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通史》是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城2300多年以来的第一部通史，是系统记述全域成都文明演进的通史。全书划分为古蜀时期、秦汉三国（蜀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元明时期、清时期、民国时期，每个时期为一卷，全书共七卷，内容涵盖成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着重勾画城市文明为核心的基本发展轨迹，揭示成都城市的主要特点，突出成都城市文明的闪光点。
　　秦汉三国（蜀汉）时期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一次繁盛
　　这一时期，成都城市发展出现第一次繁盛，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新的特征。
　　这一时期，成都城市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和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
　　秦庄襄王时期，蜀守李冰兴筑都江堰（秦汉名“都安堰”），开凿郫、流二江于成都，并行双流城南，给成都地区带来灌溉、行舟等多重经济效益。都江堰水利系统直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量的方面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农产丰饶，成都地区很快发展为全蜀农业经济的中心，其繁荣程度超过了素号“天府”的关中，从而使得“天府”的专称，从关中移到了成都头上。
　　手工业是古代城市经济的中心部分。秦汉时期，成都手工业高度发展，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汉代成都的冶铁、制盐、丝织、漆器与天然气使用，在全国都享有盛名。秦迁赵人卓氏、山东人程郑氏于临邛，“用铁冶富”，使临邛成为汉代冶铁工业的重要基地。制盐也非常普遍，临邛一带开凿的盐井，往往气（天然气）、油（石油）并出，有的就利用它们来煮盐，称为“火井”，这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开发天然气、石油的记载。汉代齐陶、兖豫和成都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而尤以成都为最盛。成都是锦缎的故乡，是缎的发明地。尤其是蜀锦，当时就驰名于中外。三国（蜀汉）时期，蜀锦是蜀汉政权对外贸易的专利品。不仅城市内家家有人织锦织布，而且蜀汉政府还专门在城西修筑锦官城，作为官府作坊，聚集工匠，进行官营织锦业的生产。成都因此而得名“锦城”，织锦作坊所在地则被称为“锦里”，锦工濯锦之江则被称为“锦江”。在漆器制造业方面，早在战国早期，成都就开始制造漆器。到汉代，成都漆器有著名的“金错蜀杯”、“蜀汉扣器”。这些带有金银丝镶嵌的漆器，主要产地是蜀郡和广汉郡，其流通范围则遍及国内外市场，其精美程度称誉世界。
　　农业、手工业和水路运输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成都的商业。汉代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蜀地饶产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通过商品流通而远销全国各地。成都市场的影响范围已扩展于整个西南地区。当时成都商人已开辟了远逾昆明、永昌、八莫（缅甸）、阿萨密和印度以及直抵番禺的几条商路，这是除北方西域丝绸之路之外的另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而成都正是这条商路的起点。这时的成都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喧哗鼎沸，嚣尘张天”的繁华程度。为管理市场，新莽朝廷特选洛阳、临淄、邯郸、宛和成都设立“五均”，成都因之成为汉代著名“五都”之一。成都从出现市邑到发展为巴蜀乃至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两汉时期才最后完成。
　　这一时期，成都城市文化也取得重要成就。因文翁兴教而首创地方郡学，倡导学习中原儒术，巴蜀学术之风大兴，儒风流布，精神境界大提升，精神文化大飞跃。其精神文化成就，突出地表现为四方面：
　　第一，由秦代以前“蜀本无学士”《三国志·蜀志》卷8《秦宓传》。的局面转变而为汉代蜀地学士“受七经”《三国志·蜀志》卷8《秦宓传》。蜀学从兹兴起并比肩于齐鲁的新阶段，而且以重今文经学为特色。“蜀地经师，长卿为鼻祖”，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通经济世的通儒，是融会诸经、荟萃百科型人物。直到三国时代，全国皆尤重古文经学的风气，唯独“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三国志·蜀志》卷52《尹默传》。
　　第二，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产生了“文章冠天下”、“以文辞显于世”《汉书》卷28《地理志》。的巴蜀汉代四大文学家，即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和扬雄。“文宗自古出西蜀”，重文学，重浪漫主义，就是文翁化蜀最重要的成果。
　　第三，兴起撰修巴蜀古史之风。从司马相如、扬雄、郑伯邑到谯周、来敏、秦宓等人都各集传说以作本纪，仅《蜀本纪》就有八家之多，形成了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再现巴蜀古史的高潮。
　　第四，古蜀仙道仙学的飞跃与天师正一道教的创立。成都是古蜀仙道的起源地，是仙源故乡。早在3000多年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崇拜飞鸟、羽化飞仙的青铜、玉琮形象，就证明了古蜀仙道信仰的出现。西汉时期，仙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是“言神仙之事”的代表，严君平的《老子指归》与扬雄的《太玄学》为张道陵《老子想尔注》奠定了基础，道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唐宋时期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二次繁盛
　　1.唐宋时期成都手工业和农业的繁盛
　　在唐代，剑南西川是全国诸州道中最富庶的地区，是唐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地，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入成都，唐僖宗也因为黄巢义军所逼入蜀避难。唐朝皇帝的两度入蜀，刺激了成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介于唐宋之间的前后蜀时期虽然只有半个世纪，但在当时中原战乱局面下，蜀中相对安宁，经济继续发展，文化成就更是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为宋代成都城市发展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宋代成都农业耕作的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宋史》卷89《地理志》。北宋文人的记载认为：宋代全国“财利贡赋”三分之一来自西蜀宋·吕陶：《浄德集》卷14《成都新建备武堂记》：“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
　　农业经济的繁荣，也使成都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蜀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到南宋，成都官营织锦工场发展到三处，并设锦文局管理，规模甚宏，产额益丰，花色繁多，殆极一时之盛。元·费著：《蜀锦谱》。除官营织锦业外，私营织锦也十分发达。除原有蚕丝、织锦和各种手工业品得到继续发展外，唐宋时期的印刷、造纸、制瓷等手工业迅速发展，取得很高的成就。
　　唐代，成都和扬州是全国（也是当时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唐代成都印刷品已有了“西川印子”的专称，当时就流传日本。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进一步发展。成都开展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府出版工作。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命在成都刻印《大藏经》5000卷，历时12年，共雕版13万块，世称“开宝藏”。除官府刻书外，私人刻书也很发达。宋朝蜀刻甲于天下，在宋代始终居于全国中心地位。蜀刻本字体肥劲朴厚，版式疏朗悦目，纸张洁白，墨如点漆，校勘精审，颇具特色，对中华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造纸业的发达是印刷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广都（今双流）的麻纸素享盛名，为官府文书所采用。薛涛制笺达十色之多，为文人雅士乐用。到宋代，成都出现了优质纸“宋时川笺” 苏轼《东坡志林》卷11记载：“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
　　成都的制瓷业在此时也得到较快发展。今青羊宫地区隋唐窑址曾出土大量瓷器，双流县牧马山、郫县横山子、都江堰市玉堂镇、彭州市磁峰镇均发现唐宋青瓷和白瓷的窑址。《景德镇陶录》说蜀窑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所重”。唐代邛窑的瓷器与邢窑、定窑、越窑、景德窑、潮州窑齐名。
　　2.唐宋时期成都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进一步繁荣起来。唐代后期和两宋时期，成都已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的束缚，而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手工作坊）的格局，发展出一些自由集市。唐宋时期，旧城区几次扩大，不断开辟新的商业区。城内有东市、南市、新南市、西市和北市，城外有草市，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每年正月至十二月，还有各种专业性的临时市场。文献记载的“十二月市”即：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大慈寺、石犀寺、市桥等地就是当时这些临时集市的所在地。，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甚或有通宵达旦者，夜市的传统一直流传到清代直至今天。从西南地区范围看，成都还是西南边陲和岷山的冉駹、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皮毛、竹木等土特产的集散地。特别是茶马贸易，以川茶、蜀锦向西北易马，政府非常重视，在成都设专司管理。直到明清，这种以内地茶盐同边陲少数民族土特产相交换的贸易还相当盛行，既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刺激了成都工商业的繁荣。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宋代成都的富商开始使用纸印的“交子”，以代替铁钱，这是唐代交易用的信用兑换券“飞钱”的发展，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纸币的产生是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启了世界纸币时代，成都是这个时代的起源处。
　　3.唐宋时期成都文化的繁盛
　　唐宋时期，成都文化高度繁荣。成都文学进一步发展，号称“诗仙”的李白作为“秀冠华夏”的文化巨人，是巴蜀文化土壤孕育的明珠。杜甫、陆游等大诗人在成都迎来了他们创作的高峰，王勃、卢照邻、岑参、李商隐等著名诗人也在成都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后蜀赵崇祚编辑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词总集《花间集》，是绮怨浓媚的城市文化生活的写照。
　　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化艺术与游赏习俗相结合的新的趋向。每年春时有“浣花大游江”、“小游江”之习，太守带头与民同乐，称为“遨头”《岁华纪丽谱》说：“凡太守岁时宴集”，“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游，而谓太守为遨头。”又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这些活动显示了城市文化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面貌。宋元之际有了专门记载成都游乐的文化内容的专书《岁华纪丽谱》，表明文化人的眼光已把游乐这类俗务正式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尚地位。
　　唐代大慈寺壁画为当时天下之冠，代表了成都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孙位、黄筌父子、李升等人都是卓越的绘画艺术大师。在音乐舞蹈方面，渊源自古的巴渝舞曲演变为富有蜀地特色的“蜀国弦”、“竹枝”民歌，到明清进一步发展为竹琴清音和川剧高腔。具有巴蜀特色的“蜀国弦”音乐，吸收了龟兹、南诏、骠国等地音乐的特点，编组了新的以龟兹乐为主的乐队，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王建墓棺床所刻二十四乐伎浮雕，是存世唯一的唐代宫廷乐队组织的形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