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被简称为“军统”。那时，黎民百姓，一听说“军统”，便不寒而慄，因为它是一个跟踪、陷害、谋杀……的特务组织。然而，这样的组织中，也有人将秘密军事情报，通过研究比较，向英、美提出警告式的预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成为臭名昭著的“军统”中的另类人物。
　　
　　英美自傲，竟将预报当儿戏
　　日本偷袭，刮目相看邓葆光
　　
　　“军统”中唯一作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日本正与苏联谈判，说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中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橡胶易木材?看来，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才敢于没有橡胶换东西。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而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他猛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珠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在此又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竟然会让中国人来教训，岂有此理啊!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立即，珍珠港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才深切地认识到，来自中国的情报，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的预报竟分文不值地被抛弃，谁之过呢?傲慢得像鸭公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的代价，付出得太惨重了。
　　邓葆光在“珍珠港事件”后，分别受到英国的赞扬，美国的致歉电。他并不欣喜，而只有感激，他感激他的老师——董必武老师对他的教导。
　　
　　比较学，学有所成
　　聪明误，误入歧途
　　
　　湖北的红安，原名黄安。黄安高桥，一邓姓人家，于光绪三十四年得一子，取名宝光。16岁那年，他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邓宝光改名为邓葆光，一入学校，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其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向中国的挑衅事件不断，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有爱国行动，尽管其行动十分克制，这些留学生也受到日本的歧视。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有时给邓以各种借口的刁难，邓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的意图：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她与丈夫双双去到东京，一同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日方减少了麻烦行为，邓于是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这一时期，邓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在日本，有位中国驻日使馆官员，自称胡姓者，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邓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胡某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许多不便在公开文章上发表的观点，都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胡表示佩服邓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胡某鼓励邓：必须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至于如何报效国家，他胡某可以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胡某将邓荐引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特务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研究日本，研究“军统”
　　专心抗日，不做坏事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衢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布履长衫的董必武，趋步近前，叫住了学生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谨记，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师生，两个阵营中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比较研究”显威
　　“以战养战”受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蒋介石遗弃，只要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惹恼了“最高”。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外围的国民党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走消泗，经侏伃，进入沔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护送邓再经沙市、宜昌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冠生园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的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还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文急转蒋介石，蒋圈阅转行政院，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之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而且又升为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葆光曾请出亲信，去到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军统”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接收敌伪财产
　　组建研究机构
　　
　　日本人投降。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忙坏了他们的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记住了老师给他的教导：“不做坏事”，不做坏事就是要做好事。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其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出奇制胜护国宝
　　春燕北飞迎解放
　　
　　1948年的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向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收两起函件：一、从北平传来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毛人凤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毛人凤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间，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中统上司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仅不是暂不作答，而是绝不回音。眼下上海，“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军统”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解放军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显而易见，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的珍贵图书，运达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
　　
　　北来报春燕，原是经济所同仁
　　潘汉年识邓，巧与毛人凤斡旋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好多天来一颗悬空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下。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力争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她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值得庆贺的丈夫。正在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在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中统通缉，当时邓对其进行保护并送其出沪境。邓不由得奇怪地问询：“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到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讵料，邓葆光第二天见到的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是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邓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国家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说好，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昔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间接提出自己有病，须当治疗，并说是去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邓葆光在香港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的“下落”，还有那批久“囤”香港的图书。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不择手段，尽力避开英国人，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对邓也须采取监控。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了，心急如焚：若是这批图书再落到“军统”手中，这么长时间，花费朋友那么多钱……所有的心血都将随风而逝。急忙中，邓租借到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张扬，自我暴露，等于拱手让人?他决定采取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毛人凤疯狂下令杀邓
　　格尼娜智勇双全护夫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当毛人凤得知图书不在旧窝时，可想而知，他该是如何的暴跳如雷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的“军统”：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1950年9月12日，4名“军统”特务，于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锃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若非抢救及时，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格尼娜守护丈夫寸步不离。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害死邓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病人也舍掉单人房间，住进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尽管，在医院内，邓的亲朋能守护他，而“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看你邓葆光怎么逃脱这个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港督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一辆医院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然后直奔火葬场。这辆车终未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这使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更感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潘扬蒙冤邓受牵连
　　彻底平反荣誉迟来
　　
　　1955年，中共高层干部潘汉年去京开会。会议未开始，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扬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军统”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发配江苏劳动“自食其力”。捕邓的单位，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平反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平反，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补述的是格尼娜，这位邓的好妻子，当年因极“左”的原因，迫使她回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