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曾“三起三落”，寇准却是“五起五落”。使北宋名臣寇准“落而再起”的人中，王旦也是很得力的一个。就在毕士安力荐寇准十年之后，即大中祥符七年，因为王旦的推荐，已经罢相八年的寇准聘任枢密使。关于王旦与寇准，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王旦与寇准分别为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长官。王旦常在宋真宗面前称善寇准，寇准却有数次说到王旦的不是。宋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善，彼专谈卿恶。”如果没有一定的肚量，王旦或许会愤然作色，不说寇准“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至少也会对寇准从此怀有戒心。然而，王旦却认为寇准说他的不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对宋真宗说：“臣在位久，政事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
　　中书省和枢密院互送公事，并有一定的“格”。一次，中书省送枢密院的公事违“格”，寇准向皇帝反映了，于是，王旦受到指责，堂吏也一概受罚;过了不久，枢密院送中书省的公事亦违“格”，中书省堂吏以为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欣然将它上呈王旦，王旦却只是叫他们送还给枢密院。
　　大中祥符八年，寇准因为得罪了宠臣林特而再次罢相。他托求王旦，希望担任使相（即节度使兼同平章事），王旦于是勃然作色，说：“将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也。”不久后，寇准却被宋真宗任命为使相，他入见叩谢，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没想到宋真宗告诉寇准，这是王旦的主张。寇准于是自叹不如王旦。
　　寇准被说为“好刚使气”，主要是因为他“忘身殉国，秉道疾邪”，这自然应当有像毕士安这样的人为之辩诬。但其中似也有过分好强、好胜的成分。对他的毛病，其实王旦看得很清楚的。“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这番话，是他对宋真宗说的，他用的是激将法，其言下之意，你要是容忍不了寇准的这一缺点，就称不上是至仁之主。实际上，王旦也正是以“至仁”的胸怀宽容寇准。在以上说的三例中，前两例寇准对王旦不恭，却毕竟是公事公办，王旦并不介意。最后一例，分明是寇准私通关节伸手要官了，但在王旦看来，为求使相而私通关节的做法固然不对，他义正詞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以寇准之才出任使相却并不过分，于是他又背着寇准向皇帝提出这一建议。如此大度，非“至仁”如王旦者，怕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王旦的大度包容臻于极致，却也依然有其边界。王旦临终前，与宋真宗有一番对话。宋真宗问：“卿万一有不讳，朕以天下付谁乎？”王旦说：“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择之。”宋真宗再问，王旦就直言相告了：“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宋真宗说：“准性刚褊，更思其次。”王旦于是回答说：“他人臣所不知也。”宋真宗或许是要王旦推举王钦若的，王旦却不肯松口，可见，王旦的大度，不是没有原则的“容天下难容之事”，他只是从大局着眼，不想让天下落入王钦若一类小人之手。
　　（冯兴芳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