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西方工业文明提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报告指出，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经济的增长超过了地球能源、资源所能容许的程度，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报告发表后，立即被翻译成三十四种文字，震动全球。自此，反省工业－科技文明，重探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与途径，就成了全世界生态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家最热门的话题。他们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出版了大量的报告和著作。一九八一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落红不是无情物”
　　
　　熵，是物理学中用来度量不能再被转化为作功的无效能量的单位，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尔夫·克劳修斯一八六八年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研讨，表达方式日益复杂，意义也逐渐明晰。它早已编入物理学入门教科书，为物理学专业学生所熟知。所谓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认为，宇宙中能量总和是一个常数，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宇宙、地球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处于能量转化的流程中。记住这个原理是十分重要的，但要理解这个大千世界，还必须记住另一条定律，这就是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克劳修斯说：“世界的熵总是趋向于最大的量的”。也就是说，能量虽然不灭，但它可以并且总是由有效状态转变为无效状态，由有序转变为无序，由集中状态转变为分散状态。按照作者的说法，熵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第4页)。它适用于孤立、封闭系统的一切过程，包括宇宙在内。里夫金和霍华德完全赞同以赫尔姆霍茨“热寂”学说为依据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密集能源的大爆炸；爆炸后能量向外膨胀扩散，形成银河系、恒星和行星；最终将沿着熵定律所指引的方向，走向“热寂”的热平衡状态，走向永恒的死亡。生命现象的熵过程要复杂一些。非平衡热力学认为，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不断地在内部增加负熵值，抵消熵值的增加，防止平衡态——死亡的到来。但事实上做不到，增加负熵也需要消耗能量，同样也是一个熵值增加的过程。正如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由生到死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一样，其它生命体不管怎样不断地从外界摄入物质与能量，呈现出秩序与活力，也仍表现出向混乱与衰亡方向发展的趋势。本书与其它同类题材的著作不同，并且优于其它著作的是，作者把自然界最高定律——熵定律推广到社会现象，引入社会历史的研究。
　　他们发现，社会中熵定律的作用也是无所不在的。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索迪的话来说，它“最终控制着政治制度的兴盛与衰亡，国家的自由与奴役，商务与实业的命脉，贫困与富裕的起源，以及人类总的物质福利”(第5页)。而全部社会活动的真实内容，不过是有效能量的不断转化、交换和排除，是有效能量转变为无效能量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历史不是进步和发展的过程，而是恰恰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都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他们在构造自己的历史模型时，都无一例外地把历史看作是进步、进化、发展和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过程。至今为止，有谁怀疑过现代人生活得不比古代人好一些？又有谁否认从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不是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财富和闲暇时间剩余的产物呢？进化史观可能是近代以来人类最坚信不疑的观念。但在里夫金和霍华德看来，这一观念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实际的历史进程与此完全相反。“所有迹象表明，狩猎—采集社会是出于需要才开始耕作，只是当猎物与可食用的植物日见稀少，新的疆域开发殆尽，进一步的地理扩张越来越困难，生存的危机意味着必须进行新的实验时，人们才开始尝试新的办法。旧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越来越不经济，最后耕种就取而代之了”(第57页)。他们认为，历史进程实质上是熵值增加，“当熵的不断增加引起了某一能源环境的质变时，历史就达到了一个危急的分界线。在这个危急的过渡时刻，陈旧的办法失去了作用。环境的熵变得如此之大，以致社会必须进入一个新的能源环境，创造新的技术模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第58页)。用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不可否认，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商品生产和航海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有重大作用，但导致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能源——木材的日益短缺。木材是当时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能源和材料，木材的缺乏，能源供应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使用煤炭作為替代品。煤炭的开发与生产，使得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作者认为，以木材为主的能源环境转变到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环境，是中世纪灭亡，工业革命出现的主要因素。贫乏——危机——试验的历史模式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是能源的耗散，熵值的增加，而不是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发展。它的总趋势是退化、江河日下，而不是发展与进步。在这个总趋势面前，人类当然还会有抗争，有应战，甚至有时还会主动出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分化，都是人类企图抗拒这个无情趋势的产物。正当人类庆幸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宝藏，缓解了危机，走出了险境时，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却无情地惊破了我们的好梦：朋友！你打开的是一个有限的仓库，所谓生产，只不过是把仓库内的物品搬回家而已；而你的家又是一个封闭的盒子，所谓消费，只不过是把有用之物变成垃圾，把粮食变成粪便，把煤炭变成二氧化碳和别的毒气而已；所谓科学技术，只不过是这种转化的加速器而已。因此，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分化，又都加速了社会退化、熵的增加的进程。熵无情，退化亦无情，但作者认为，我们虽然无法逆转熵和退化过程，但我们可以决定这个过程的速度，“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到熵的过程的缓急。我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选择，决定世界上有效能量的耗散速度”(第47页)。所以，我们的生存，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态度、认识和决心。从这一点上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因为它“化作春泥更护花”。
　　
　　能源危机、工业化与发展战略
　　
　　熵定律提出了一百多年，它的社会意义直到近几年才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退化史观甚至在古代希腊、中世纪时就提出来了，可它一直受到近代思想家们的批判，直到近十几年才被人旧事重提。这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思想，为什么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里夫金和霍华德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世界观决定于人们生活的能源环境，是特定的能源环境的反映。能源环境变化了，那个时代主导的世界观自然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世界观建立在再生性能源环境之上，当这个能源环境发生变化，由再生性能源环境转变为非再生性能源环境时，世界观也就由退化循环论转向进化机械论。“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今熵定律和退化论又大有取代进化机械论之势，同样也是由于非再生性能源面临枯竭，出现危机，在人们世界观上的反映。
　　和许多反省时代的著作一样，本书也用了大量篇幅分析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能源危机问题。作者强烈地谴责了美国这条石油恐龙近乎发狂的消耗能源的行为，并用专家们的预测警告人们，这个星球上的非再生性能源的熵值增加，已经临近了一个危险的分界线。如果全球能源消费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现存的能源储备，多则五十年，少则二十五年，将被消耗一空。就是从现在起，改用人工合成燃料，发展核能源和太阳能，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困境。核能甚至还会给人类带来致命的放射性污染，仅此一项，就足以使核能美梦破灭。与此同时，全球性气候变暖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引起的后果更加可怕。作者警告说，如果二氧化碳以目前的速度排放，不要一百年，就可能使两极地区的温度上升九——十二摄氏度。两极地区的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有可能把世界所有的港口和城市统统淹没。
　　工业文明危机，绝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危机问题。作者从农业、交通、城市化、教育、军事和卫生六个方面，揭穿了工业化带来社会进步的谎言。人人都知道美国农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一个美国农民花一卡能量的人力生产六千卡能量的产品。但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按能量净产出看，它是世界上所有耕作方式中效率最低的一种。一个传统农民每投入一卡能量，可产出十卡左右的能量；而一个美国现代农民每花十卡能量，才能产出一卡能量。更何况美国农业中大量地使用石油、无机肥、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不但使土壤侵蚀，生产能力衰退，而且也使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交通运输方面，也有许多人觉得美国是最先进的，最发达的，殊不知美国交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且不说汽车严重地侵蚀着城市的建筑，堵塞交通，造成空气和噪声污染，单就车祸一项就足以使人不寒而栗。据估计，车祸造成死亡的人数，比过去二百年所有战争阵亡人数还要多。里夫金和霍华德还分析了美国的卫生、城市化、军事和教育问题。不可否认，工业化在增进人们健康方面，在改善人们居住条件方面和在传播知识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又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以人类的卫生状况而论，医疗失误和药物副作用成为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的新“疾病”，在住院者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由于药物副作用所致。医疗技术在进步，疾病同样也在“发展”。我们的工业化和科技每前进一步，必然伴随着更大的生理负担和精神痛苦，未来还可能有比癌症更为可怕的疾病在恭候着我们。当千百万个高加林向往城市生活的时候，美国城市居民却大批大批地逃出城市。城市化是工业化在地域上的表现，一定程度的城市化是必要的，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聚居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高发病率、高自杀率、高犯罪率和大量的反社会、反人性的行为，都发生在城市。历史学家认为，古罗马衰落于城市的发展，作者担心现代社会也可能走同样的道路。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它的基础非再生性能源危机带来的影响极大。传统的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根本不承认能量守恒和熵转化的事实，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发展战略制定者相信在人类社会之外有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储备，而科技则是打开这种能源仓库大门的钥匙，于是都把赌注押在加速度的工业化上。事实证明，工业化无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它还可能产生全球性问题，加剧人类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其后果将是致命性的。
　　由对工业化的反省，里夫金和霍华德在书中又谈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他们首先认为，鉴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贫穷落后的状况，发达国家不应该指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果发达国家真的想要保存这个星球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自愿地从现在开始大幅度地限制(自己的)财富”(第172页)，必须作出自我牺牲。但同时作者也指出，“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应奢望达到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物质丰富水平”(第172页)。百分之六的人口消耗百分之三十的世界矿物资源的年产量，地球只能负担一个这样的美国，绝对负担不了两个。因此，发展中国家企望象美国那样发展，达到“全盘西化”，到头来只能是南柯一梦。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工业化，作者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到二○○○年，等这些国家大规模的工业系统建成后，他们已无足够的能源来开动机器运转了。这种工业化，不但不能使发展中国家繁荣富强起来，而且还可能使所在国家陷入绝对贫困，长期混乱的境地。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当寻求不同于工业化西方的发展模式”(第174页)，重点发展中间技术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社会发展已不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意愿，而需要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一致行动。在我看来，工业化文明的危机带来发展战略的重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从能源和资源角度看，发达国家面临的处境，比发展中国家更为艰难，因此也更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和眼下的发展问题。发达国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回到低熵——极点社会中去；同时作出自我牺牲，主动地调整不合理的南北关系，可能是发达国家发展的最佳选择。发展中国家也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宏观联系上，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自己的发展战略进行彻底的反省和重构。当务之急是要认识到全盘西化或单纯工业化的方向性错误，确立与民族文化相适应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发展战略。总之，只有全球的一致行动，才能战胜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类才有光明的未来。
　　
　　佛教世界观与后工业主义
　　
　　任何世界观都不过是一块“镜片”，通过它，才可以看到世界的剪影。我们用以观察世界的镜片，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大师们“制造”的。培根坚信实验能够再现客观世界的任何图景；笛卡儿把一切秩序都归结为精确的数学关系，在他眼中，這个世界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牛顿更精确地给出了它的数学方程式，形成了机械论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支配了整整一个时代，至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强大影响。作者告诉我们，和任何其它世界观出现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一样，人类能源环境转向非再生性能源，就是这种世界观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存在与意识的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又使得我们要想走出非再生性能源环境，就必须彻底抛弃机械论世界观，“新的时代秩序必须以科学、教育和宗教的革命作为开端”(第203页)。
　　罗素说：“很奇怪，就在普通人开始完全相信科学的时候，试验室的专家们却丧失了信念”。经典科学为我们建立起来的观念大厦，现在已日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现代科学的实验证明，物质世界的许多现象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现象，已不可能用传统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观察，而客观过程的系统联系和随机性发展，又宣布了机械论运动观的彻底破产。现实世界有许多过程如生命过程、心理过程和社会文化运动远比物质运动复杂和不确定，单靠经典科学的方法论，进行貌似精确的定量分析，无异于水中捞月。作者认为，改造科学的实质在于我们不应把世界看作一架机器，而应看作一件艺术品。从这基点出发，作者以为宗教在当前还有很大作用，因为所有宗教都反对“非份的消费、占有和对物质的普遍迷恋”(第187页)，主张节制欲望，这也是与世界现实中的匮乏相吻合的。
　　里夫金和霍华德进而指出，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衰落，基督教也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改革，这就是在科学化的同时，宗教也日益东方化。美国在过去十五年中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东方宗教热潮，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或学习佛教思想，仿效东方人的生活方式。作者认为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大觉醒，将会带来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
　　同西方基督教相比，东方佛教体系更为宏大，思想更为深邃，自然观也更“现代”一些。佛教认为，与自然保持高度一致或同一；减缓熵流，节禁欲望，达到“涅”境界，方能成“佛”。这种观点与当今环境保护主义和后工业主义理论如出一辙。而基督教则主张通过开发自然的劳动使自己得救，虽然基督教教义中有助长资本主义产生的天然因素，但它对待自然的态度又是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新的宗教改革就是要面对眼前的现实，重新解释教义中的某些内容。例如在传统教义中，“管理”实际上是“榨取”自然的代名词；而新神学家们认为，“管理”即是为上帝看管和监护。我们人类是上帝的自然秩序的看守人，而不是剥夺者。这种新神学原则要求每个基督徒，只能通过保护自然的道德，而不能通过征服自然的劳动来实现“拯救”。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东方宗教的自然观。
　　
　　里夫金和霍华德要踌躇满志、目空一切的现代人类回到小国寡民时代，过清心寡欲的生活，无异于痴人说梦；从这一点看，作者的想法无疑是过于理想化了。但这本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许多最重大的问题，而且它又以一种全新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这正如一颗已经启动了的定时炸弹，迟早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爆炸。熵定律作为一种世界观，它让人看到的是人类社会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确实是有点残酷无情；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又把命运之舵交给人类自己，何去何从，一切任君选择。从这一点上看，它又是有情的。“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本高深莫测的学术专著，能有这般情趣，也算是一件奇事。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舟译，“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第一版，2.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