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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4日“两会”结束后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两次提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且均与“文革”有关。
一时之间，海内外对于温家宝的警语展开了热议，久违的“文革”字眼再次成为热词。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博导侯少文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文革”遗毒深远
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遺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你怎么理解他的提法？
侯少文：我认为“文革”倾向和封建影响是存在的。比如说“官本位”，搞特权等级制，还有就是工作方式的运动色彩，权大于法，重人治轻法治现象等等，都是封建及“文革”影响的遗存。表现很多，我疲于解释了。
邓小平当年就指出过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权力过分集中这个严重的弊端长期没有得到认真解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当中主要存在五个弊端。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两条，一是过去共产国际领导过分集权的传统对我们的影响，二是长期封建主义社会、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历史的。
所以，温把“文革”之乱和封建影响放在一起讲，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两个本为一体，观者的视觉不同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决议》早在1981年就通过了，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为什么到今天文革错误遗毒还未得到完全清除？
侯少文：我认为“文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是说做一次《决议》，搞一次拨乱反正就可以完全清除的。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条就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两个贡献是连在一起的。文革刚结束，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否定文革。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由于要彻底否定文革这件事带出来的，要彻底否定得好，就要连带着把对毛泽东的评价做好。不是为了评价毛泽东而做的，而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不彻底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就搞不起来。
缘于改革不彻底
中国新闻周刊：文革遗毒的影响今天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少文：这个遗毒最大的就是“左”，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要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从现实生活来看呢，比如说“文革”当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写一些传记，写一些回忆文章，把自己在文革当中的打砸抢、斗走资派，这些本来是完全错误、极端错误的举动加以粉饰；还有就是给“文革”中的“头面人物”编选集、编材料汇编等来掩盖其过去的劣迹。
有些人把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等一系列问题统统归结于改革。他们不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里面来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主张回到“文革”时代，回到计划经济。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有人会产生这样极端的想法呢？
侯少文：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改革没有及时跟上，他们就动摇了疑惑了，觉得改革失败了，走偏了走到资本主义胡同里去了。怎么解决呢，那就把改革刹车，回过头。回过头是什么呢，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回过头就是搞计划经济。我们从中共十五大开始就明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就是人治。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抱怨一般的群众，也不能认为一般的干部思想保守陈旧，实际上是面对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没有采取一些得力、有效的措施，让他们看到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想法以后，有一部分搞理论的人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炮制出来，还要互相影响，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个往深里分析起来，它不是人的一般的道德和思想认识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中国社会应该往哪边走的问题。
你要让这些人端正认识往前走，光靠讲是不行的，还是要靠事实，靠你推进改革确实给他带来好处。改革的力度更坚定，改革的方式更加科学更加普惠，大家就会说改革没问题，就说改革好。为什么刚开始农民搞承包制的时候，更多人都是拥护，给他带来好处啦，所以就说你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文革真有可能重来？
侯少文：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发动和动员群众，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地运用非法治的手段来激怒和解决党内矛盾和党的对立面，而且这个党内矛盾和党的对立面是人为制造、设置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现在远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认为对温家宝总理这个讲话要辩证地看，他说要防止文革的重演，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没有错，但也不要把这种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应该看到毕竟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浩劫后，我们的党和人民还是吸取了经验教训的。现在如果有人再要用这种方式，要大规模、全局性的长期制造这种动乱，恐怕没有这个客观历史环境了，领导人也不会这么做。
在局部的环境里，在短时间内，用某种形式来复现文革，这种可能性有，但是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倒退历史，不可能，不得人心。不要说我们这群年龄比较大的，40、50、60年代出生的，就是80、90年代，他们的眼光和过去人的眼光也不一样啊，他看过世界，知道世界都是按法治办事的。你看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是不接受的。
破除既得利益阻碍
中国新闻周刊：阻止文革回潮，按温家宝的说法，必须大力推动改革。
侯少文：邓小平曾说过，不改革死路一条。不支持转变发展方式。造成贫富差距悬殊、腐败现象严重的根子是体制上的障碍，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有继续改革，别无他途。
上世纪80、90年代，如果说改革的推进主要来自思想意识，转变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改革就可以往前推进。现在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发生了变化，人们不是不知道要改革，甚至是太明白改革要改什么了！
我们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为什么老是转变不了呢，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是这个体制不支持科学发展。我的看法是现在改革的阻力已经不是来自思想观念转变，关键是既得利益。抗拒改革的利益体已经高度敏感，防卫和反改革的意识已经非常灵敏，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哪个侧面切入，都必须把你挡出去，这是一种应急反应，非常自觉地，不需要联络的，不需要开会研究。比如说，你说扩大直选，他马上说不行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他自己会被选掉；你说差额选举要大一点，他反对，这样有可能就把他自己差掉了，或者说他想让上来的人就可能上不去了。还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重庆律师代表韩德云都提了七次，方案都带来了，为什么不采纳，你不知道这是对的么，这是全世界通用的，香港可以用台湾可以用，大陆就不能用了？什么水土不服，没有这个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对这样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当如何破解？
侯少文：既得利益对抗公众利益，是不公平占有和享用的，而且这些利益都是和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不愿意对权力加强监督制约。
因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既得利益就没有保障不可持续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单纯的讲民生、讲消除两极分化、讲共同富裕是不行的，必须首先反腐败。
现在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腐败造成的，是滥用权力，是权力不当作为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不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去讲民生，那就是“隔靴搔痒”“画饼充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怎么设置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怎样；第二，怎么赋予，赋予就是选举；第三，怎么运行，要按照规矩和法治来运行；第四，怎么控制，控制就要通过监督，除了权力本身的监督还要公共舆论的监督，老百姓的参与。
这一套机制的运行若是良性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才能良性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实习生徐如馨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时之间，海内外对于温家宝的警语展开了热议，久违的“文革”字眼再次成为热词。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博导侯少文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文革”遗毒深远
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遺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你怎么理解他的提法？
侯少文：我认为“文革”倾向和封建影响是存在的。比如说“官本位”，搞特权等级制，还有就是工作方式的运动色彩，权大于法，重人治轻法治现象等等，都是封建及“文革”影响的遗存。表现很多，我疲于解释了。
邓小平当年就指出过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权力过分集中这个严重的弊端长期没有得到认真解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当中主要存在五个弊端。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两条，一是过去共产国际领导过分集权的传统对我们的影响，二是长期封建主义社会、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历史的。
所以，温把“文革”之乱和封建影响放在一起讲，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两个本为一体，观者的视觉不同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决议》早在1981年就通过了，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为什么到今天文革错误遗毒还未得到完全清除？
侯少文：我认为“文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是说做一次《决议》，搞一次拨乱反正就可以完全清除的。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条就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两个贡献是连在一起的。文革刚结束，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否定文革。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由于要彻底否定文革这件事带出来的，要彻底否定得好，就要连带着把对毛泽东的评价做好。不是为了评价毛泽东而做的，而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不彻底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就搞不起来。
缘于改革不彻底
中国新闻周刊：文革遗毒的影响今天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少文：这个遗毒最大的就是“左”，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要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从现实生活来看呢，比如说“文革”当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写一些传记，写一些回忆文章，把自己在文革当中的打砸抢、斗走资派，这些本来是完全错误、极端错误的举动加以粉饰；还有就是给“文革”中的“头面人物”编选集、编材料汇编等来掩盖其过去的劣迹。
有些人把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等一系列问题统统归结于改革。他们不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里面来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主张回到“文革”时代，回到计划经济。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有人会产生这样极端的想法呢？
侯少文：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改革没有及时跟上，他们就动摇了疑惑了，觉得改革失败了，走偏了走到资本主义胡同里去了。怎么解决呢，那就把改革刹车，回过头。回过头是什么呢，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回过头就是搞计划经济。我们从中共十五大开始就明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就是人治。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抱怨一般的群众，也不能认为一般的干部思想保守陈旧，实际上是面对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没有采取一些得力、有效的措施，让他们看到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想法以后，有一部分搞理论的人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炮制出来，还要互相影响，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个往深里分析起来，它不是人的一般的道德和思想认识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中国社会应该往哪边走的问题。
你要让这些人端正认识往前走，光靠讲是不行的，还是要靠事实，靠你推进改革确实给他带来好处。改革的力度更坚定，改革的方式更加科学更加普惠，大家就会说改革没问题，就说改革好。为什么刚开始农民搞承包制的时候，更多人都是拥护，给他带来好处啦，所以就说你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文革真有可能重来？
侯少文：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发动和动员群众，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地运用非法治的手段来激怒和解决党内矛盾和党的对立面，而且这个党内矛盾和党的对立面是人为制造、设置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现在远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认为对温家宝总理这个讲话要辩证地看，他说要防止文革的重演，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没有错，但也不要把这种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应该看到毕竟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浩劫后，我们的党和人民还是吸取了经验教训的。现在如果有人再要用这种方式，要大规模、全局性的长期制造这种动乱，恐怕没有这个客观历史环境了，领导人也不会这么做。
在局部的环境里，在短时间内，用某种形式来复现文革，这种可能性有，但是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倒退历史，不可能，不得人心。不要说我们这群年龄比较大的，40、50、60年代出生的，就是80、90年代，他们的眼光和过去人的眼光也不一样啊，他看过世界，知道世界都是按法治办事的。你看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是不接受的。
破除既得利益阻碍
中国新闻周刊：阻止文革回潮，按温家宝的说法，必须大力推动改革。
侯少文：邓小平曾说过，不改革死路一条。不支持转变发展方式。造成贫富差距悬殊、腐败现象严重的根子是体制上的障碍，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有继续改革，别无他途。
上世纪80、90年代，如果说改革的推进主要来自思想意识，转变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改革就可以往前推进。现在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发生了变化，人们不是不知道要改革，甚至是太明白改革要改什么了！
我们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为什么老是转变不了呢，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是这个体制不支持科学发展。我的看法是现在改革的阻力已经不是来自思想观念转变，关键是既得利益。抗拒改革的利益体已经高度敏感，防卫和反改革的意识已经非常灵敏，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哪个侧面切入，都必须把你挡出去，这是一种应急反应，非常自觉地，不需要联络的，不需要开会研究。比如说，你说扩大直选，他马上说不行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他自己会被选掉；你说差额选举要大一点，他反对，这样有可能就把他自己差掉了，或者说他想让上来的人就可能上不去了。还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重庆律师代表韩德云都提了七次，方案都带来了，为什么不采纳，你不知道这是对的么，这是全世界通用的，香港可以用台湾可以用，大陆就不能用了？什么水土不服，没有这个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对这样顽固的既得利益格局，当如何破解？
侯少文：既得利益对抗公众利益，是不公平占有和享用的，而且这些利益都是和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不愿意对权力加强监督制约。
因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既得利益就没有保障不可持续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单纯的讲民生、讲消除两极分化、讲共同富裕是不行的，必须首先反腐败。
现在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腐败造成的，是滥用权力，是权力不当作为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不谈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去讲民生，那就是“隔靴搔痒”“画饼充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怎么设置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怎样；第二，怎么赋予，赋予就是选举；第三，怎么运行，要按照规矩和法治来运行；第四，怎么控制，控制就要通过监督，除了权力本身的监督还要公共舆论的监督，老百姓的参与。
这一套机制的运行若是良性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才能良性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实习生徐如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