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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哥哥参军走了，父母要上班，买年货的任务就光荣地落在了我身上。妈妈再三叮嘱我，钱和票千万不能弄丢了。为了买到好年货，我冒着严寒到了一个较远的大商场，进去一看，柜台前挤满了人。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准备掏钱和鱼票时，我被周围人挤得连胳膊都无法从口袋里抽出来，终于抽出来的时候，手里抓的只有钱，鱼票不知哪里去了。想起妈妈说过“年夜饭的餐桌上不能没鱼”时，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鱼没买到，我流着泪骑车回家。想着鱼票比钱重要，恐惧和伤心一起向我袭来，凛冽的西北风吹在我的脸上，眼泪也冻成了冰，粘在我脸上。
当我再次流着眼泪，准备迎接妈妈的训斥时，妈妈不但没有责怪我，反倒安慰起我来。“都是妈妈不好，让我儿小小年纪就为家操心。”
那年的年夜饭特别丰盛。因为妈妈给了我临场决定的权力，我买了往年从没买过的新鲜的黄瓜、西红柿、青椒这几样蔬菜（当年很少有的）。当妈妈把红烧鱼端上桌子的时候，我一下子惊呆了。哪里来的鱼呢？原来是邻居金大娘知道我弄丢了鱼票，把她家的鱼送给了我家一条。
“小当家的，试试新衣服合不合适？”妈妈举着熬夜给我做的新衣服说。与新衣服和压岁钱相比，我更喜欢妈妈叫我“小当家的”，这说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穿着妈妈做的新衣服，吃着自己亲手买来的年货，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年夜饭！
（月下清风）
15岁到北美洲，我成了小留学生里的一员，从此10年没在家吃过年夜饭，没和家人一起过春节。2020年年初，我终于攒够了假期，准备拖家带口回去热闹过年，也让爷爷、奶奶见一见曾孙，结果却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又没能在家吃年夜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次回家团圆，也不知道爷爷奶奶能不能再等我们那么久。过去10年的大年夜，我都是吃着快餐、看着“春晚”，和家人在视频通话中度过的。真的好想回家。
（明明就是Lucy Lin）
2010年的大年初一和“情人节”是同一天。那年除夕，我把她带到家里吃年夜饭。爸妈是第一次见她，都很满意，默认她就是儿媳妇了。后来，我们吵过架，冷战过，也分手过。爸妈埋怨我把这么好的女孩兒弄丢了。兜兜转转，现在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今年乃至今后的每一年，我相信，吃年夜饭时坐在我身旁的，永远是她。
（JJ）
2009年，大学毕业的我响应国家号召去部队服役。新兵三个月的集训对我这个平素习惯了自由散漫的人来说，显得极为辛苦。周末仅有的休息时间，我在团部电话亭里和好友打电话聊天，他们和我聊起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说预告特别精彩，有很多明星和好看的小品。听了他们的描述，我心里直痒痒。回班里和战友们一说，大家都心驰神往。没多久，大年三十儿到了，团里组织全团官兵在大礼堂看春节联欢晚会、吃年夜饭。不巧，那个时间，刚好轮到我在南门站岗……
站在南门岗哨上，寒风从脸上呼啸刮过，想着盼望已久的“春晚”开始了我却无法一睹为快，心里颇不是滋味。过了十多分钟，班长和班副（他俩本应站下一班岗）远远地齐步走过来，提前一个多小时接岗，说电视不咋好看，想出来透透气，让我俩回去替他俩“顶一顶”。我们两个新兵都知道，这是班长照顾我俩的托词，不愿意接受；班长说这是命令，让我俩服从。就这样，我俩回去看了一个没有开头的春节联欢晚会。11年过去了，那一晚大屏幕上播的什么早已记不清了，但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晚清冷的空气、凛冽的北风，班长和班副为了让我们看“春晚”、吃年夜饭替我们站岗时说出的“不好看”，还有礼堂里战友们的欢笑声……
（郑）
小时候，吃年夜饭时，我不小心打破了个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着急，关心我—手没事儿吧，碗打破了不要紧，“碎碎平安”。
长大后，吃年夜饭时我不小心打破了个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着急—唉，可惜了这么好的碗。
（风满楼）
1977年的年夜饭我终生难忘。过年前，我最大的期待莫过于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母亲亲手做的红烧肉。冲突发生在准备祭品时，父亲责问：“没肉，怎么敬祖宗？”母亲默不作声。父亲瞪了母亲一眼，突然走到屋角的一个不起眼的黑色陶罐前，母亲立马转过身来紧张地注视着父亲。只见父亲怒气冲冲地打开黑罐子，把手伸进罐子，像变戏法般捏出一小块儿肉来。涂过盐的肉白里透红，颜色很好看。母亲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父亲并不为母亲的眼泪心软，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地质问母亲：“这是什么？这不是肉吗？”母亲一时语塞，哽咽了半天才说：“娃们过年没新衣服穿，总得吃块儿肉！”听了母亲的话，父亲也沉默了。但父亲很快就做了最后的决定。母亲压抑的哭声渐渐升腾起来，像温暖的炊烟袅袅地穿过屋檐，向阴冷的天空飘去。
那年吃年夜饭时，父亲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赌气似的大口扒拉着白饭。母亲努力笑着，夹了一小块煎得焦黄的豆腐放到我碗里，说：“这豆腐和肉一样，好吃！”我嚼着豆腐，咸咸的泪水流进嘴里，忘记了肉的滋味。多少年过去了，今天吃肉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是那一年的年夜饭令我终生难忘。
（许正文）
鱼没买到，我流着泪骑车回家。想着鱼票比钱重要，恐惧和伤心一起向我袭来，凛冽的西北风吹在我的脸上，眼泪也冻成了冰，粘在我脸上。
当我再次流着眼泪，准备迎接妈妈的训斥时，妈妈不但没有责怪我，反倒安慰起我来。“都是妈妈不好，让我儿小小年纪就为家操心。”
那年的年夜饭特别丰盛。因为妈妈给了我临场决定的权力，我买了往年从没买过的新鲜的黄瓜、西红柿、青椒这几样蔬菜（当年很少有的）。当妈妈把红烧鱼端上桌子的时候，我一下子惊呆了。哪里来的鱼呢？原来是邻居金大娘知道我弄丢了鱼票，把她家的鱼送给了我家一条。
“小当家的，试试新衣服合不合适？”妈妈举着熬夜给我做的新衣服说。与新衣服和压岁钱相比，我更喜欢妈妈叫我“小当家的”，这说明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穿着妈妈做的新衣服，吃着自己亲手买来的年货，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年夜饭！
（月下清风）
15岁到北美洲，我成了小留学生里的一员，从此10年没在家吃过年夜饭，没和家人一起过春节。2020年年初，我终于攒够了假期，准备拖家带口回去热闹过年，也让爷爷、奶奶见一见曾孙，结果却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又没能在家吃年夜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次回家团圆，也不知道爷爷奶奶能不能再等我们那么久。过去10年的大年夜，我都是吃着快餐、看着“春晚”，和家人在视频通话中度过的。真的好想回家。
（明明就是Lucy Lin）
2010年的大年初一和“情人节”是同一天。那年除夕，我把她带到家里吃年夜饭。爸妈是第一次见她，都很满意，默认她就是儿媳妇了。后来，我们吵过架，冷战过，也分手过。爸妈埋怨我把这么好的女孩兒弄丢了。兜兜转转，现在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今年乃至今后的每一年，我相信，吃年夜饭时坐在我身旁的，永远是她。
（JJ）
2009年，大学毕业的我响应国家号召去部队服役。新兵三个月的集训对我这个平素习惯了自由散漫的人来说，显得极为辛苦。周末仅有的休息时间，我在团部电话亭里和好友打电话聊天，他们和我聊起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说预告特别精彩，有很多明星和好看的小品。听了他们的描述，我心里直痒痒。回班里和战友们一说，大家都心驰神往。没多久，大年三十儿到了，团里组织全团官兵在大礼堂看春节联欢晚会、吃年夜饭。不巧，那个时间，刚好轮到我在南门站岗……
站在南门岗哨上，寒风从脸上呼啸刮过，想着盼望已久的“春晚”开始了我却无法一睹为快，心里颇不是滋味。过了十多分钟，班长和班副（他俩本应站下一班岗）远远地齐步走过来，提前一个多小时接岗，说电视不咋好看，想出来透透气，让我俩回去替他俩“顶一顶”。我们两个新兵都知道，这是班长照顾我俩的托词，不愿意接受；班长说这是命令，让我俩服从。就这样，我俩回去看了一个没有开头的春节联欢晚会。11年过去了，那一晚大屏幕上播的什么早已记不清了，但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晚清冷的空气、凛冽的北风，班长和班副为了让我们看“春晚”、吃年夜饭替我们站岗时说出的“不好看”，还有礼堂里战友们的欢笑声……
（郑）
小时候，吃年夜饭时，我不小心打破了个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着急，关心我—手没事儿吧，碗打破了不要紧，“碎碎平安”。
长大后，吃年夜饭时我不小心打破了个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着急—唉，可惜了这么好的碗。
（风满楼）
1977年的年夜饭我终生难忘。过年前，我最大的期待莫过于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母亲亲手做的红烧肉。冲突发生在准备祭品时，父亲责问：“没肉，怎么敬祖宗？”母亲默不作声。父亲瞪了母亲一眼，突然走到屋角的一个不起眼的黑色陶罐前，母亲立马转过身来紧张地注视着父亲。只见父亲怒气冲冲地打开黑罐子，把手伸进罐子，像变戏法般捏出一小块儿肉来。涂过盐的肉白里透红，颜色很好看。母亲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父亲并不为母亲的眼泪心软，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地质问母亲：“这是什么？这不是肉吗？”母亲一时语塞，哽咽了半天才说：“娃们过年没新衣服穿，总得吃块儿肉！”听了母亲的话，父亲也沉默了。但父亲很快就做了最后的决定。母亲压抑的哭声渐渐升腾起来，像温暖的炊烟袅袅地穿过屋檐，向阴冷的天空飘去。
那年吃年夜饭时，父亲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赌气似的大口扒拉着白饭。母亲努力笑着，夹了一小块煎得焦黄的豆腐放到我碗里，说：“这豆腐和肉一样，好吃！”我嚼着豆腐，咸咸的泪水流进嘴里，忘记了肉的滋味。多少年过去了，今天吃肉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是那一年的年夜饭令我终生难忘。
（许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