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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存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同样也存在着对失地社区组织的需求和供给，从社区组织供需视角研究失地农民的福利感知，提出了失地农民社区政治基础决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观点。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区组织供需 福利感知 政治基础
一、引言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不断建设，三亚农用耕地通过征收或征用变成城镇建设用地，旅游开发建设的数量不断增加，速度不断加快，三亚市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以村社为单位，依然整体居住在一个社区中，但他们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而是变成其他雇主的雇员、个体经商为主的谋生手段。海南省失地农民顺利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了现代化转变的社区组织，社区组织是否有生命力，取决于社区组织的供给，是否满足了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本文基于对三亚H村失地农民的调查，剖析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并分析他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再此基础上构建他们对福利的自身感受，试图发现社区组织建设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的建议。
二、社区组织供需问卷设计
（一）社区组织需求问题
通过设置如下问题，了解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
D1你认为社区居民是否需要社区公共服务？
D2您希望社区组织能解决哪些问题？
D3如果今后社区进行改造，作为居民，您最关注的问题是？
D4据您所知，您所在社区组织主要有哪些财产？
D5您所在社区组织有无不良债务？今后如何解决？
D6当您遇到社区干部的违法行为，您一般采取什么态度？
D7当您遇到社区干部对您不公正的待遇时，您会怎样解决？
D8您最想选谁当社区领导？
D9您对社区领导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其中，D4、D5调查失地农民的经济需求，D1、D2、D3调查失地农民对社会服务、保障的需求，D8、D9调查失地农民对其领导人特征的需求，D6、D7调查失地农民对正义和公平的需求。
（二）社区组织供给问题
S1您觉得在现在的社区居住有哪些不便？
S2您所在社区组织对于本社区内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发生困难而无力自救的贫困成员是否提供了一定救助？
S3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组织为发展集体经济而收取一定的社区企业收益、公共设施使用费、宅基地使用费等费用，采取下列哪种决策方式最公平合理？
S4您认为社区代表委员会行使集体经济职能的效果如何？
S5社区的问题是不是都是由社区委员会说的算？
S6您觉得您对社区的重大事务有决策参与权吗？
S7您觉得社区群众对社区干部的监督效果如何？
S8你们社区的社区干部通常以何种方式来决定村里的重大事情？
S9您认为社区什么样的人在担任村干部？
其中S1、S2调查社区组织对社会服务、保障的供给，S3、S4调查社区组织对经济需求的供给，S5、S6、S7、S8调查社区组织对正义、公平的供给，S9调查社区组织在领导人特征上的供给。
三、社区组织供需的调查结果
（一）社区组织需求调查结果
D1很显然，失地农民对社区公共服务是有需求的，95%的被调查者选择需要，这是农民市民化意识形成的体现，当然，也是他们对解决现实困难的诉求。
D2失地农民希望社区组织解决的问题集中在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68%的被调查者选择“为改善文化、教育、环境卫生设施提供资金”，63%的被调查者选择“为加强道路、水利、饮用水等公益事业建设提供资金”，选择“为居民的个体经营提供良好服务”和“在本地为集体成员提供就业机”，各占17%，选择“适当补贴社区弱势人员（老人、青少年助学）”和“为集体成员提供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失业等）资金”，各占12%。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关注生存的同时，也关注发展问题，然而他们的社会保障要求以及并不强烈，是中国传统农民坚韧性格、靠人不如靠己的生活哲学的体现。
D3对于社区改造，失地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安置补偿标准、房屋拆迁后的生活来源、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D4对于失地农民关注的集体资产问题的调查显示，集体资产主要为土地、房屋建筑物，无企业财产或股权，然而这一问题引起笔者注意的是，59%的失地农民不清楚集体资产情况，这反映出失地农民知情权的缺失。
D5对于社区组织不良债务问题的回答，93%的失地农民表示不清楚，这和第4题如出一辙，认证了失地农民知情权的缺失。
D6对于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态度，被调查失地农民显示出一种扭曲的需求——6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维护公平和正义，殊不知，对破坏公平和正义的行为的沉默，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道德生态会因此恶化，且不可逆转。
D7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调查失地农民面对个人被不公正对待的反映时，我们发现，只有13%的失地农民通过组织渠道或法律途径来维权，49%的失地农民忍受。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D6显示的失地农民漠视正义和公平受到侵害的表现了，正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D8失地农民偏好什么样性质的领导人，直接影响了失地社区的发展观和发展路径。尽管，中国广大农村亲族庞大、部分农村存在贿选，但是对其答案惊人的一致，100%的被调查者选择“有本事的，能把整个村带好的”，这也是失地农民朴素的福利观的表现。然而，笔者并没有对被调查者所理解的“本事”继续追问，因此不能判断当地失地农民的领导人特征需求是否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9对于“您对社区领导的最大期望是什么”，有98%被调查者选择“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符合被调查者对D8的回答，71%被调查者选择“办事公道、不贪不占，清正廉洁”，显然和被调查者对D6、D7的回答所显示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扭曲需求相悖，换句话说，被调查者显示出不同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偏好，反映出群众对领导个人品质的高于群众的期望，抑或道德膜拜。然而，只有22%被调查者选择“真正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凸显基層党组织对党的宗旨贯彻力度不够，不能将三个自信贯彻到日常工作中。 （二）社区组织供给调查结果
S1对“您觉得在现在的社区居住有哪些不便”的回答比较分散，其中44%的被调查者认为“买菜、购物不便”，27%认为“交通不便”，22%认为“就业不便”，10%认为“社区管理不善”。令笔者费解的，一是没有被调查者认为子女“入学不便”，而笔者观察到的事实是，尽管H村内设有小学，但是距离该村最近的中学，位于5公里以外；二是32%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不便”。如果说对于“交通不便”的选择，也隐含了“子女入学不便”的表述，那么解释“没有不便”，只能从失地农民还未改变生活习惯，还游离在城市生活之外，尽管三亚已经实现户籍市民化，然而H村周边地区尚未形成产业圈、商业圈，遑论文化圈。
S2对于“您所在社区组织对于本社区内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发生困难而无力自救的贫困成员是否提供了一定救助”的回答是一致的，全部给出了肯定答案，失地农民享有底线保障，这也是令笔者欣慰的。
S3对于“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组织为发展集体经济而收取一定的社区企业收益、公共设施使用费、宅基地使用费等费用，采取下列哪种决策方式最公平合理”，85%选择“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或集体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笔者之所以将此问题纳入社区组织供给问题，是基于人民代表制度是我国政治生活优越性的体现，各级组织对其宣传比较到位，贯彻比较有力，因此，除非该种制度被严重破坏，否则我们将其视为一项制度供给，而85%这一频率，只有和其它样本地区比较，才会有强度方面的意义，笔者将基于其它问题的显示出的调查样本的特征，结合本问题的调查结果，来分析H村失地农民社区组织的供给是否满足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
S4 68%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代表委员会行使集体经济职能的效果一般，这显示出社区组织对社区居民经济需求供给不足。
S5 12%认为社区的问题都是由社区委员会说的算，46%认为多数情况是，这一比例超过了认为社区问题不是都由社区委员说的算的比例，笔者认为，本题调查结果显示S3中的85%并不显示社区组织对失地农民经济需求供给的强度，因为，人民代表制在该村显示较弱。
S6 44%的被调查者对于“您觉得您对社区的重大事务有决策参与权吗”选择了负面选择——较小、极小，远超超过了给出正面选择的17%——很大、较大，这又认证了人民代表制度在该村显示较弱。
S7 73%的被调查者对于“您觉得社区群众对社区干部的监督效果如何”给出了负面选择——较小、极小，是正面评价——很大、较大——的三倍。
S8 41%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主任或书记决定村里大事”，超过了“社区干部共同决定”的24%，也超过了“召开社区居民大会讨论决定”的34%。
S9 9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头脑的”在担任村干部，3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威望的”在担任村干部，然而只有12%认为“党员”在担任村干部，这一比例甚至比17%的“有钱人”还低。
四、社区组织供需视角下的失地农民福利感知
只有7%的被调查者正规就业，而78%非正规就业，15%创业，还有20%还在经营农业；“缺乏技术”和“文化水平低”排在就业困难原因的前两位，占78%和66%。17%的被调查者全家月总收入在1500元以下，10%在1500～2500元，51%在2500～3500元，22%在3500～5000元。
生活满意度的分布如图1所示：
■
图1 生活满意度分布
根据调查结果，笔者认为，H村的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经济需求由于社区组织的正义和公平供给严重不足而没有得到满足，而他们对正义和公平的需求是无奈的和扭曲的，一方面是由来已久的（相对于村干部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素质和教育的缺失，导致其尚未形成对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两方面是交互作用，并加剧了各自程度；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领导人特征的需求囿于较低的福利状况，处于较低的层次，即仅仅希望领导人带他们富起来，领导人特征的供给则较符合其需求。而在社区服务、保障方面的需求得到了底线上的供给，当然对其供给受经济供给、领导人特征供给、正义和公平供给的综合影响。
而H村失地农民自身的福利感知处于较低水平，浅层原因在于文化低、缺乏技术引起的就业困难。然而，失地农民不是与环境割裂的，他们生活在失地社区中，对社区组织有需求，其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其需求如何被引导成为理性需求，是社区组织发挥功能的体现，社区组织的供给既可以满足对其需求，又可以引导对其需求。
五、结语
从社区组织供需视角研究失地农民的福利的政策意义是，社区组织的政治基础决定了社区组织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进而提高失地农民的福利。首先，社区组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社区组织的干部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社區组织必须保障居民的参政议政权权和监督权，将权利暴露于阳光之下；其次，引导居民学法、懂法、守法、敬法；再者，构建学习型社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文化水平，培育职业技能，以成年人就业保障青少年人就学，以青少年就学夯实社区永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星宇，林茂松，赵伦.失地农民社区治理中自治制度变迁分析[J].农业经济.2009（10）.
[2]汪萍.发展视角下聚居型失地农民社区建设问题探讨[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基金项目：海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Hjsk2011-79）、海南省社科联一般项目（HNSK（Z）12-19）、三亚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SYSK14-02）。
作者简介：刘翔宇（1977-），辽宁大连人，三亚学院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三农问题；陈曦（1969-），黑龙江哈尔滨人，三亚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区组织供需 福利感知 政治基础
一、引言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不断建设，三亚农用耕地通过征收或征用变成城镇建设用地，旅游开发建设的数量不断增加，速度不断加快，三亚市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以村社为单位，依然整体居住在一个社区中，但他们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而是变成其他雇主的雇员、个体经商为主的谋生手段。海南省失地农民顺利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了现代化转变的社区组织，社区组织是否有生命力，取决于社区组织的供给，是否满足了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本文基于对三亚H村失地农民的调查，剖析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并分析他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再此基础上构建他们对福利的自身感受，试图发现社区组织建设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的建议。
二、社区组织供需问卷设计
（一）社区组织需求问题
通过设置如下问题，了解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
D1你认为社区居民是否需要社区公共服务？
D2您希望社区组织能解决哪些问题？
D3如果今后社区进行改造，作为居民，您最关注的问题是？
D4据您所知，您所在社区组织主要有哪些财产？
D5您所在社区组织有无不良债务？今后如何解决？
D6当您遇到社区干部的违法行为，您一般采取什么态度？
D7当您遇到社区干部对您不公正的待遇时，您会怎样解决？
D8您最想选谁当社区领导？
D9您对社区领导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其中，D4、D5调查失地农民的经济需求，D1、D2、D3调查失地农民对社会服务、保障的需求，D8、D9调查失地农民对其领导人特征的需求，D6、D7调查失地农民对正义和公平的需求。
（二）社区组织供给问题
S1您觉得在现在的社区居住有哪些不便？
S2您所在社区组织对于本社区内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发生困难而无力自救的贫困成员是否提供了一定救助？
S3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组织为发展集体经济而收取一定的社区企业收益、公共设施使用费、宅基地使用费等费用，采取下列哪种决策方式最公平合理？
S4您认为社区代表委员会行使集体经济职能的效果如何？
S5社区的问题是不是都是由社区委员会说的算？
S6您觉得您对社区的重大事务有决策参与权吗？
S7您觉得社区群众对社区干部的监督效果如何？
S8你们社区的社区干部通常以何种方式来决定村里的重大事情？
S9您认为社区什么样的人在担任村干部？
其中S1、S2调查社区组织对社会服务、保障的供给，S3、S4调查社区组织对经济需求的供给，S5、S6、S7、S8调查社区组织对正义、公平的供给，S9调查社区组织在领导人特征上的供给。
三、社区组织供需的调查结果
（一）社区组织需求调查结果
D1很显然，失地农民对社区公共服务是有需求的，95%的被调查者选择需要，这是农民市民化意识形成的体现，当然，也是他们对解决现实困难的诉求。
D2失地农民希望社区组织解决的问题集中在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68%的被调查者选择“为改善文化、教育、环境卫生设施提供资金”，63%的被调查者选择“为加强道路、水利、饮用水等公益事业建设提供资金”，选择“为居民的个体经营提供良好服务”和“在本地为集体成员提供就业机”，各占17%，选择“适当补贴社区弱势人员（老人、青少年助学）”和“为集体成员提供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失业等）资金”，各占12%。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关注生存的同时，也关注发展问题，然而他们的社会保障要求以及并不强烈，是中国传统农民坚韧性格、靠人不如靠己的生活哲学的体现。
D3对于社区改造，失地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安置补偿标准、房屋拆迁后的生活来源、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D4对于失地农民关注的集体资产问题的调查显示，集体资产主要为土地、房屋建筑物，无企业财产或股权，然而这一问题引起笔者注意的是，59%的失地农民不清楚集体资产情况，这反映出失地农民知情权的缺失。
D5对于社区组织不良债务问题的回答，93%的失地农民表示不清楚，这和第4题如出一辙，认证了失地农民知情权的缺失。
D6对于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态度，被调查失地农民显示出一种扭曲的需求——6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维护公平和正义，殊不知，对破坏公平和正义的行为的沉默，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道德生态会因此恶化，且不可逆转。
D7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调查失地农民面对个人被不公正对待的反映时，我们发现，只有13%的失地农民通过组织渠道或法律途径来维权，49%的失地农民忍受。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D6显示的失地农民漠视正义和公平受到侵害的表现了，正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D8失地农民偏好什么样性质的领导人，直接影响了失地社区的发展观和发展路径。尽管，中国广大农村亲族庞大、部分农村存在贿选，但是对其答案惊人的一致，100%的被调查者选择“有本事的，能把整个村带好的”，这也是失地农民朴素的福利观的表现。然而，笔者并没有对被调查者所理解的“本事”继续追问，因此不能判断当地失地农民的领导人特征需求是否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9对于“您对社区领导的最大期望是什么”，有98%被调查者选择“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符合被调查者对D8的回答，71%被调查者选择“办事公道、不贪不占，清正廉洁”，显然和被调查者对D6、D7的回答所显示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扭曲需求相悖，换句话说，被调查者显示出不同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偏好，反映出群众对领导个人品质的高于群众的期望，抑或道德膜拜。然而，只有22%被调查者选择“真正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凸显基層党组织对党的宗旨贯彻力度不够，不能将三个自信贯彻到日常工作中。 （二）社区组织供给调查结果
S1对“您觉得在现在的社区居住有哪些不便”的回答比较分散，其中44%的被调查者认为“买菜、购物不便”，27%认为“交通不便”，22%认为“就业不便”，10%认为“社区管理不善”。令笔者费解的，一是没有被调查者认为子女“入学不便”，而笔者观察到的事实是，尽管H村内设有小学，但是距离该村最近的中学，位于5公里以外；二是32%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不便”。如果说对于“交通不便”的选择，也隐含了“子女入学不便”的表述，那么解释“没有不便”，只能从失地农民还未改变生活习惯，还游离在城市生活之外，尽管三亚已经实现户籍市民化，然而H村周边地区尚未形成产业圈、商业圈，遑论文化圈。
S2对于“您所在社区组织对于本社区内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等发生困难而无力自救的贫困成员是否提供了一定救助”的回答是一致的，全部给出了肯定答案，失地农民享有底线保障，这也是令笔者欣慰的。
S3对于“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组织为发展集体经济而收取一定的社区企业收益、公共设施使用费、宅基地使用费等费用，采取下列哪种决策方式最公平合理”，85%选择“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或集体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笔者之所以将此问题纳入社区组织供给问题，是基于人民代表制度是我国政治生活优越性的体现，各级组织对其宣传比较到位，贯彻比较有力，因此，除非该种制度被严重破坏，否则我们将其视为一项制度供给，而85%这一频率，只有和其它样本地区比较，才会有强度方面的意义，笔者将基于其它问题的显示出的调查样本的特征，结合本问题的调查结果，来分析H村失地农民社区组织的供给是否满足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需求。
S4 68%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代表委员会行使集体经济职能的效果一般，这显示出社区组织对社区居民经济需求供给不足。
S5 12%认为社区的问题都是由社区委员会说的算，46%认为多数情况是，这一比例超过了认为社区问题不是都由社区委员说的算的比例，笔者认为，本题调查结果显示S3中的85%并不显示社区组织对失地农民经济需求供给的强度，因为，人民代表制在该村显示较弱。
S6 44%的被调查者对于“您觉得您对社区的重大事务有决策参与权吗”选择了负面选择——较小、极小，远超超过了给出正面选择的17%——很大、较大，这又认证了人民代表制度在该村显示较弱。
S7 73%的被调查者对于“您觉得社区群众对社区干部的监督效果如何”给出了负面选择——较小、极小，是正面评价——很大、较大——的三倍。
S8 41%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主任或书记决定村里大事”，超过了“社区干部共同决定”的24%，也超过了“召开社区居民大会讨论决定”的34%。
S9 9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头脑的”在担任村干部，3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威望的”在担任村干部，然而只有12%认为“党员”在担任村干部，这一比例甚至比17%的“有钱人”还低。
四、社区组织供需视角下的失地农民福利感知
只有7%的被调查者正规就业，而78%非正规就业，15%创业，还有20%还在经营农业；“缺乏技术”和“文化水平低”排在就业困难原因的前两位，占78%和66%。17%的被调查者全家月总收入在1500元以下，10%在1500～2500元，51%在2500～3500元，22%在3500～5000元。
生活满意度的分布如图1所示：
■
图1 生活满意度分布
根据调查结果，笔者认为，H村的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的经济需求由于社区组织的正义和公平供给严重不足而没有得到满足，而他们对正义和公平的需求是无奈的和扭曲的，一方面是由来已久的（相对于村干部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素质和教育的缺失，导致其尚未形成对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两方面是交互作用，并加剧了各自程度；失地农民对社区组织领导人特征的需求囿于较低的福利状况，处于较低的层次，即仅仅希望领导人带他们富起来，领导人特征的供给则较符合其需求。而在社区服务、保障方面的需求得到了底线上的供给，当然对其供给受经济供给、领导人特征供给、正义和公平供给的综合影响。
而H村失地农民自身的福利感知处于较低水平，浅层原因在于文化低、缺乏技术引起的就业困难。然而，失地农民不是与环境割裂的，他们生活在失地社区中，对社区组织有需求，其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其需求如何被引导成为理性需求，是社区组织发挥功能的体现，社区组织的供给既可以满足对其需求，又可以引导对其需求。
五、结语
从社区组织供需视角研究失地农民的福利的政策意义是，社区组织的政治基础决定了社区组织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进而提高失地农民的福利。首先，社区组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社区组织的干部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社區组织必须保障居民的参政议政权权和监督权，将权利暴露于阳光之下；其次，引导居民学法、懂法、守法、敬法；再者，构建学习型社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文化水平，培育职业技能，以成年人就业保障青少年人就学，以青少年就学夯实社区永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星宇，林茂松，赵伦.失地农民社区治理中自治制度变迁分析[J].农业经济.2009（10）.
[2]汪萍.发展视角下聚居型失地农民社区建设问题探讨[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基金项目：海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Hjsk2011-79）、海南省社科联一般项目（HNSK（Z）12-19）、三亚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SYSK14-02）。
作者简介：刘翔宇（1977-），辽宁大连人，三亚学院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三农问题；陈曦（1969-），黑龙江哈尔滨人，三亚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