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怀中的新著《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站在文学史的高度上，对鲁迅的小说史观和中国小说观念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展示了鲁迅小说史观的体系。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史观是在不断发展的。从《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两书的联系中，就可看到两书之间的承接关系和鲁迅思想变化的痕迹，挖掘出鲁迅小说史观发展的潜流。
　　作者在分析鲁迅研究小说史的方法及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批评财发现，鲁迅的艺术分析不只是表现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上，更为可贵的是通过艺术分析，阐发了小说发展过程中所提供出来的新的艺术经验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如鲁迅评价《荡寇志》，正是通过对《荡寇志》的艺术分析，看到它比《水浒传》有“所未试”的地方，也肯定它在艺术上的特色：“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寻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鲁迅之所以能“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就在于他并不简单的对某些思想内容不太好的作品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对其作思想及艺术上的全面分析，着重从它在历史上有无地位去衡量。这个见解，对于我们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文学史上的某些作品，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观点，表现在对鲁迅重视艺术特征和规律的美学评价上。作者将鲁迅对艺术特征和规律的重视，放在鲁迅批评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大团圆”思想和不满于把小说作为宣传某种“教义”的所谓教训小说”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团圆主义”的思想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十分浓厚，它严重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僵化，艺术上千篇一律；“教训主义”则无视小说的特点，或篇中“劝善”，或篇末垂诫，艺术说服力黯然失色。鲁迅正是从深恶“团圆主义”和“教训小说”中，重视艺术特征和规律，重视作品的艺术分析的。
　　作者在勾勒鲁迅小说史观的发展轮廓时，一方面，尽量追蹑其中承上启下的踪迹，展示出鲁迅小说史观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在对鲁迅各个时期的小说史观的阐述中，对鲁迅小说史观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如对鲁迅用“进化”表示历史的发展或变迁的评价中，过去一般认为鲁迅在西北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基本上还是进化论、个性论思想，还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文学上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题。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没有回避，他从鲁迅小说史观发展的背景中，抓住鲁迅重视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这一点，展开了论述。在表面上看来，鲁迅看到中国小说发展中“反复”和“羼杂”的现象，似乎和胡适的进化论观点没有什么两样。但鲁迅所说的进化，是有矛盾斗争，有质变的进化，与胡适所谓的“慢慢的、渐渐的”和平进化论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以矛盾对立观为哲学基础的，后者是以没有质变和革命的“轮进论”为哲学基础的。
　　作者认为，注意文艺的特殊规律，批判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是贯串鲁迅小说史著作的一条线索。作者比较了《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两书中关于这条线索的隐显程度。在作者看来，《中国小说史略》也注意到文艺的特殊规律，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这方面要比它更为加强。这个加强的标志在于，鲁迅明确地指出，文艺的功利性，不在于“教训”；人物描写既应注意其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方面性；又要防止描写的绝对化；作者的倾向性不能太直落，等等。在论述鲁迅小说著作中所揭示的文艺发展普遍规律时，作者也对关系到这一规律的中外文艺现象进行了比较、辨析。如援引鲁迅关于印度、埃及、希腊和中国神话总是小说或诗歌的要素这一看法，从比较中得出：一、中国没有象希腊史诗那样的巨著；二、中国神话中的“神”，较之希腊神话的“神”远远地超乎常人：三、中国神话比较长久地形影响着小说的内容的结论。由此对过去有些人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鲁迅并不拘泥于神话传说，而是取古代神话传说的一点因由，和现实题材融和，或注入现实生活的血液。事实上，鲁迅的写法，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神话是在影响小说内容的。
　　读完本书之后，觉得作者在“序论”中指出的对中国古典小说深刻地影响着鲁迅的全部创作实践这一点的探讨显得薄弱了。尽管最后一章探讨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如何汲取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但仍然使人感到不够满足；要是能够在这方面稍加篇幅，作多侧面的更为精细的考察和分析，将会使本书的探讨更为深入。
　　
　　(《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许怀中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0.9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