意识，发展海洋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要带动国家社会的发展，比如，浙江大学成立浙大海洋中心，就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努力。其次，如今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政府只要做好政策规划，把机会和空间给民众，具有海洋了海洋意识的民众，就会自觉地行动起来。
　　“大陆民间的力量还没有释放出来，我们应该努力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吴京说。
　　
　　“文化一定要有多元性！”
　　
　　吴京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后来先后在台湾地区、美国等地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奔波于大陆、台湾之间，目睹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可喜的现实。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可忧的情况。他说，台湾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奇迹单独行，人文建设没跟进。”大陆也有类似情况。所以现在大陆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文教育。不能说经济建设要快点，人文建设慢慢来。我们的人文建设也要同步跟上。如果我们只顾发展经济，造就了一群格调不高的有钱人，那有什么意思？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方式是不是破坏了自然环境？是不是还败坏了一些社会风气？我们国内是不是还有相当悬殊的贫富不均和城乡差距？这些都需要人文关怀。如果人文社会建设跟不上，治安不好，社会动乱，我们的经济建设很可能最终是一场空。
　　吴京说，文化一定要有多元性，有多元的文化才会有冲击，才会有碰撞的火花，才会产生创造性的东西。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文化思想设计的，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西方的文化总是要强调争第一名，但中华伦理不是这样，它是要求照顾大家的。比如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并不断开。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爱整个人类，这是一体的。吴京还回忆起他在成功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不再喊“将成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而是提倡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这里面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他说，如果我在成功大学也像大家一样整天喊“世界一流”，恐怕我叫累了，成功大学也成不了一流，因为“一流大学”这个口号太空洞了，教员学生也没什么劲。但当我提倡将21所华人大学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以更充分地发挥华人在国际社会的作用时，那种万马奔腾的局面就出现了。
　　吴京感慨地说，中华文明事实上是非常优秀的。到现在为止，其他古国的文明都衰落或消亡了，但中华文明仍在延续。这说明，中华文化里面有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内核，我们千万不能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