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旅游乡村的人才振兴除了关注本土人才在地发展和旅游劳动力回流之外，不可忽视另一个重要群体——旅游精英移民。随着“逆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兴起，以及乡村旅游所带来的广泛的市场前景，乡村逐渐吸引了一批从城向乡迁徙、定居的旅游移民，其中携带着超乎普通村民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个体可被称之为旅游精英移民。他们较一般旅游移民拥有更多的资本量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新时代乡村旅游“新乡贤”的构成部分6。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在迁入地可能扮演着知识传递者、创业示范者、集体行动领导者，甚至是社区融合者的多重角色，为乡村旅游振兴提供人才助力。对乡村旅游地而言，如何让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地方，激发人才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积极效用是关键所在。
　　旅游移民的社会适应和融合是对该群体开展研究的主要方向，面临迁入地陌生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处于弱势地位的旅游移民群体，尤其是处在底层岗位的旅游劳工移民融入具有“被动”性，讨论制约其融入过程的制度性因素和个体能力影响，关乎社会人文关怀和地方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反，旅游精英移民因其在群体中的“精英性”天然被打上优越的身份标签，往往容易陷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理所应当有绝对主动性和个体能动性的想象中。事实上，旅游精英移民在迁入乡村旅游地时，在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能动性之外，更要关注到迁入地复杂的乡土关系特征和动态的时空情境对其地方融入和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
　　中国传统乡村是以亲缘、地缘等强关系连带而成的熟人社会，呈现着“人情回报”、信任、情感、义务特征的社会关系形态1。但因地域文化环境差异，且伴随着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分化和现代诸多因素的切割，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复杂的人地关系特征，强关系的乡土社会，也逐渐出现了联系松散的“半熟人社会”2，甚至由于大量人口外流而呈现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3。旅游精英移民在迁入不同的乡村时，面临着因社群结构和圈层关系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融入特征和困境。
　　强连带（strong-tie）型乡村，村落社群内部人际关系紧密，个体间彼此交叉互动频繁，信息与资源流動快，社群内部有较好的互助互惠行为，并形成较为稳固的关系运作规则。此类乡村常见于由血缘姻亲而形成的宗族共同体，以及由共同信仰文化维系的民族共同体。强连带型乡村，有利于村集体行动产生、提供社区公共品;但稳定紧密的内部社群关系网络，也容易造成一定的内部抱团、排斥异己的问题。旅游精英移民在迁入强连带型乡村时，容易因其“关系外人”的身份而难以融入，形成区隔于当地人的平行世界，以至于精英所携带的知识、资本难以有效地进入乡村社会网络中实现资源的流通和效用叠加，无法转化为村民集体福利。
　　笔者所追踪的三亚回族村，是典型的民族共同体社群，叠加长期的内部联姻形成强连带型关系社会。因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三亚回族村成了旅游过冬胜地，每年10月至次年3月迁入的旅游移民高达两万多人，人数远超当地村民，部分旅游移民在回族村内部购置房产，形成长期固定往返的迁移模式4，其中不乏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拥有高经济资本的企业家等旅游精英移民。尽管不少旅游移民群体具有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但在当地仍面临着融而不深、融而难合的问题，旅游移民与当地村民存在着明显的交往区隔。部分旅游精英移民在本地开展投资需依托当地村民经营;而对当地公务事务治理参与也必须借助地方传统权威发声。究其根本，强连带关系社会长期形成一套严密的人际沟通方式和运作逻辑，能真正影响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必须是嵌入在本土关系社会网中，熟悉地方人际交往规则，能充分调动本土关系而发挥影响的精英，这种精英影响力也被称为“本土型影响力”（local influential）5。
　　弱连带（weak-tie）型乡村，村落社群内部人际关系松散，村民间缺乏紧密的合作、互惠和人情往来，乡村集体由原子化的村民个体或稀疏的小圈子组成，大部分村民对村集体公共事务缺乏关注，集体行动产生困难。弱连带型乡村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中愈来愈多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归宿，这也为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全面振兴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旅游精英移民而言，弱连带型乡村既是融入地方的挑战，也可以是个人施展才能的机遇。
　　弱连带型乡村存在形式多样，最极端的表现是完全空心村或原子化，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村中所剩人口寥寥无几，并几乎为老人小孩等缺乏集体活动参与能力的群体。比如四川阿坝州黑水县的西苏瓜子村，全村户籍数为89户、户籍人口312人，现常住人口不到20人，基本为老人和若干村干部，呈现出完全空心化态势。此类型的乡村，因其过度松散的社会联系和弱集体行动力，导致外部信息、知识和资源难以在社区内部贯通整合。旅游精英移民与本地村民沟通成本高、知识传递难度大，旅游精英移民更倾向于不融不合，进而构筑移民内部的同质交往空间，在迁入地形成“旅游飞地”。
　　当然，也有普通的弱连带型乡村为旅游精英移民提供合适的社会融入与发挥集体效用的空间。笔者调研过的四川成都明月村，是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村落，2005年由3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民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形态，加上不少年轻人外出就业，全村呈现人口分布密度低、人际关系较为松散、村民互动弱的基本社会特征。明月村在文旅项目打造发展过程中，依托政府力量引入了近百位旅游精英移民，囊括了艺术家、设计师、教育家和民宿企业家等。旅游精英移民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外部社会资本，与村中的部分能人、志趣相投的村民等逐渐构建起经济合作圈、趣缘交往圈等，并通过公共空间重构、地缘联动等实现圈子的嵌套外扩，强化内部的交流、合作和互惠，最终实现社群社会资本的提升。在此类乡村中，旅游精英移民是选择性与发展性融入，早期通过与本地能人和志同道合者合作，构建圈子加大在村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并随着交往圈的扩大逐渐串连起与普通村民的交往联系。在弱连带型乡村中，旅游精英移民主要依赖自身所熟知的事务而发挥影响，他们比较不关心关系的数量，而更注重志趣相投的关系质量，这种精英影响力也被称为“普世型影响力”（cosmopolitan influential）1。
　　旅游精英移民在乡村旅游地的融入与影响也是随着迁入时间和过程反馈而发生变迁的。他们融入迁入地并参与公共事务，往往受到自身的生活逻辑、经济回报或是社会激励的驱动，但其付出若没有获得相应的反馈和社会认同将难以持续。比如，四川成都明月村案例中的某一旅游精英移民，早期致力于发起社区儿童自然环境教育集体活动，但由于村民对活动的不理解，该精英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激励从而逐渐回归到对社区公共事务“事不关己”的状态。相反，因受到认同和信任的精英，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地交往圈的同时更主动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中。
　　总之，旅游精英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多情境性和动态发展性，要真正让他们在乡村旅游地安得其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能仅仅寄托于精英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素养，需对地方社会形态和人际交往特征进行相应的考量，因地制宜激发旅游精英移民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和积极效用。
　　（作者系该院讲师;收稿日期：2021-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