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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人民币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关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货币篮汇率制的研究,论证人民币选择货币蓝汇率制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货币篮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人民币
国际汇率体系的演变历程表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战后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盛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99年欧元的正式诞生。
一、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
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之争是与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的自动调节机制相关的,主要表现为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上。目前关于汇率制度的新理论中,出现了一个争议最大、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中间制度消失论”。它离开了浮动和固定之争,将视线投向了两极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比较和选择上来。该理论的要点是,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包括软钉住汇率制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这一理论又称为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空汇率制度理论。
但两极化很难说是国际汇率体系的内在趋势。按照IMF的定义,管理浮动是指货币当局在不事先指明或承诺汇率目标的情况下,通过积极外汇市场干预来影响汇率。因此,管理浮动的范围很广,在积极汇率政策的作用下,其实际汇率运行可以涵盖从水平区间钉住到独立浮动之间的任何一种汇率类型。包括Fischer在内的大多数“两极化假说”支持者,都把管理浮动纳入中间汇率制度。作这样的调整,中间汇率所占的比重不升反降。因此汇率的分类方法对研究的结论有很大影响。同时,20世纪90年代,欧洲单一货币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向硬钉住的倾斜,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看不到其他地区货币联盟会有突破性的发展,美国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消极化政策也不会改变。一系列货币危机的爆发,以及国际社会的偏好,引起了对钉住汇率的恐惧,出于对货币投机冲击的担心,一些国家匆忙转向弹性更大的汇率制度。近几年的回调表明,这种行为有非理性的因素。因此,两极化也只是20世纪90年代的特定经济现象,其未来态势还取决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多元化格局仍将是未来国际汇率体系的重要特征。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万灵药”,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二、人民币参考货币篮汇率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93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9~1984年,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底,取消内部结算价,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
2.1994~2005年7月:1994年1月1日,我国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保持汇率稳定,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其本质是一种较为宽松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3.2005年7月至今: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将美元兑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并且允许人民币在兑一篮子货币正负0.3%的区间内波动,这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变化。2006年3月1日央行再次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8.039,并实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汇率改革原则。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固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属于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坚持相对固定汇率制度,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这样基本上适应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如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完善,汇率缺乏抵御外来冲击的灵活性,汇率的调整缺乏理论依据等等。虽然短期不适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但从长期来看,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人民币汇率体制仍不可避免要进行改革。
引进了货币篮制度实际上是同时引入了灵活性和稳定性,具有阻止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优势。但是,新人民币汇率安排与货币篮安排还有一定的距离。目前,新汇率安排“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同于典型的货币篮汇率安排。这意味着货币篮安排的运行机制和干预机制与中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和干预机制是有差别的。中央银行可能不是按照货币篮机制的原则来计算和确定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可能不按照货币篮机制原则干预外汇市场,以达到既定的汇率目标。因此,“参考”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说明货币篮汇率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央银行保持调节汇率灵活性的需要。
在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是事先确定的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如果在这一汇率水平下,对人民币而言,美元的供应大于需求(人民币的供应小于需求),中央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使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钉住,中央银行有必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但是在钉住一篮子汇率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中国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与美元供求的变化无关。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主要受美元对其他篮子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在钉住货币篮制度下,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波动的,并不是单向的升值或者贬值。这一机制有利于抑制外汇市场上的单向投机行为,也可以解除对人民币面临单向升值压力而遭遇投机攻击的担忧。另外,货币篮权重的随机选择也会给这种投机交易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以便阻止投机行为。在钉住货币篮制度下,中央银行可以按照事先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限制來决定干预点,确定买进和卖出美元的时机,也可以通过调整权重的办法实现汇率目标。可见,钉住货币篮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还是要担当起管理的重任,要提高管理的技术和水平,避免过大的汇率波动,因为篮子中的货币实际上是“无主”货币,中国人民币银行要有独自承担调节重任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按照钉住货币篮汇率机制得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价变化可能与受国际收支影响的外汇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不一致,欧元和日元都对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是贬值的,而在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是有升值趋势的。那么,按照钉住货币篮的原则,中央银行要在外汇市场卖出人民币,买进美元,促使人民币贬值。如果选择了钉住货币篮,干预货币的选择是否也要与篮子货币的组成一致呢?原则上,钉住货币篮的决策与外币计价的外币储备还是可分的。官方储备的分散化与货币篮构成相一致将有助于稳定以人民币表示的储备资产的价值,但是不必要成为货币篮制度的附属品。中央银行支持篮子汇率的干预仍然完全在人民币/美元市场上进行。
三、全球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改革
我国制定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是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尽量使经济达到全面均衡状态,也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前要使内部均衡就要防止投资过快,以免造成经济过热;而外部均衡则要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汇率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汇率制度改革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全球失衡是近来讨论较多的焦点话题,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对美国和欧盟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向美国提供的大量资金。导致美国国内的“双逆”(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国的这种“双逆”需要借大量外债才能弥补。全球失衡是市场的选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继续下去。正如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非中国单方面的意愿,也是美国商人选择的结果;中国购买美国市场的债券也是因为美国市场债券产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等要优于其他市场,这种选择是由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并非简单的人为主观意愿造成的。我们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来要增加弹性,并且要主动调整我国外汇资产结构。全球经济发展是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有合理性,因此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持续的。同时,我们应抓住本次经济危机的契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出口为主导、加工制造业为主体,向拉动内需为主导的知识经济转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任重道远。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决定,汇率水平,形成机制,制度改革仍然是国内外政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币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将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扩大和贸易摩擦的增多,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会越来越多。中国不仅应该有自己的大战略和研究方案,而且要从这一问题的发展变化积极总结经验与教训。第二,世界上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是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1998年關于人民币贬值的争论,2002年后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都与美元和日元汇率变化密切相关。每次争论都将促使人民币面临新的调整,调整的重任总是在人民币这一边,而且基于外部压力的被迫调整可能打破中国预先确定的改革顺序。尚且人民币的非国际化特点将加大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成本,这些成本最终要由国内的经济增长付账。因此,在中国大国经济特点形成,朝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方向努力的同时应该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载体,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大战略。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资料整理.
[3]李成.金融开放的经济学分析与金融监管思考[J].经济科学,2003(2).
[4]谢平,张晓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三次冲突[J].国际经济评,2002(5).
[5]姚枝仲.不对称竞争压力与人民币亚洲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
关键词:货币篮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人民币
国际汇率体系的演变历程表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战后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盛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99年欧元的正式诞生。
一、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
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之争是与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的自动调节机制相关的,主要表现为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上。目前关于汇率制度的新理论中,出现了一个争议最大、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中间制度消失论”。它离开了浮动和固定之争,将视线投向了两极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比较和选择上来。该理论的要点是,唯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包括软钉住汇率制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这一理论又称为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空汇率制度理论。
但两极化很难说是国际汇率体系的内在趋势。按照IMF的定义,管理浮动是指货币当局在不事先指明或承诺汇率目标的情况下,通过积极外汇市场干预来影响汇率。因此,管理浮动的范围很广,在积极汇率政策的作用下,其实际汇率运行可以涵盖从水平区间钉住到独立浮动之间的任何一种汇率类型。包括Fischer在内的大多数“两极化假说”支持者,都把管理浮动纳入中间汇率制度。作这样的调整,中间汇率所占的比重不升反降。因此汇率的分类方法对研究的结论有很大影响。同时,20世纪90年代,欧洲单一货币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向硬钉住的倾斜,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看不到其他地区货币联盟会有突破性的发展,美国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消极化政策也不会改变。一系列货币危机的爆发,以及国际社会的偏好,引起了对钉住汇率的恐惧,出于对货币投机冲击的担心,一些国家匆忙转向弹性更大的汇率制度。近几年的回调表明,这种行为有非理性的因素。因此,两极化也只是20世纪90年代的特定经济现象,其未来态势还取决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多元化格局仍将是未来国际汇率体系的重要特征。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万灵药”,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二、人民币参考货币篮汇率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93年: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9~1984年,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底,取消内部结算价,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
2.1994~2005年7月:1994年1月1日,我国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保持汇率稳定,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其本质是一种较为宽松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3.2005年7月至今: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将美元兑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并且允许人民币在兑一篮子货币正负0.3%的区间内波动,这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变化。2006年3月1日央行再次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8.039,并实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汇率改革原则。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固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属于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坚持相对固定汇率制度,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这样基本上适应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如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完善,汇率缺乏抵御外来冲击的灵活性,汇率的调整缺乏理论依据等等。虽然短期不适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但从长期来看,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人民币汇率体制仍不可避免要进行改革。
引进了货币篮制度实际上是同时引入了灵活性和稳定性,具有阻止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优势。但是,新人民币汇率安排与货币篮安排还有一定的距离。目前,新汇率安排“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同于典型的货币篮汇率安排。这意味着货币篮安排的运行机制和干预机制与中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和干预机制是有差别的。中央银行可能不是按照货币篮机制的原则来计算和确定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可能不按照货币篮机制原则干预外汇市场,以达到既定的汇率目标。因此,“参考”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说明货币篮汇率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央银行保持调节汇率灵活性的需要。
在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是事先确定的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如果在这一汇率水平下,对人民币而言,美元的供应大于需求(人民币的供应小于需求),中央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使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钉住,中央银行有必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但是在钉住一篮子汇率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中国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与美元供求的变化无关。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主要受美元对其他篮子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在钉住货币篮制度下,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波动的,并不是单向的升值或者贬值。这一机制有利于抑制外汇市场上的单向投机行为,也可以解除对人民币面临单向升值压力而遭遇投机攻击的担忧。另外,货币篮权重的随机选择也会给这种投机交易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以便阻止投机行为。在钉住货币篮制度下,中央银行可以按照事先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限制來决定干预点,确定买进和卖出美元的时机,也可以通过调整权重的办法实现汇率目标。可见,钉住货币篮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还是要担当起管理的重任,要提高管理的技术和水平,避免过大的汇率波动,因为篮子中的货币实际上是“无主”货币,中国人民币银行要有独自承担调节重任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按照钉住货币篮汇率机制得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价变化可能与受国际收支影响的外汇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不一致,欧元和日元都对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是贬值的,而在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是有升值趋势的。那么,按照钉住货币篮的原则,中央银行要在外汇市场卖出人民币,买进美元,促使人民币贬值。如果选择了钉住货币篮,干预货币的选择是否也要与篮子货币的组成一致呢?原则上,钉住货币篮的决策与外币计价的外币储备还是可分的。官方储备的分散化与货币篮构成相一致将有助于稳定以人民币表示的储备资产的价值,但是不必要成为货币篮制度的附属品。中央银行支持篮子汇率的干预仍然完全在人民币/美元市场上进行。
三、全球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改革
我国制定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是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尽量使经济达到全面均衡状态,也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前要使内部均衡就要防止投资过快,以免造成经济过热;而外部均衡则要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汇率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汇率制度改革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全球失衡是近来讨论较多的焦点话题,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对美国和欧盟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向美国提供的大量资金。导致美国国内的“双逆”(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国的这种“双逆”需要借大量外债才能弥补。全球失衡是市场的选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继续下去。正如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非中国单方面的意愿,也是美国商人选择的结果;中国购买美国市场的债券也是因为美国市场债券产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等要优于其他市场,这种选择是由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并非简单的人为主观意愿造成的。我们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来要增加弹性,并且要主动调整我国外汇资产结构。全球经济发展是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有合理性,因此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持续的。同时,我们应抓住本次经济危机的契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出口为主导、加工制造业为主体,向拉动内需为主导的知识经济转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任重道远。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决定,汇率水平,形成机制,制度改革仍然是国内外政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币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将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扩大和贸易摩擦的增多,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会越来越多。中国不仅应该有自己的大战略和研究方案,而且要从这一问题的发展变化积极总结经验与教训。第二,世界上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是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1998年關于人民币贬值的争论,2002年后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都与美元和日元汇率变化密切相关。每次争论都将促使人民币面临新的调整,调整的重任总是在人民币这一边,而且基于外部压力的被迫调整可能打破中国预先确定的改革顺序。尚且人民币的非国际化特点将加大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成本,这些成本最终要由国内的经济增长付账。因此,在中国大国经济特点形成,朝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方向努力的同时应该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载体,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大战略。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资料整理.
[3]李成.金融开放的经济学分析与金融监管思考[J].经济科学,2003(2).
[4]谢平,张晓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三次冲突[J].国际经济评,2002(5).
[5]姚枝仲.不对称竞争压力与人民币亚洲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