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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洛川会议路线指引下，广东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正确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广东党组织在努力发展党员、组织民众抗日团体和创建人民武装力量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的条件下，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功地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英勇抗击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不仅配合全国其它战场的对日作战，而且为抗战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武装基础。
【关键词】 洛川会议；统一战线；广东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了华南抗日游击纵队。这是继八路军、新四军之后的又一支人民武装。为建立这支人民武装，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党组织根据广东的具体条件，进行了不懈的开创性努力。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广东斗争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一、以中共洛川会议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指导方针
七七事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财政、民族、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面主张。在军事战略方面，提出“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动员全民族参战”的重要思想。②《十大纲领》发表后，国民党拒绝承认。
1938年4月，国民党另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日建国纲领》。要求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在军事上， “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③国民党的《抗日建国纲领》虽然同中共的《十大纲领》基本方向一致，但局限性显而易见，它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与其争夺抗战的领导权。
国民党的纲领公布后，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中共中央指出：“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④这一指示，为各地党组织利用当时的政治空间，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推动救亡热潮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战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力依据。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张文彬为书记的广东省委结合实际，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东省委在向党中央的汇报中说：广东的“一切问题的讨论与一切工作的布置，都是按照党的路线去进行，一致拥护党中央路线，坚决的为党中央的路线而斗争”。①同时在执行上级指示过程中，广东省委又坚持了以下原则，“把握总的路线，要灵活运用，不要呆板的执行政治路线”。②这反映了共产党人经历革命斗争磨练后所具备的成熟政治素质。
1938年夏秋，广东省委制定了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时工作初步计划。广东省委指出，各地党组织应把建立抗日自卫团作为中心任务，“提高军事活动，实现‘党内军事化’的口号，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而民众自卫团的工作又是最中心的工作”③。省委估计，党领导抗日武装将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下，组织非公开的由我党领导的地方民众武装与游击队，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必须准备将来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而我们的重点工作“在于真实掌握地方武装的组织基础，和实际领导游击战争干部的培养与安插”。④广东省委的战时工作计划，以中共《十大纲领》的“武装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指导，确定“在华南发展力量和武装力量的方针”，⑤突破了国民党《抗日建国纲领》禁锢的政府片面抗战路线，进而形成了广东抗战的新形势。
二、努力开创广东抗战工作新局面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广东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在广东的各派都表现出进步姿态。这种政治形势为中共党组织开创抗日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以发展党员为第一要务，广泛建立党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牢固组织基础。
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广东掀起抗日高潮。国民党广东当局利用民众爱国热情，控制了发动救亡运动的主导权。中共中央发出指示，鉴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不坚决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要积极争取抗战主动权，使民众救亡运动朝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发展。当时，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力量较为薄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广东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广东的党组织开始重建。
大力发展党员是广东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奠定深厚的组织基础，才能为抗日斗争的发展提供广泛能量，进而把救亡运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1938年4月，经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中共广东省委建立。张文彬任广东省委书记，制定了广东省委的工作总方针：“由点到线到面，使广东现在党的组织成为群众的党，一切以建立党的组织为中心，一切工作以收组织结果为目的。”⑥随后，省委派巡 视员到东江、中山、开平、南路、广宁、北江等地，帮助当地建立、发展党组织。同年8月，广东省委召开会议，提出“发展一万个新党员”、“建立强而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的任务。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广东省委的不懈努力下，广东的党员数量不断增加。至同年10月，加上琼崖地区的5000名党员，全省的党员人数接近1万名，仅广州、香港就拥有党员2500名。⑦
为进一步壮大党的力量，广东省委把组织发展同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在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另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广州，1937年下半年，中共广州市委把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作为工作重点。1938年上半年，广州的群众性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市委加快发展党员工作。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广州市委辖下党员总人数为约100人，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已发展到约400人。新发展的300多名共产党员，都是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随着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党的基层组织也不断地建立和健全。1938年上半年，广州市委辖下支部为16个，到广州沦陷前，已发展为46个。①至1939年底，广东省委已辖有8个特委、特工委，8个中心县委，44个县委，在77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拥有党员1.7万多名。②在大力发展党员的同时，党组织加强了思想建设。1938年5月，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组成教育工作委员会，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同年6月至7月，省委和市委联合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受训一个月。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张文彬等亲自授课。课程有《中共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受训人数共76人。训练班结束后，受训同志多被派到省内各地担任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广州市委又单独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受训人数达280人。③广东党员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为建立抗日武装队伍锻炼了领导干部并培养了战斗骨干。 （二）利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将对上层人物的统战与发动民众救亡运动相结合，以社会抗战团体培训共产党的军事骨干。
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从一部分地方实力派间的局部合作开始。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系历来歧视和排挤地方实力派，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争取到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广东的情形也是如此。
七七事变后，广东出现迅猛的抗战热潮。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以重金收买了粤军主力军长余汉谋，使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下野逃亡，两广军阀联盟瓦解，蒋介石控制了广东。此后，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形。国民党中央系势力的涌入，使以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甚为恐惧，二者之间的貌合神离由此形成。余汉谋等极力争取群众支持，包括联合中共在内各种政治力量，与中央系的势力抗衡。国民党在广东其他派系的头面人物也纷纷表态，赞成统一战线，倡办民众抗日团体，并愿意与共产党合作。1937年8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发布《广东省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和《广东省民众武装五项措施》，表示开放民众运动，允许人民拥有枪支以实行自卫。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发表《宣言》声称：“凡能真诚一致，确为国家独立民族利益而奋斗，将不问其过去之派别如何均愿共披赤诚，相与戮力，发动英勇之民众运动，以适应大规模持久战之需要”④。开放民众运动后，广东各界的民众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地出现，短期内便有60余个抗日救亡团体问世。1938年1月，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成立，标志着广东的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与中共广东省委积极配合，促进广东国民党上层人物向抗战进步的方向发展。推动广东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进步表明，只要正确测出对方的利害关系，选准时机，发动心理攻势，就能达到有效的政治目的。
抗日武装斗争主要以青年为中坚力量，广东党组织把争取青年作为民众运动领导权的重点。1937年12月，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宣告成立。与此同时，中共广州市委派出相当数量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救亡呼声社”和其它青年团体，使它们逐渐成为统战的公开阵地。1938年1月，在共产党员的推动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等8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抗先总队部由上述团体推派代表组成工作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为共产党员。遵照广东省委指示，抗先中的中共党员的活动“均经过统一战线，经过与当局的商量取得合法地位进行，主要不在争取地方党的政治口号而在争取顺利的工作条件，便于隐蔽的组织活动。”①抗先以合法形式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注意青年的特点，团结各阶层青年，以青年运动带动其他民众团体掀起救亡高潮，起了巨大作用。这样，国民党上层人物虽有民众团体领导的虚名，而中共党组织却取得了群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东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阶段。抗先的工作实践说明，中共在广东的力量虽然弱小，但只要政治策略得当，抓住主要矛盾，同样能够打开政通人和的新局面。
抗先队员积极响应中共党组织的号召为抗日武装斗争而进行军事训练。国民党广东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把抗先定位为半军事性的青年团体，适时进行军事训练。抗先队员本着“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利益”的原则，与广大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1938年10月，抗先队员编入国民党第四战区广东民众战时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战时工作队。经过军事训练，抗先队员和进步青年的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为他们后来参加人民抗日游击队做了必要准备。1940年4月，国民党在粤北强行解散了抗先。抗先的许多队员便奔赴敌后民主根据地，直接参加了抗日军事斗争。
广东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民党军训民众团体的机会，为自己培养军事骨干。1938年8月，国民党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举办劳工干部训练班。该班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取学员。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抓住这个机会，派出大量人员参加培训。该班教学的9名教官中，有6人是中共党员。培训班的160名学员中，有20多名中共党员。该班建立中共党支部。在广州沦陷前夕，国民党当局向劳干队发了枪支弹药，并撤退到韶关。在韶关，该队与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广东省委取得联系。随后，许多队员转赴东江和珠江的游击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队②。
由于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方式，中共广东党组织克服种种困难，打开了统战的良好局面。同时，它也为中共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一时间，广东出现了浓厚的抗战气氛，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省城广州的抗日救亡热潮则方兴未艾，成为国统区除武汉外的第二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三）在合法的名义下，有重点地组建由共产党控制的抗战武装团体，为领导武装斗争聚集力量。
七七事变后，广东的局势日益紧张。1937年8月31日，日军战机开始轰炸广州。至1938年10月21日，日机空袭广州900多架次，炸死炸伤广州居民1.4万多人。广东各界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党禁”，开放民主，允许群众自行组织抗战。然而，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动了以广州起义为代表的150余次武装起义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因此，国民党当局虽然作出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但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合法存在，并在内部一再发出通知，严厉防止共产党的活动。这一情况说明，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开明”程度有限。
为坚持中共中央的持久抗战方针，广东党组织把筹建人民武装摆在重要位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处于地下状态的广东党组织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中共地下党组织严格执行白区工作指导原则，在各个抗日团体中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员以普通爱国青年身份出现，不暴露政治身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有利于建立抗日武装团体的“开明”措施。国民党政府颁布抗战纲领后，广东党组织以之作为实施准则，积极组织“合法”民众自卫团。省委指示：“特别注意自卫团武装中的工作，这是头等重要的。”①为团结争取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中共东江地方组织几乎所有区乡都建立了“青年抗日同志会”、“妇女抗敌会”、“统率团”、“壮丁队”和“自卫队”等，数以万计的青年男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局面。 1938年下半年，广东党组织有重点地组建了一些中共控制的抗战武装团体。东莞县处于广州与粤东的海上交通咽喉，早在1936年10月，中共就在东莞建立了党组织。1937年9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成立，负责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3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冬，东莞党组织争取到国民党驻军的支持，举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动员200多名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参加培训。1938年10月，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该队拥有200多人，共产党员王作尧任队长。在宝安县，这一年6月，东莞中心县委派遣党员去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12月，中共党员曾生领导的100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在增城，党组织恢复后，通过统战工作掌握了自卫团干部训练班。9月，增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三区常备队成立，拥有400多人枪，共产党员阮海天任队长。在东江地区组建中共控制的武装团体，为抗日武装斗争首先在广九铁路沿线打响做了充分准备。
珠江三角洲处于广州外围战略要地，广东党组织十分重视发展珠江三角洲和粤中地区的抗日力量。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采用乡警队、更夫队、自卫队的名义，组织了多个武装自卫团，其中在两个区掌握了500支枪。与此同时，开平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掌握了广东民众自卫团第六区统率委员会的政治大队，拥有300人，近100支枪。珠江三角洲和中区的抗战形势有了起色。
琼崖地区同样出现新变化。1938年10月，中共琼崖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琼崖红军余部300多名战士改编为“广东民众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琼崖地区抗日斗争从此有了坚实基础。
在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名义下，中共广东党组织组建抗日自卫团，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以及红军余部接受改编等正义行为，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三、成立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州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广东驻军疏于防守，一触即溃，至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
在广州沦陷前夕，广东党组织首先以东江地区作为发展抗日武装的重点。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党应当把建立武装工作放在议事日程的第一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重心工作区域上是除琼岛外，以东江为第一重要区，中区、南路次之。”②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研究，由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曾生等到惠阳坪山后，于10月30日组建了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由曾生任书记。
中共惠宝工委在惠阳、宝安的抗日武装很快建立起来。1938年12月2日，100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淡水成立，曾生任总队长。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袭击了驻淡水的日军。不久，这支抗日武装发展为200余人，在坪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东莞，日军入侵广东后，东莞中心县委立即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共产党员王作尧任队长。模范壮丁队在榴花塔附近主动出击日军，打响了东莞人民抗日的枪声。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与其它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合并，成立了拥有200多人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大岭山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为了有利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广东党组织努力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争取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的番号。在当时环境下，政治策略与军事力量的增强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正确地运用政治策略，更有利于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为此，广东省委作出指示：“在广东游击战争与力量的建立，必须准备长期在友党统治下积蓄，必须用当局的名义，不暴露面目”①。东江游击队要争取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敌后战场能够起到抗敌作用，二是与国民党友军保持一定的密切合作关系。东江游击队成功做到了上述两点。1938年10月，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后，进攻东莞县石龙，中共组建的东莞壮丁队立即开赴东江河畔的峡口阻击敌人，在战斗中11名队员英勇牺牲。日军占领广州后，回师向广九铁路沿线扫荡。国民党正规军1万余人望风而逃。而曾生领导的游击队则顽强地迎击敌人。战斗之后，东江游击队又把收容的国民党散兵七、八百人送回原属部队，使国民党军甚为满意。国民党东莞县长曾说，如果东莞县府存在于敌后抗战，便不能解散东莞、惠阳的抗日游击队②。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4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正式任命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为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四挺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同年5月，又任命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三挺进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中共领导的增城民众自卫队转入新编大队。从此，这两支人民抗日队伍以国民党军的名义，在东莞县大岭山和宝安县阳台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斗争，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后来的东江纵队主力。
广东党组织在组建东江游击队的同时，又在珠江三角洲改造了一支有影响的民众武装。广州沦陷后，大革命时期失散的中共党员吴勤在南海县组织的抗日义勇队抗击日军，声势日益壮大。1938年11月，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把这支民众武装收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委任吴勤为司令。1939年1月，吴勤主动请求共产党派遣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广东省委由此对这支民众武装进行整编和训练，并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广游二支队逐步清除了不纯洁分子。之后，吴勤的队伍与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委员林锵云领导的顺德游击队合并，改编为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队伍在中山县五桂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后来的珠江纵队主力。
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人民抗日武装不仅在各地不断打击日伪军的“扫荡”，而且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与日伪军、顽军形成对峙局面。至1943年春，斗争局面日益明朗化。同年1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临委的建议，中共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随后，1944年秋，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也在海南岛成立。至1945年1月后，在珠江三角洲、中区、南路、潮汕又先后成立了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和韩江（梅埔）纵队等5支人民抗日武装。广东的7支人民抗日武装统称华南抗日纵队，共拥有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多个县，建立了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1千余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敌斗争中，华南抗日纵队作战3000多次，歼敌2万余人，抗击和牵制了日伪军15万余人③。广东敌后战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敌后战场之一。至此，广东省委光荣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发展华南”，创建人民抗日武装的历史使命。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政党，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有了深刻认识。经过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锤炼，积累了丰富的应变经验。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把全中国人民引上正确的抗战道路。在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广东党组织善于辨别政治方向，根据形势变化，提出合乎实际的方针和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的条件下，广东成功地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南抗日纵队英勇抗击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不仅配合全国其它战场的对日作战，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武装基础。
（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 洛川会议；统一战线；广东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了华南抗日游击纵队。这是继八路军、新四军之后的又一支人民武装。为建立这支人民武装，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党组织根据广东的具体条件，进行了不懈的开创性努力。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广东斗争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一、以中共洛川会议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指导方针
七七事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财政、民族、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全面主张。在军事战略方面，提出“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动员全民族参战”的重要思想。②《十大纲领》发表后，国民党拒绝承认。
1938年4月，国民党另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日建国纲领》。要求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在军事上， “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③国民党的《抗日建国纲领》虽然同中共的《十大纲领》基本方向一致，但局限性显而易见，它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与其争夺抗战的领导权。
国民党的纲领公布后，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中共中央指出：“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④这一指示，为各地党组织利用当时的政治空间，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推动救亡热潮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战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力依据。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张文彬为书记的广东省委结合实际，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东省委在向党中央的汇报中说：广东的“一切问题的讨论与一切工作的布置，都是按照党的路线去进行，一致拥护党中央路线，坚决的为党中央的路线而斗争”。①同时在执行上级指示过程中，广东省委又坚持了以下原则，“把握总的路线，要灵活运用，不要呆板的执行政治路线”。②这反映了共产党人经历革命斗争磨练后所具备的成熟政治素质。
1938年夏秋，广东省委制定了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时工作初步计划。广东省委指出，各地党组织应把建立抗日自卫团作为中心任务，“提高军事活动，实现‘党内军事化’的口号，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而民众自卫团的工作又是最中心的工作”③。省委估计，党领导抗日武装将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下，组织非公开的由我党领导的地方民众武装与游击队，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必须准备将来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而我们的重点工作“在于真实掌握地方武装的组织基础，和实际领导游击战争干部的培养与安插”。④广东省委的战时工作计划，以中共《十大纲领》的“武装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指导，确定“在华南发展力量和武装力量的方针”，⑤突破了国民党《抗日建国纲领》禁锢的政府片面抗战路线，进而形成了广东抗战的新形势。
二、努力开创广东抗战工作新局面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广东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在广东的各派都表现出进步姿态。这种政治形势为中共党组织开创抗日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以发展党员为第一要务，广泛建立党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牢固组织基础。
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广东掀起抗日高潮。国民党广东当局利用民众爱国热情，控制了发动救亡运动的主导权。中共中央发出指示，鉴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不坚决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要积极争取抗战主动权，使民众救亡运动朝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发展。当时，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力量较为薄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广东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广东的党组织开始重建。
大力发展党员是广东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奠定深厚的组织基础，才能为抗日斗争的发展提供广泛能量，进而把救亡运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1938年4月，经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中共广东省委建立。张文彬任广东省委书记，制定了广东省委的工作总方针：“由点到线到面，使广东现在党的组织成为群众的党，一切以建立党的组织为中心，一切工作以收组织结果为目的。”⑥随后，省委派巡 视员到东江、中山、开平、南路、广宁、北江等地，帮助当地建立、发展党组织。同年8月，广东省委召开会议，提出“发展一万个新党员”、“建立强而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的任务。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广东省委的不懈努力下，广东的党员数量不断增加。至同年10月，加上琼崖地区的5000名党员，全省的党员人数接近1万名，仅广州、香港就拥有党员2500名。⑦
为进一步壮大党的力量，广东省委把组织发展同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在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另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广州，1937年下半年，中共广州市委把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作为工作重点。1938年上半年，广州的群众性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市委加快发展党员工作。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广州市委辖下党员总人数为约100人，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已发展到约400人。新发展的300多名共产党员，都是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随着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党的基层组织也不断地建立和健全。1938年上半年，广州市委辖下支部为16个，到广州沦陷前，已发展为46个。①至1939年底，广东省委已辖有8个特委、特工委，8个中心县委，44个县委，在77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拥有党员1.7万多名。②在大力发展党员的同时，党组织加强了思想建设。1938年5月，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组成教育工作委员会，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同年6月至7月，省委和市委联合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受训一个月。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张文彬等亲自授课。课程有《中共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受训人数共76人。训练班结束后，受训同志多被派到省内各地担任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广州市委又单独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受训人数达280人。③广东党员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为建立抗日武装队伍锻炼了领导干部并培养了战斗骨干。 （二）利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将对上层人物的统战与发动民众救亡运动相结合，以社会抗战团体培训共产党的军事骨干。
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从一部分地方实力派间的局部合作开始。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系历来歧视和排挤地方实力派，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争取到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广东的情形也是如此。
七七事变后，广东出现迅猛的抗战热潮。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以重金收买了粤军主力军长余汉谋，使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下野逃亡，两广军阀联盟瓦解，蒋介石控制了广东。此后，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形。国民党中央系势力的涌入，使以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甚为恐惧，二者之间的貌合神离由此形成。余汉谋等极力争取群众支持，包括联合中共在内各种政治力量，与中央系的势力抗衡。国民党在广东其他派系的头面人物也纷纷表态，赞成统一战线，倡办民众抗日团体，并愿意与共产党合作。1937年8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发布《广东省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和《广东省民众武装五项措施》，表示开放民众运动，允许人民拥有枪支以实行自卫。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发表《宣言》声称：“凡能真诚一致，确为国家独立民族利益而奋斗，将不问其过去之派别如何均愿共披赤诚，相与戮力，发动英勇之民众运动，以适应大规模持久战之需要”④。开放民众运动后，广东各界的民众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地出现，短期内便有60余个抗日救亡团体问世。1938年1月，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成立，标志着广东的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与中共广东省委积极配合，促进广东国民党上层人物向抗战进步的方向发展。推动广东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进步表明，只要正确测出对方的利害关系，选准时机，发动心理攻势，就能达到有效的政治目的。
抗日武装斗争主要以青年为中坚力量，广东党组织把争取青年作为民众运动领导权的重点。1937年12月，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宣告成立。与此同时，中共广州市委派出相当数量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救亡呼声社”和其它青年团体，使它们逐渐成为统战的公开阵地。1938年1月，在共产党员的推动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等8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抗先总队部由上述团体推派代表组成工作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为共产党员。遵照广东省委指示，抗先中的中共党员的活动“均经过统一战线，经过与当局的商量取得合法地位进行，主要不在争取地方党的政治口号而在争取顺利的工作条件，便于隐蔽的组织活动。”①抗先以合法形式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注意青年的特点，团结各阶层青年，以青年运动带动其他民众团体掀起救亡高潮，起了巨大作用。这样，国民党上层人物虽有民众团体领导的虚名，而中共党组织却取得了群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东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阶段。抗先的工作实践说明，中共在广东的力量虽然弱小，但只要政治策略得当，抓住主要矛盾，同样能够打开政通人和的新局面。
抗先队员积极响应中共党组织的号召为抗日武装斗争而进行军事训练。国民党广东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把抗先定位为半军事性的青年团体，适时进行军事训练。抗先队员本着“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利益”的原则，与广大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军事训练总队。1938年10月，抗先队员编入国民党第四战区广东民众战时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战时工作队。经过军事训练，抗先队员和进步青年的军事素质明显提高，为他们后来参加人民抗日游击队做了必要准备。1940年4月，国民党在粤北强行解散了抗先。抗先的许多队员便奔赴敌后民主根据地，直接参加了抗日军事斗争。
广东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民党军训民众团体的机会，为自己培养军事骨干。1938年8月，国民党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举办劳工干部训练班。该班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取学员。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抓住这个机会，派出大量人员参加培训。该班教学的9名教官中，有6人是中共党员。培训班的160名学员中，有20多名中共党员。该班建立中共党支部。在广州沦陷前夕，国民党当局向劳干队发了枪支弹药，并撤退到韶关。在韶关，该队与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和广东省委取得联系。随后，许多队员转赴东江和珠江的游击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队②。
由于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方式，中共广东党组织克服种种困难，打开了统战的良好局面。同时，它也为中共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一时间，广东出现了浓厚的抗战气氛，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省城广州的抗日救亡热潮则方兴未艾，成为国统区除武汉外的第二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三）在合法的名义下，有重点地组建由共产党控制的抗战武装团体，为领导武装斗争聚集力量。
七七事变后，广东的局势日益紧张。1937年8月31日，日军战机开始轰炸广州。至1938年10月21日，日机空袭广州900多架次，炸死炸伤广州居民1.4万多人。广东各界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党禁”，开放民主，允许群众自行组织抗战。然而，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动了以广州起义为代表的150余次武装起义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因此，国民党当局虽然作出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但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合法存在，并在内部一再发出通知，严厉防止共产党的活动。这一情况说明，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开明”程度有限。
为坚持中共中央的持久抗战方针，广东党组织把筹建人民武装摆在重要位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处于地下状态的广东党组织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中共地下党组织严格执行白区工作指导原则，在各个抗日团体中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员以普通爱国青年身份出现，不暴露政治身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有利于建立抗日武装团体的“开明”措施。国民党政府颁布抗战纲领后，广东党组织以之作为实施准则，积极组织“合法”民众自卫团。省委指示：“特别注意自卫团武装中的工作，这是头等重要的。”①为团结争取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中共东江地方组织几乎所有区乡都建立了“青年抗日同志会”、“妇女抗敌会”、“统率团”、“壮丁队”和“自卫队”等，数以万计的青年男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局面。 1938年下半年，广东党组织有重点地组建了一些中共控制的抗战武装团体。东莞县处于广州与粤东的海上交通咽喉，早在1936年10月，中共就在东莞建立了党组织。1937年9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成立，负责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3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冬，东莞党组织争取到国民党驻军的支持，举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动员200多名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参加培训。1938年10月，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该队拥有200多人，共产党员王作尧任队长。在宝安县，这一年6月，东莞中心县委派遣党员去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12月，中共党员曾生领导的100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在增城，党组织恢复后，通过统战工作掌握了自卫团干部训练班。9月，增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三区常备队成立，拥有400多人枪，共产党员阮海天任队长。在东江地区组建中共控制的武装团体，为抗日武装斗争首先在广九铁路沿线打响做了充分准备。
珠江三角洲处于广州外围战略要地，广东党组织十分重视发展珠江三角洲和粤中地区的抗日力量。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采用乡警队、更夫队、自卫队的名义，组织了多个武装自卫团，其中在两个区掌握了500支枪。与此同时，开平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掌握了广东民众自卫团第六区统率委员会的政治大队，拥有300人，近100支枪。珠江三角洲和中区的抗战形势有了起色。
琼崖地区同样出现新变化。1938年10月，中共琼崖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琼崖红军余部300多名战士改编为“广东民众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琼崖地区抗日斗争从此有了坚实基础。
在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名义下，中共广东党组织组建抗日自卫团，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以及红军余部接受改编等正义行为，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三、成立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州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广东驻军疏于防守，一触即溃，至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
在广州沦陷前夕，广东党组织首先以东江地区作为发展抗日武装的重点。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党应当把建立武装工作放在议事日程的第一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重心工作区域上是除琼岛外，以东江为第一重要区，中区、南路次之。”②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研究，由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曾生等到惠阳坪山后，于10月30日组建了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由曾生任书记。
中共惠宝工委在惠阳、宝安的抗日武装很快建立起来。1938年12月2日，100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淡水成立，曾生任总队长。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袭击了驻淡水的日军。不久，这支抗日武装发展为200余人，在坪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东莞，日军入侵广东后，东莞中心县委立即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共产党员王作尧任队长。模范壮丁队在榴花塔附近主动出击日军，打响了东莞人民抗日的枪声。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与其它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合并，成立了拥有200多人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大岭山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为了有利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广东党组织努力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争取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的番号。在当时环境下，政治策略与军事力量的增强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正确地运用政治策略，更有利于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为此，广东省委作出指示：“在广东游击战争与力量的建立，必须准备长期在友党统治下积蓄，必须用当局的名义，不暴露面目”①。东江游击队要争取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敌后战场能够起到抗敌作用，二是与国民党友军保持一定的密切合作关系。东江游击队成功做到了上述两点。1938年10月，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后，进攻东莞县石龙，中共组建的东莞壮丁队立即开赴东江河畔的峡口阻击敌人，在战斗中11名队员英勇牺牲。日军占领广州后，回师向广九铁路沿线扫荡。国民党正规军1万余人望风而逃。而曾生领导的游击队则顽强地迎击敌人。战斗之后，东江游击队又把收容的国民党散兵七、八百人送回原属部队，使国民党军甚为满意。国民党东莞县长曾说，如果东莞县府存在于敌后抗战，便不能解散东莞、惠阳的抗日游击队②。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4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正式任命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为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四挺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同年5月，又任命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三挺进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中共领导的增城民众自卫队转入新编大队。从此，这两支人民抗日队伍以国民党军的名义，在东莞县大岭山和宝安县阳台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斗争，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后来的东江纵队主力。
广东党组织在组建东江游击队的同时，又在珠江三角洲改造了一支有影响的民众武装。广州沦陷后，大革命时期失散的中共党员吴勤在南海县组织的抗日义勇队抗击日军，声势日益壮大。1938年11月，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把这支民众武装收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委任吴勤为司令。1939年1月，吴勤主动请求共产党派遣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广东省委由此对这支民众武装进行整编和训练，并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广游二支队逐步清除了不纯洁分子。之后，吴勤的队伍与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委员林锵云领导的顺德游击队合并，改编为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队伍在中山县五桂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后来的珠江纵队主力。
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人民抗日武装不仅在各地不断打击日伪军的“扫荡”，而且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与日伪军、顽军形成对峙局面。至1943年春，斗争局面日益明朗化。同年1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临委的建议，中共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随后，1944年秋，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也在海南岛成立。至1945年1月后，在珠江三角洲、中区、南路、潮汕又先后成立了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和韩江（梅埔）纵队等5支人民抗日武装。广东的7支人民抗日武装统称华南抗日纵队，共拥有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多个县，建立了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1千余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敌斗争中，华南抗日纵队作战3000多次，歼敌2万余人，抗击和牵制了日伪军15万余人③。广东敌后战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敌后战场之一。至此，广东省委光荣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发展华南”，创建人民抗日武装的历史使命。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政党，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有了深刻认识。经过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锤炼，积累了丰富的应变经验。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把全中国人民引上正确的抗战道路。在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广东党组织善于辨别政治方向，根据形势变化，提出合乎实际的方针和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的条件下，广东成功地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南抗日纵队英勇抗击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不仅配合全国其它战场的对日作战，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武装基础。
（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