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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田中央”的“项目”却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黄声远想让大家明白，他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台湾建筑师黄声远第一次来成都。说实话，他有一点失望。
失望源于期待，来之前，他听过很多关于成都的美妙传说。人们告诉他，成都是大陆最闲适的城市，人们爱吃爱耍，怡然自得，日子过得慢悠悠。黄声远穿一件老头汗衫一双拖鞋来到成都，被满街飞驰的私家车吓得要死，再看看马路，起码10车道—比起北京那是窄一点，但这就叫“慢城市”了？
黄声远摇头叹气：大家衡量时间快慢的标尺完全不一样。
田园城市
黄声远这次来，是因2011成都双年展之邀。办了五届的成都双年展，今年首次突破了单纯艺术展的范畴，纳入了建筑和设计两项新的议题。其中“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规模最大，近八十件作品在占地3000平方米的成都工业文明博览馆展出。
策展人支文军告诉记者，“物我之境”的概念来源于庄子天地一体、太和万物的思想，先人一早明白，人与环境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干扰的存在物，而是彼此依存、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以这一概念为题，国际建筑展试图探讨“城市”“建筑”与“田园”关系，同时确立人在这些环境中的位置—当“诗意的栖居”早已沦为地产广告上的常用词时，创造一个真正的“田园之境”如何成为可能。
2009年底，成都市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计划，旨在打造以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和城乡一体为特征的新型都市。在这个大背景下，“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与成都的城市发展战略便呼应上了。
近现代田园城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于十九、二十世纪相交之际提出。其实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问题已逐渐在英国城市中崭头露角，霍华德针对这些问题（比如污染和贫民窟）提出了改造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为田园城市的愿景并分析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建筑展联合策展人戴春告诉记者，100多年来霍华德这一概念在建筑学、城市学里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探讨包括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当代的城市实践中诠释。
具体到成都，就是“田园”的概念如何在成都的文化、艺术、建筑中表述并能刺激和引导这个城市的发展。为此，本届建筑展邀请了18位知名建筑师和设计师，来自台湾的黄声远也是其中之一。
黄声远的参展项目叫“原来”。他没有像其他建筑师们一样铺开一卷卷设计图纸或挂上一排效果图，一张画着台湾宜兰县地图的工作台低矮得像田埂一样，一段反复播放的7分钟录像，记录的是黄声远和他的团队田中央设计群的日常工作状态。看到有观众抱着胳膊拘谨地站在工作台前看录像，黄声远会从一堆采访机器后面钻出脑袋，招呼大家坐到“田埂”上看。黄声远看不出年纪，一张娃娃脸上戴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县城美术教师。实际上他已经47岁，光“宜兰项目”就做了17年。
在宜兰，黄声远和他的事务所以“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而闻名。17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这个“项目”却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这让黄声远在理解成都市提出的“田园城市”发展计划时有点困难。在他看来，成都欲用20年的时间初步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还是急了。像个农民一样在稻田里工作了十几年，黄声远已经不习惯时间表，他习惯的是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建一座房子，“起码可以用上一百年”。
田中央
扎根宜兰之前，黄声远也有过华丽的人生履历。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毕业于东海大学建筑系，之后赴美留学，先是攻下了耶鲁大学的建筑学硕士，随即供职于洛杉矶一家名为Eric O`Moss的建筑事务所。像大多数出身于这个含金量极高专业的年轻人一样，黄声远开始了日夜颠倒飞来飞去的生活，为大都市设计它们的摩天大楼。但他很早便知道这并非自己所欲。
“从内心里，我无法认同这种为建筑而建筑的工作，我觉得建筑不应该如此自负，不应该只因为设计者的片面理解而伤害到周遭环境与居民的习惯，它应该是种陪伴，应该与环境谱出共鸣。”黄声远回忆。很快他便辞去了事务所的职务。
1994年，宜兰县政府与仰山文教基金会发起了一个推动“宜兰厝”的活动，希望与建筑师一起寻找一种适合当地气候条件和景观特色的现代民居。宜兰位于台湾岛东北部，盛产稻米和葱蒜，北回归线穿过此地，在北宜高速开通前，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化失乐园里最后的故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宜兰贯彻着“文化立县”的发展策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对其与环境的调和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声远敏感地觉察到，在这里他可以做的正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宜兰县员山乡惠好村，绿油油的稻田环绕着一座半旧的厂房，这里就是黄声远的“田中央设计群”。这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名字常常被人们认为浪漫，但黄声远说，他们并非刻意追求这个诗意的名字，“田中央”只是他们实际工作环境的描述。“我们刚刚在宜兰工作的时候，经常就坐在稻田旁边讨论、开会。初来乍到，先要熟悉这里的环境。我们认为要做好一个地方的建筑，一定要扎根在当地。”而他们就是这样“在地”的设计师。宜兰不大，小镇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工程都是黄声远们在做，这群建筑师们常年也生活在这里，“我们做的事都是我们自己也需要的”。
1995年，宜兰县政府委托黄声远设计多功能的社会福利大楼。这座合院型的建筑围合出一块中央空地，可以展开各种公共活动，各楼层办公室与走廊都朝向这个广场。建筑走廊木栏杆上的斜面，可以在观景的时候让手臂自然地斜靠在上面。
“田中央的很多建筑和整个社区空间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很难用传统建筑评论和建筑学去看待。”北京的建筑批评学者史建说。
社福大楼向河边蔓延，一座“桥亭”漂浮在环河道路上。往相反方向，旧城墙旁的“杨士芳纪念林园”依照旁边遗址岳庙厢房的宽度，被设计成两栋长形建筑。就这样，“田中央”的建造设计延伸到历史遗产改造、河流整治、城市规划等，也包括马路街角一处旧枕木搭建的花坛。但黄声远说，很难用数量来统计“田中央”一共做了多少案子，“大部分案子都没有完结，留了个口子，好比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始终有修正和改善的可能。”
这种未完成态实质上是一种谦卑态度的反映。“田中央”或许是最尊重当地人意见的建筑事务所。在黄声远看来，农民往往比我们更懂得生命，他们资源有限，必须做出“对”的事情。比如修桥时，当地居民建议将路修得比较窄，就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打招呼。路灯不要那么亮，否则住在附近的水鸟会孵不出来。
“你并不需要很有理想很有激情才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与他们是在一起的，我注意到的其实也是他们注意的。”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设计和构思，正是黄声远接近田园城市的脚步。何谓田园？黄声远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纤浓合度、自给自足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小孩可以安全地搭汽车，进出政府机构要像出入自家后院一样方便。“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建筑的社会关怀
从礁溪卫生所、礁溪乡公所、宜兰火车站前的钢铁森林到西堤屋桥与社福中心、罗东新林场等，“田中央”在宜兰已做了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做公共建筑的初衷，是营造一个谁都可以进出的空间。建筑师创造一个建筑不是为了否定人们的价值，不能让人进去后有挫折感，一下子变得缩手缩脚。”
公共空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在公共资源中体会到平时无法体会的东西。“田中央”去年在宜兰修的一座桥“津梅栈道”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庆河桥，连接着宜兰的旧城巷弄和北岸的津梅田野，原本是日据时期建造的一座水泥桥，来往两条车道供机动车行驶，导致行人过桥非常困难。通常的做法会是拆掉这座桥，重建一座足够宽的、可以令人车和平相处的新桥。但黄声远用了一种非传统的处理方法。他做了一座新的栈桥，附挂在旧桥之下，经过计算的结构刚好能够支撑不太宽的桥面栈板，最狭窄的地方，只能供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经过。
为了这座非常规的栈桥安装，黄声远说服当地河川局的理由是为了观察桥墩安全和观测河川水位。所以，走到中央接近河面的位置，过桥的人必须屈身穿过水泥桥底，慢慢地贴近水面，转到桥的另一侧，躲过河流50年洪水泛滥线的出水高度。按照黄声远的描述，也有整个环境氛围的铺陈—光线和水汽穿过桥体照在栈道上的花草和爬藤植物上，秋千悬吊在栈板下摇来晃去，桥侧的钢结构杆件末端故意被延伸，像风吹芦苇，呼应着远方山峦起伏。
2010年，这座“津梅栈桥”以最高票数入围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委给予的获奖理由是：“利用原有的机动车行桥梁，以巧妙而简单的构造，营造出步行栈道的空间，使跨越宜兰河的居民有了安全亲切的廊道和交往空间，突显建筑师从生活场景的细微处，去反映一种平实的社会关怀意识。”
在“田中央”，黄声远们并不把他们做的建筑看成所谓的项目，他们将其视之为整体的改造活动。“项目是有工期、有限制、有始有终的，而我们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就先停在那儿，停工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别的事。其实每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并非像想象的那么高，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压力，多数可以重新再开始，有时一边修改方案，一边再找经费。”而他常常是在停工的阶段，才找到了完善的想法，在修改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挣扎，慢慢知道什么是好的，修改，才能真正直面问题。最后的作品已经不完全是建筑师或事务所的作品，而是工匠、村民、业主所有人的作品。他相信绝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不会特别顺利，也不会真的失败。
正在建的宜兰火车站已经花了八年多时间，黄声远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慢慢做一个作品，让它趋于完美，而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建筑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
台湾建筑师黄声远第一次来成都。说实话，他有一点失望。
失望源于期待，来之前，他听过很多关于成都的美妙传说。人们告诉他，成都是大陆最闲适的城市，人们爱吃爱耍，怡然自得，日子过得慢悠悠。黄声远穿一件老头汗衫一双拖鞋来到成都，被满街飞驰的私家车吓得要死，再看看马路，起码10车道—比起北京那是窄一点，但这就叫“慢城市”了？
黄声远摇头叹气：大家衡量时间快慢的标尺完全不一样。
田园城市
黄声远这次来，是因2011成都双年展之邀。办了五届的成都双年展，今年首次突破了单纯艺术展的范畴，纳入了建筑和设计两项新的议题。其中“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规模最大，近八十件作品在占地3000平方米的成都工业文明博览馆展出。
策展人支文军告诉记者，“物我之境”的概念来源于庄子天地一体、太和万物的思想，先人一早明白，人与环境不是相互孤立、互不干扰的存在物，而是彼此依存、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以这一概念为题，国际建筑展试图探讨“城市”“建筑”与“田园”关系，同时确立人在这些环境中的位置—当“诗意的栖居”早已沦为地产广告上的常用词时，创造一个真正的“田园之境”如何成为可能。
2009年底，成都市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计划，旨在打造以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和城乡一体为特征的新型都市。在这个大背景下，“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与成都的城市发展战略便呼应上了。
近现代田园城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于十九、二十世纪相交之际提出。其实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问题已逐渐在英国城市中崭头露角，霍华德针对这些问题（比如污染和贫民窟）提出了改造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为田园城市的愿景并分析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建筑展联合策展人戴春告诉记者，100多年来霍华德这一概念在建筑学、城市学里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探讨包括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当代的城市实践中诠释。
具体到成都，就是“田园”的概念如何在成都的文化、艺术、建筑中表述并能刺激和引导这个城市的发展。为此，本届建筑展邀请了18位知名建筑师和设计师，来自台湾的黄声远也是其中之一。
黄声远的参展项目叫“原来”。他没有像其他建筑师们一样铺开一卷卷设计图纸或挂上一排效果图，一张画着台湾宜兰县地图的工作台低矮得像田埂一样，一段反复播放的7分钟录像，记录的是黄声远和他的团队田中央设计群的日常工作状态。看到有观众抱着胳膊拘谨地站在工作台前看录像，黄声远会从一堆采访机器后面钻出脑袋，招呼大家坐到“田埂”上看。黄声远看不出年纪，一张娃娃脸上戴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县城美术教师。实际上他已经47岁，光“宜兰项目”就做了17年。
在宜兰，黄声远和他的事务所以“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而闻名。17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这个“项目”却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这让黄声远在理解成都市提出的“田园城市”发展计划时有点困难。在他看来，成都欲用20年的时间初步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还是急了。像个农民一样在稻田里工作了十几年，黄声远已经不习惯时间表，他习惯的是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建一座房子，“起码可以用上一百年”。
田中央
扎根宜兰之前，黄声远也有过华丽的人生履历。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毕业于东海大学建筑系，之后赴美留学，先是攻下了耶鲁大学的建筑学硕士，随即供职于洛杉矶一家名为Eric O`Moss的建筑事务所。像大多数出身于这个含金量极高专业的年轻人一样，黄声远开始了日夜颠倒飞来飞去的生活，为大都市设计它们的摩天大楼。但他很早便知道这并非自己所欲。
“从内心里，我无法认同这种为建筑而建筑的工作，我觉得建筑不应该如此自负，不应该只因为设计者的片面理解而伤害到周遭环境与居民的习惯，它应该是种陪伴，应该与环境谱出共鸣。”黄声远回忆。很快他便辞去了事务所的职务。
1994年，宜兰县政府与仰山文教基金会发起了一个推动“宜兰厝”的活动，希望与建筑师一起寻找一种适合当地气候条件和景观特色的现代民居。宜兰位于台湾岛东北部，盛产稻米和葱蒜，北回归线穿过此地，在北宜高速开通前，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化失乐园里最后的故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宜兰贯彻着“文化立县”的发展策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对其与环境的调和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声远敏感地觉察到，在这里他可以做的正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宜兰县员山乡惠好村，绿油油的稻田环绕着一座半旧的厂房，这里就是黄声远的“田中央设计群”。这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名字常常被人们认为浪漫，但黄声远说，他们并非刻意追求这个诗意的名字，“田中央”只是他们实际工作环境的描述。“我们刚刚在宜兰工作的时候，经常就坐在稻田旁边讨论、开会。初来乍到，先要熟悉这里的环境。我们认为要做好一个地方的建筑，一定要扎根在当地。”而他们就是这样“在地”的设计师。宜兰不大，小镇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工程都是黄声远们在做，这群建筑师们常年也生活在这里，“我们做的事都是我们自己也需要的”。
1995年，宜兰县政府委托黄声远设计多功能的社会福利大楼。这座合院型的建筑围合出一块中央空地，可以展开各种公共活动，各楼层办公室与走廊都朝向这个广场。建筑走廊木栏杆上的斜面，可以在观景的时候让手臂自然地斜靠在上面。
“田中央的很多建筑和整个社区空间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很难用传统建筑评论和建筑学去看待。”北京的建筑批评学者史建说。
社福大楼向河边蔓延，一座“桥亭”漂浮在环河道路上。往相反方向，旧城墙旁的“杨士芳纪念林园”依照旁边遗址岳庙厢房的宽度，被设计成两栋长形建筑。就这样，“田中央”的建造设计延伸到历史遗产改造、河流整治、城市规划等，也包括马路街角一处旧枕木搭建的花坛。但黄声远说，很难用数量来统计“田中央”一共做了多少案子，“大部分案子都没有完结，留了个口子，好比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始终有修正和改善的可能。”
这种未完成态实质上是一种谦卑态度的反映。“田中央”或许是最尊重当地人意见的建筑事务所。在黄声远看来，农民往往比我们更懂得生命，他们资源有限，必须做出“对”的事情。比如修桥时，当地居民建议将路修得比较窄，就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打招呼。路灯不要那么亮，否则住在附近的水鸟会孵不出来。
“你并不需要很有理想很有激情才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与他们是在一起的，我注意到的其实也是他们注意的。”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设计和构思，正是黄声远接近田园城市的脚步。何谓田园？黄声远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纤浓合度、自给自足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小孩可以安全地搭汽车，进出政府机构要像出入自家后院一样方便。“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建筑的社会关怀
从礁溪卫生所、礁溪乡公所、宜兰火车站前的钢铁森林到西堤屋桥与社福中心、罗东新林场等，“田中央”在宜兰已做了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做公共建筑的初衷，是营造一个谁都可以进出的空间。建筑师创造一个建筑不是为了否定人们的价值，不能让人进去后有挫折感，一下子变得缩手缩脚。”
公共空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在公共资源中体会到平时无法体会的东西。“田中央”去年在宜兰修的一座桥“津梅栈道”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庆河桥，连接着宜兰的旧城巷弄和北岸的津梅田野，原本是日据时期建造的一座水泥桥，来往两条车道供机动车行驶，导致行人过桥非常困难。通常的做法会是拆掉这座桥，重建一座足够宽的、可以令人车和平相处的新桥。但黄声远用了一种非传统的处理方法。他做了一座新的栈桥，附挂在旧桥之下，经过计算的结构刚好能够支撑不太宽的桥面栈板，最狭窄的地方，只能供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经过。
为了这座非常规的栈桥安装，黄声远说服当地河川局的理由是为了观察桥墩安全和观测河川水位。所以，走到中央接近河面的位置，过桥的人必须屈身穿过水泥桥底，慢慢地贴近水面，转到桥的另一侧，躲过河流50年洪水泛滥线的出水高度。按照黄声远的描述，也有整个环境氛围的铺陈—光线和水汽穿过桥体照在栈道上的花草和爬藤植物上，秋千悬吊在栈板下摇来晃去，桥侧的钢结构杆件末端故意被延伸，像风吹芦苇，呼应着远方山峦起伏。
2010年，这座“津梅栈桥”以最高票数入围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委给予的获奖理由是：“利用原有的机动车行桥梁，以巧妙而简单的构造，营造出步行栈道的空间，使跨越宜兰河的居民有了安全亲切的廊道和交往空间，突显建筑师从生活场景的细微处，去反映一种平实的社会关怀意识。”
在“田中央”，黄声远们并不把他们做的建筑看成所谓的项目，他们将其视之为整体的改造活动。“项目是有工期、有限制、有始有终的，而我们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就先停在那儿，停工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别的事。其实每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并非像想象的那么高，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压力，多数可以重新再开始，有时一边修改方案，一边再找经费。”而他常常是在停工的阶段，才找到了完善的想法，在修改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挣扎，慢慢知道什么是好的，修改，才能真正直面问题。最后的作品已经不完全是建筑师或事务所的作品，而是工匠、村民、业主所有人的作品。他相信绝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不会特别顺利，也不会真的失败。
正在建的宜兰火车站已经花了八年多时间，黄声远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慢慢做一个作品，让它趋于完美，而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建筑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