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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1914-1970)，女，安徽合肥人，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龚澎是我党历史上首位新闻发言人，她对党的对外新闻发布工作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龚澎被《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誉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一
龚澎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安徽著名的革命者；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求学时，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1942年龚镇洲去世，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吊唁，称赞他“有德有年，功在民国”；蒋介石撰联“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来表示悼念；李济深主持追悼会并题写了碑文。龚澎的母亲徐文，懂英语，写一手好钢笔字，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日本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龚镇洲被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龚澎在广州度过了安定幸福的童年，后又随父移居上海。1928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1933年夏，龚澎考取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在北平结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同学，常与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俞启威(即黄敬)等一起聚会，成为耀眼的学生会领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成员。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燕京大学学生准备继续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建议在游行之前，让当时在燕大读书的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埃德加·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的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次发布会的规模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二
1938年3月，龚澎成为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因英语流利，兼懂日语，深得毛泽东主席赏识，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1938年9月，龚澎告别了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应当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刘文华，并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8月1日，她与刘文华正式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龚澎就奉党中央之命前往重庆，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对外活动中，龚澎一直都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面。虽然龚澎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专业，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龚澎发布新闻消息，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对一些受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种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她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很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回忆说：“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以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
“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关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目，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正当龚澎在党的事业上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她在家庭生活上却遇到了磨难。1942年6月，她的爱人——担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的刘文华，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碍于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诊治，溘然病逝于晋中返回八路军总部的途中，年仅30岁。龚澎闻讯异常悲痛。
1942年9月，龚澎结识了来重庆的留德哲学博士乔冠华，经过冯亦代夫妇的撮合，这对才子和才女于1943年11月结为伉俪(时年龚29岁，乔30岁)，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夫妇俩 成为周恩来外交方面的得力下属。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龚澎担任翻译。1946年，龚澎伉俪转移到香港，创办了《群众》周刊香港版，在香港生活数年，直到解放后才北上。
三
自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龚澎一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一职，是新中国外交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为我国外交新闻事业作出了诸多开拓性工作。
1949年12月26日，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1955年7月2日经周恩来批准改称新闻司)司长，从此，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在1964年升任部长助理后，龚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供中央领导人参考的内部资料只有新华社编辑的《参考资料》。龚澎在新闻司创立之初就倡议创办了《临时通报》和《快报》等重要的内部刊物。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龚澎任内成功组织了外围记者1955年对西藏的采访和考察，还促成拍摄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等。
龚澎的开拓性功绩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她最早扮演着新中国“新闻发言的奠基人”的角色，直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1983年才正式建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她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她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
1963 1964年问，周总理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拉十四国，龚澎是访问团的主要发言人。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辞严地反驳：
“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1966年，“文革”开始，外交部成了重灾区，龚澎被诬告“里通外国”和打成三反分子。后来，周恩来终于知道了她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患脑肿瘤终于走到了生命旅程的尽头。
龚澎及其家族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有较大影响。除龚澎在外交部长期担任要职外，其夫乔冠华曾担任外交部长，其长子乔宗淮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龚澎的姐姐龚普生，担任过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澎的姐夫章汉大，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龚澎作为一位女外交家，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位新闻发言人，她在新闻发布工作上的许多经验和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总结。
一
龚澎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安徽著名的革命者；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求学时，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1942年龚镇洲去世，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吊唁，称赞他“有德有年，功在民国”；蒋介石撰联“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来表示悼念；李济深主持追悼会并题写了碑文。龚澎的母亲徐文，懂英语，写一手好钢笔字，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日本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龚镇洲被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龚澎在广州度过了安定幸福的童年，后又随父移居上海。1928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1933年夏，龚澎考取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在北平结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同学，常与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俞启威(即黄敬)等一起聚会，成为耀眼的学生会领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成员。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燕京大学学生准备继续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建议在游行之前，让当时在燕大读书的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埃德加·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的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次发布会的规模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二
1938年3月，龚澎成为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因英语流利，兼懂日语，深得毛泽东主席赏识，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1938年9月，龚澎告别了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应当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刘文华，并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8月1日，她与刘文华正式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龚澎就奉党中央之命前往重庆，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对外活动中，龚澎一直都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面。虽然龚澎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专业，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龚澎发布新闻消息，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对一些受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种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她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很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回忆说：“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以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
“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关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目，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正当龚澎在党的事业上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她在家庭生活上却遇到了磨难。1942年6月，她的爱人——担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的刘文华，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碍于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诊治，溘然病逝于晋中返回八路军总部的途中，年仅30岁。龚澎闻讯异常悲痛。
1942年9月，龚澎结识了来重庆的留德哲学博士乔冠华，经过冯亦代夫妇的撮合，这对才子和才女于1943年11月结为伉俪(时年龚29岁，乔30岁)，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夫妇俩 成为周恩来外交方面的得力下属。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龚澎担任翻译。1946年，龚澎伉俪转移到香港，创办了《群众》周刊香港版，在香港生活数年，直到解放后才北上。
三
自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龚澎一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一职，是新中国外交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为我国外交新闻事业作出了诸多开拓性工作。
1949年12月26日，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1955年7月2日经周恩来批准改称新闻司)司长，从此，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在1964年升任部长助理后，龚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供中央领导人参考的内部资料只有新华社编辑的《参考资料》。龚澎在新闻司创立之初就倡议创办了《临时通报》和《快报》等重要的内部刊物。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龚澎任内成功组织了外围记者1955年对西藏的采访和考察，还促成拍摄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等。
龚澎的开拓性功绩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她最早扮演着新中国“新闻发言的奠基人”的角色，直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1983年才正式建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她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她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
1963 1964年问，周总理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拉十四国，龚澎是访问团的主要发言人。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辞严地反驳：
“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1966年，“文革”开始，外交部成了重灾区，龚澎被诬告“里通外国”和打成三反分子。后来，周恩来终于知道了她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患脑肿瘤终于走到了生命旅程的尽头。
龚澎及其家族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有较大影响。除龚澎在外交部长期担任要职外，其夫乔冠华曾担任外交部长，其长子乔宗淮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龚澎的姐姐龚普生，担任过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澎的姐夫章汉大，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龚澎作为一位女外交家，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位新闻发言人，她在新闻发布工作上的许多经验和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