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是《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异常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的《毛诗六帖》是这一时期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立足于《诗经》的文学本质，关注后世的诗赋杂文与《诗经》的创作渊源；从诗法的角度，以“能品”“妙品”“神品”为标准对诗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品评；就读诗、解诗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徐光启的著作对《诗经》的文学性研究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毛诗六帖》 文学性 徐光启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文学性阐释作为阐释的主体，独立于长久以来的传统的经学阐释，在五四之后才取得成功。事实上，《诗经》研究史上的大规模的文学性研究发生在明代晚期，尽管明代学术一直为人所诟病。顾炎武抨击明代学术空疏浅陋，皮锡瑞认为明代是“经学积衰的时代”{1}。但是近年来，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明代学术，发现其在学术史上并非真的一无是处，甚至“近儒之学，多赖明人植其基”{2}，“而明代《诗经》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圣人经典，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推向高峰”{3}。徐光启“早年曾致力经籍百家，于《诗经》尤有研究”{4}，《毛诗六帖》是晚明《诗经》研究最具代表性、影响颇大的著作之一；研究之，发现其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以文学性的眼光读诗、解诗。可从以下三方面讨论。
　　一、诗赋杂文，宪章六义
　　《毛诗六帖》一书分为翼传、存古、广义、博物、揽藻、正叶六目，揽藻即“诗赋杂文，宪章六义”。“宪章”意为效法，“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诗赋杂文，宪章六义”其目的有二：第一，诗赋杂文，皆有征引，以后世诗赋杂文来证《诗》、解《诗》；第二，从后世诗赋杂文中看其艺术创作的渊源，包括对《诗》六义的继承和发展，目的在于科举制艺之文的写作积累经验，“于明经者固大有裨益”{5}。
　　徐氏在书中征引的诗赋杂文范围不局限于本朝作品，如：“夏之日，冬之夜，古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陶《怨歌楚调》‘未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江淹《别赋》‘夏簟青弓画不暮，冬缸凝弓夜何长。’此等翻案最多，终是本初二语宛转无尽，含蓄有余，愈讽愈深，愈寻愈远。句法神品。”{6}（《唐风·葛生》）《诗经》时代距我们较远，但是古诗、陶诗、江赋的时代距我们稍近，用后世作品对“夏之日，冬之夜”进行解读，以近释远，无形中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也便于读者在比较中理解和体会《诗》的含蓄的语言艺术。很显然，徐氏是将《诗经》作为等同于后世诗赋杂文的文学性作品进行研究的。再如：‘泾以渭浊’，鲍照《白头吟》：‘凫鹄远成美，薪刍前见陵。’”{7}（《邶风·谷风》）
　　徐氏以诗赋杂文来证《诗》、解《诗》，但是，徐氏所引又不仅仅局限于诗赋杂文，《周易》《世说》、佛经、兵法、史传、歌谣等均有引用，如“‘甘心首疾病’，古诗：‘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佛经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卫风·伯兮》）引诗赋杂文虽多，却没有牵合之嫌疑。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徐氏为学“考古证今，广咨博询”{8}。
　　“燕之宿也相向，其飞也相背，故以差池之羽为别离之意。古诗‘东飞伯劳西飞燕’，盖本于此。古人一比一兴皆有意义，而今亡之矣。”{9}（《邶风·燕燕》）徐氏认为此诗以差池之羽兴别离之恨，后世以“东飞伯劳西飞燕”寓离别意正是源于此诗，同时，感慨“古人一比一兴皆有意义，而今亡之矣”；指明其创作渊源，徐氏是很有艺术见地的。从所引的诗赋杂文中判定其艺术创作的渊源，研究其对《诗》包括六义在内的创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注意学习之，从而为科举制艺之文的写作积累经验，这是徐氏“揽藻”一帖的最终目的，从中可见徐氏的良苦用心。
　　不论是诗赋杂文，还是老庄、释氏、兵法、史传、歌谣，徐氏将他们与《诗》归为一类进行比较、探索渊源、研究六义及其创作手法。风诗来自里巷歌谣，体制短小，却“含情无限”；正雅、颂，为载笔之臣所作，雍容典雅，条理分明；变风、变雅是“贤人君人”为“悯时悼俗”所作，哀婉缠绵，错综反复，寄托遥深。{10}对风雅颂作者、体制、艺术特点的认识，正体现出他对《诗三百》文学本质的认识。
　　二、“品”评诗法
　　徐氏对《诗经》的文学性研究还表现在对诗法的重视。他立足《诗经》文本，以“能品”“妙品”“神品”为标准对诗之字法、句法、章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品评。在这些品评中，有些只是简单指出用字、句精妙，但并未做出具体而详细的解释，如：“‘敛怨以为德’，句法妙品。”{11}（《大雅·荡》）“‘相尔矛矣’，相字，字法妙品。”{12}（《小雅·节南山》）等。当然，徐氏更多的是立足文本对《诗》进行字、句、篇章的分析，体味《诗》之为诗的独特的艺术价值。例如：“‘苟无饥渴’，‘苟’字见无可奈何之意，字法能品。”{13}（《王风·君子于役》）
　　今君子于役，不知其归期，家畜已归来，推己及物，念君子之不归，非君子不愿归，为王事操劳，不能归也，其无可奈何之情落在“苟”字之上。在这里，徐氏通过对字的分析来体味诗情，学习古人之诗法。
　　徐氏谈论诗法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五章承上接下作一纽子，文有顿挫有起伏，熟于人情，老于世故者也。章法神品。”{14}（《小雅·棠棣》）前言丧乱之时“莫如兄弟”，此章转而叹息安宁之时“不如友生”，短暂的低沉之后，又重新回到宴饮欢乐热烈的气氛中去。徐氏精准地点明此章在整体结构中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及全诗悲喜交加的气氛和文脉的起伏有致。同时，他又深刻地感觉到作者对人情世故的通达，所以引用徐士彰的话证明人情古今一也，“徐士彰曰：‘居患难，则人情不期而相亲，故天理常易复。处安乐，多为物所转移，故天理常隐而难寻。故必用究度而始见。’”再如，“此诗之作，本为称颂其君，而言子孙为详，可谓知所重矣。末章忽入燕臣，就从此生出群臣之媚，就从群臣说出‘不解于位，民之攸’，善颂善祷之中，曲尽规讽之意。其文体奇逸，如行云变换，不可揣摩，汉人词赋，远有惭德。章法神品。”{15}（《大雅·假乐》）徐氏从文脉入手来分析此诗，感受文章的曲折宛转，体会诗意的层层叠叠，如行云流水不可捉摸。徐氏“品”评诗法，恰当与否姑且不论，仅看他以文学性的眼光读诗，通过对字、句、章的解读来品评诗艺，不但开阔了后人的眼界，也为今天的《诗经》研究者了解明代诗经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