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如果仅仅有一点点假物、假事、假话、假人并不一定可怕。而可怕的是假风已经强劲到势不可挡,而且找不到遏制措施。
　　
　　唐骏、禹晋永“学历门”事件引发了关于“假”的话题。“一切都是假的!除了妈是真的之外,连爹都可能是假的!”这几句愤言虽然有调侃意味,但却表达了人们对社会虚假化的憎恨。
　　虽然虚假事物、虚假现象外国也有,但中国尤甚,故而值得挖一挖根。
　　当年中国被侵略时,人们虽然恨“洋鬼子”,但也讨厌中国人之中的“假洋鬼子”,为什么讨厌?假!
　　抗日战争时期,正义的中國人虽然恨日本鬼子,但也恨伪军。为什么恨?原因之一就是伪军的伪。明明是中国人,偏偏要以“皇军朋友”自居,在中国人面前摆架子、耍威风,何等下贱!
　　说到“架子”,也是一种假。官架子、名人架子、大款架子,总之用架子唬人,其可鄙之处也在于假。
　　假一经被利益驱动,被投进各种市场,种种假东西也就会流行化、时尚化、走俏化,中国的最大可忧之处也在这里。
　　当然,一切的假首推假人,如假人格、假人性以及假人才、假人士、假人物等。
　　世界上如果仅仅有一点点假物、假事、假话、假人并不一定可怕。而可怕的是假风已经强劲到势不可挡,而且找不到遏制措施。这就需要先挖一挖假的根子。
　　人们常常缅怀中国古代的诚信传统。对此,也需要入深审视,不能过分恋古。
　　不错,中国古代确实将诚信视为最高的信条之一。但在小农文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诚信常常是一种理念和情感,是人情而不是法律,带有很大的弹性。一个人是否讲诚信,全凭良心。这样的传统习惯,也带有很大的脆弱性。
　　中国从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至少也有两次对假的大强化。一是几十年前极左年代的政治大造假,一是近年在商品化狂潮中的社会性大造假。
　　几十年前极左年代的政治大造假,也曾达到了顶峰。到处是以“革命”的名义特别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制造出的假口号、假豪言,以及假成绩、假胜利、假跃进等等。至于连无德无才的“四人帮”,都被吹捧为“革命旗手”、“红色理论家”,而且火箭式地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更是大假特假了。这样的“假根”一经移植到后来的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也不会一下子与假绝缘。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真的来了,利益成了人的主要追求。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人的不讲诚信、反诚信行为也就必然恣肆起来。曾经在封建、落后、贫困的状态中苦苦挣扎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中国,一经面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经开放,“放”出来的东西虽然一定会有优质的真品,但也一定会有大量的劣质货、假货。
　　而中国今天的商品经济,在某些时候尚未克服原始性、蒙昧性、粗疏性。连明显犯法的事也有人干,有办法对付。另外的某些人,好像只要不犯法,干一点缺德之事都没有什么。久而久之,某些人还可能把缺德行为看成一种正常,甚而看成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式的本领。法律的疲软,在很多时候只寄希望于“舆论谴责”,而舆论毕竟只是舆论,不具有强力性,而又常常有其乏力的一面。
　　外国某些先进国家,也曾经历了资本神圣、道德跌落的时代。但现实生活教训了他们:法律的健全和强化,是规范人们行为并使之成为习惯的重要手段。时间长了,大多数人也就果真形成了诚信的习惯。而且,涉假、造假往往要付出双倍、多倍的代价。而当前中国的假货、假事、假人之所以猖獗,说来说去仍在于法律仍未达到硬化、细化程度。过分依靠道德宣讲,依靠舆论压力,效力毕竟是有限的。
　　要想有效地反假、打假,必须建立起反假、打假的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