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的关键期，此时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开始有所建树，文学风格也表现出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点。这一时期开始被文人骚客频繁使用的“文笔”概念，便是一个重要标签。下文，就分别论述“文笔”的缘起与源流，以及“文笔”的几种区分方法。
　　
　　一、缘起与源流
　　
　　大概在两汉时代，文学就已经开始酝酿而分化为两种趋势。我们大抵可以把从西汉的司马迁、贾谊、晁错、桓宽、扬雄到东汉的桓谭、王充、王符等人看作一派，把从西汉的枚乘、刘向、司马相如到东汉的班固、张衡、蔡邕等人看作一派。在文学创作上，前者主史、论，质朴纵横；后者主赋、骚，精雅深密。
　　只不过两汉之际，文学之作，多附于经学之下，尚不能自振羽翼，独享天光。因此所谓两派文学，仅就方便说明而言之，实则终两汉之世，文学风格之区别只在一定程度之内。
　　但不管怎么说，两汉文学已经为魏晋南北文学作了准备，尤其是三国时期，承续两汉遗风，又于“精雅深密”一路别开新果，为“文笔”之说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大抵魏晋南北时代，“文笔”观念开始明确形成并被普遍接受，如范晔、刘勰、萧绎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论述。概括地说，在魏晋南北时代，文笔就“韵律”而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又可就“体式”而分：诗、赋为文、它如箴、铭、颂、赞、论、难等为笔。
　　到了隋唐，文笔的区分与对立仍被沿用，只不过已经明白坦露地以诗称文、诗笔对立了。如杜甫“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杜诗韩笔愁来读”等，明确以诗笔相对，与魏晋以诗赋纳于“文”远相呼应。至两宋，“诗笔”相对却发生戏剧性的演变。本来在魏晋与笔对立的文，这次被用来代替笔，与诗相对了。如唐庚谓“作文当学习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李格非谓“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足证文以代笔，已经失去原义。
　　殆及后世，文笔并称，并不专门针对某类文学体式，其涵义转移到了创作技法和水平上，“文笔”也就成了品评文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名词。
　　
　　二、文笔之分
　　
　　魏晋南北各朝，关于“文笔”，典型的说法如下：
　　范晔《与诸甥侄书》：“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异，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范晔关于文笔之说，并不详尽。从这一段引文大致可以看出，“拘韵”与否，是分别“文”、“笔”的关键所在。
　　颜延之：“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长子竣为孝武造书檄。元凶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造?延之曰：竣之笔也。”
　　这一段史料提供的信息比范晔更进一步，文、笔分别言之，并把“檄”归入“笔”，更暗含了笔“不拘韵“的特点。
　　萧绎：“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纹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刘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所谓“今之常言”，代表了刘勰所处齐梁时代一般认识，即明确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
　　
　　三、总论
　　
　　综合上述，则关于文、笔的区分途径，至少有三：
　　质直与精雅。此一则就字句风格而论，质直简劲者为笔，静雅深密者为文。
　　如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柑忖度，每用耿耿。”
　　曹植《白马篇》：“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不韵与藻韵。此一则就声律而言，不韵为笔，藻韵为文。
　　如嵇康《声无哀乐论》：“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
　　阮籍《清思赋》：“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振成池于南口之罔，鬼神其幽，而夔牙不闻其章。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翻于洪西之旁，林石之陨从，而瑶台不照其光。”
　　平实与情采。此一则就情感而论，平实妥切为笔，情采外露为文。
　　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
　　王粲《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揽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