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务其实，愚者争虚名。我们应该力戒虚名、空言，而推崇实学，实干才能兴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春秋》的作用时指出，“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以空言而不敢辞”。就是说，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即便做事的出发点和用意是好的，但是由于不知道其所以然的缘故，也找不到妥善恰当的方法，这样在面对别人大而无当的言论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进退维谷，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之所以被空言、虚名所迷惑，归根到底还是在立身行事上缺乏定力，存在迎合之心或爱惜羽毛之念，不够实事求是，不愿担当作为。
　　康熙年间，山东布政使卫既齐即将赴鲁上任，在乾清门向皇帝陛辞，康熙帝告诫他说：“尔到地方，但当实意爱民，尽心任事，不可博取虚名。”地方上有些自欺欺人的弊政，你到任后要大力革除，不要做“掩饰耳目之事”。
　　通達而不偏执是真正有才干的表现，对事情熟悉并有预见性，而非事到临头不知所措是处事练达的真正体现。政论家徐斡在《中论》中列举了王莽在政治上“徒张设虚名以夸海内”，最终导致身死国灭的结局，认为王莽是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典型。其实，明末不少士人都染上了这种空疏的习气。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们拿不出理财的措施和平叛的方略，而只是振振有词地要皇帝减税，停止诏狱，正心诚意。这些人做得好的不过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还有一些昨天还义正词严地在朝堂上放言高论，第二天就转身投降。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坚持认为，士人的这种空疏学风需要为明代亡国负责。
　　《论语》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人立身行事，不为取晚别人，只求对自己身心有益。在正己修身上下功夫，内功做足了，发之于事业，措之于行政，百姓也会沾得实惠，个人的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所谓的“处则为醇儒，出则作良弼”。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学是一种“为己之学”，《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以恭敬谨慎的态度修养身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若只从追求外在名声出发，以知识取悦于人或与人争胜，不仅有失去自我之虞，而且有缘木求鱼之弊。
　　有志于用世、立功业之人应该推崇实学。何为实学？明代学者吕坤给出了一个方向：要明了人情世故，熟悉朝廷规章制度。从大的方面来说，为政的原则纲领问题、法度的宽严问题、风俗的美恶问题、边疆防御问题、民心向背问题、财政问题、皇亲国戚干政问题，君子小人之辨，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河漕、盐法，都应当处处用心学习。从细的方面来说，古今治理教化的历史掌故、地方社会治安问题、地方刑事民事案件，以及征税、保甲等地方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也应该时时留心。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学问要从根本上下功夫，从个人内心修养上用力，不被空言所迷惑，不被虚名所牵累，不逞好胜之心，以实心办实事，如此方可根深叶茂，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