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无情的命运铸就了田园诗，还是有情的田园诗需要诗人的不幸命运，众多的田园诗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令他们的人生坎坷而不平，而这些遭遇与磨难又让田园诗人们演绎了近乎相同的人生三部曲：一腔济时用世之志，却换来满腔怨恨与疲惫；在志向与现实、出仕与入仕中艰难地辗转，痛苦地选择；最终不愿委屈自己的崇高的品格而回归田园，与自然为伴。
　　提起田园诗我们不能不提：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这三位诗人在田园诗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想更好地品读他们那看破功名利禄、超凡脱俗、宁静洒脱的田园诗，我想首先应去品味他们那个寻常的人生。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诗歌体裁，是第一位大力用诗歌描写农耕体验的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恬淡、自然，而它的人生路却充满艰辛与矛盾。他一生曾做过参军、祭酒、主薄等多个低微的职位，而使他入仕的主要原因是“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宦游的生涯中他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与世俗的污秽，现实的虚伪、世俗、丑陋与自己清高耿介、质朴率真的性格水火不容。然而逃避回归隐居又意味着现实生活的饥寒贫困。于是在陶渊明的心中便开始了入仕与出仕的选择，贫寒与富贵的交锋，陶渊明苦苦地思索着，痛苦地抉择着，最终作者没有屈从世俗，没有“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义无反顾地回归了田园。而原因只是他入仕有“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的感悟，而“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宁愿去“深愧平生之志”。“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让诗人泯去了被后天的世俗熏染的“伪我”，找回了天性自然的“真我”。
　　在回归的二十多年里，诗人一方面欣喜于自己自由的农村生活，同时也饱尝了人生的劳苦艰辛，诗人表现出了矛盾复杂的情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等清逸出尘，然而自己的“有志不能获骋”也 “念此怀悲凄”，以致“终晓不能静”；“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何等的旷达与洒脱，却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怀有如此沉痛的悲切。由此可见诗人不能真正地超越自我脱离现实，美丽的田园诗也只是休息精神的驿站罢了。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他的田园诗有空明的境界与宁静之美，诗人精通音乐，擅长绘画，在描写景物的诗中创造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静逸明秀的艺术境界。诗人也曾有过“今人昨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的积极入仕的政治抱负，其宏愿与豪情与诗仙无异，他二十岁中进士大乐丞，后被贬，被迫接受伪职，入狱等波折。在仕途的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王维体验到了太多的凶险、虚伪、黑暗。王维对政治冷淡了，对官场厌倦了，于是他回归了田园，寻求心灵的宁静。
　　孟浩然，田园诗派的又一位巨子，由于他在田园诗歌上的贡献与影响，人们把田园诗派称为“王孟诗派”，然而孟浩然的人生也是不幸的。他怀着济世报国之志，“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却长期不被重用。长安求仕失败归来，长期游历身在江湖而“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仍希望得到援引，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将登仕之志表现得极为迫切，然而诗人仍无报国之门。最终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的愤懑与“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的遗憾，慨叹而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求仕的愿望也渐渐淡去，开始了向往“真隐”，“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自洛之越》）便展现了在矛盾苦闷中转变的过程。晚年的孟浩然深居简出，用语言清淡的田园诗安慰自己孤独高洁的禀性，形成了恬淡孤清的独特诗歌风格。
　　纵观田园诗歌史，太多的诗人拥有用世之志，经历宦海沉浮，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在这样生活的历程、心理过程之后，却无力改变，只好求得心灵的平静，看到社会的危机，却找不到挽救的途径，只好去求救于人性的复归，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也只好“独善其身”。经历了人生的艰辛，终于大彻大悟，回归田园用心亲近自然，用淡雅、质朴的田园诗，寄托高尚的品德，抚慰曾经失意的心灵，在最平淡的田园生活中体味人生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