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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年前后总能收到一些贺卡，但最早收到的肯定是周碧珍先生寄来的，几乎年年如此。贺卡很精致：正面是周先生与老伴——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何国森先生二人和蔼可亲而略带微笑的合影，反面则是由两位亲笔签名的新年贺词，而且每年的格式都是一样的。每年年底12月初，收到周先生的新年贺卡，我也就恍然大悟：一年又过去了！往往也是带着周先生美好的祝福进入新的一年！年初我也总是带着女儿登门拜年。
周碧珍，这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上海乐坛、享年93岁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2013年12月溘然匆匆驾鹤西去，从此贺卡戛然而止。周先生走了，往事历历在目……
早在中学时代就在收音机中经常听到播放周碧珍先生独唱的印尼歌曲《梭罗河》，优美舒展、委婉流畅的演唱，令她成为我最喜欢的歌唱家之一。
第一次听到周先生的歌声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分清晰地记得是在当时虹口区解放剧场的周日上午原上海合唱团举行的“星期音乐会”上，我与两位上音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的同学，还有一位声乐系同学，相约在专供演员进出的边门口等齐后一起进去，用这种“不买票听上海合唱团音乐会”的方式“蹭听”，一直持续到1965年底《长征组歌》的演出。好在上海合唱团里有上音声乐系毕业的女中音歌唱家裘利惠以及男高音歌唱家水光、邓尔惕等一些校友、好友，他们对我们这些没有经济收入的上音学生十分理解和同情，不仅对“蹭听”“眼开眼闭”，还不时主动带我们到后台帮我们找一处较为隐蔽的地方，让我们安稳地或在侧幕或在一楼半的灯光间听音乐会，有时甚至还悄悄地“透露”：今天没有满座，第几排好像有空位，并指点“迷津”——从后台通到前台观众席的“秘密通道”……
至今我还十分感激这些校友、好友对我们上音年轻学子的支持关心与照顾帮助（当时音乐会票价最高0.30元，最低0.15元，而我们学生的伙食费每月才6元左右）。附带介绍一下：我的几位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学生告诉我，在德国的音乐会（包括歌剧）最高票价80欧元，最低票价25欧元，凡音乐学院学生凭学生证只要5欧元一张;另外，音乐学院学生只要到养老院演出一次不低于30分钟的小音乐会，养老院院长就会开一证明，凭此证明就能到任何一处音乐厅或剧院免费领取一张音乐会或歌剧的演出票（当然这是由政府买单）。
原上海合唱团的音乐会有合唱、小组唱、重唱、独唱等各种声乐形式，记得周碧珍先生是整场音乐会的压台，那天她穿着高雅而庄重、大方而朴素的深蓝偏紫色中式旗袍，当她微露笑意，轻盈而稳健地走进舞台时，台下已一片热烈掌声，记得那天她演唱的是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中创作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印象极为深刻：明亮圆润而有弹性的音色，宽广而舒展的音域，加之稳定的气息控制，把聂耳笔下“到处哀歌”“永远飘流”的歌女，字字血、声声泪的辛酸表现得如泣如诉，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后感人肺腑的呐喊声中唱出了“铁蹄下歌女”的悲剧力量！
德国浪漫时期的作曲家舒曼曾说：“技术只有只有为高尚的目的服务才有价值”，周先生把声音技巧与塑造音乐形象结合得如此完美，使我这位刚刚踏进音乐之门的青年钦佩不已。多年来她的歌声一直在我的脑海深处回响，挥之不去，呼之欲出！
我很幸运也感谢上天的安排，想不到1966年毕业时分配到上海合唱团工作。我与周先生从观众与演员的关系竟一下子成了同事、同行。
作为20多岁刚走出校门毫无工作经验的青年指挥，一开始确实很难较快适应工作，但十分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周先生这样一位谦虚谨慎、胸怀宽阔、愿提携新人的“好人”。大凡在音乐团体中，总有那么极个别的团员，为显示自己“水平”，表现自己的“高明”，有时会故意出错刁难指挥，甚至责备谩骂，世界上一些乐团都有这样的“音乐小人”。但周先生对像我这样的“新手”却十分关心。记得进团后第一次上台演出是在上海音乐厅指挥“十首革命历史歌曲”，附带说一句，“文革”中从1966年开始的五六年间，乐坛上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只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等极少数几首歌曲，此外几乎无歌可唱。直至七十年代初，当时“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突然发表了经过改词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并经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后在中央台播出（文革结束后，这十首歌曲全部“自动恢复”原词，此后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演唱改词的版本）。这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乃至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文革”期间指挥这样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弄不好会成为“政治问题”，所以，我绝不敢掉以轻心。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文艺小分队，演芭蕾舞“白毛女”时，因演得“不像”，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判入监牢。
周先生是团里独唱演员，按团里的规定可以不参加团里的合唱排演，但周先生却主动提出要求参加“十首”的排演。她不但每次准时参加排练，而且几乎每次排练后都主动留下来，在艺术处理和声音要求等方面，与我坦诚地用商量的口吻说：“这样处理是否会更好些……”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歌唱家，虚怀若谷地与一位刚出校门的青年指挥交流，使我大为感动！
在演出时，在音乐厅的舞台上，作为独唱，她认真而充满激情地看着指挥，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挺拔而稳稳地站在舞台中间。有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歌唱家在合唱队里牢牢地“撑着”“坐镇着”，这给我的成功指挥带来很大的信心和力量！此后，无论在上海大剧院、东艺音乐厅，或是奥地利维也纳、德国慕尼黑乐坛上的成功演出我都忘不了，毕业后走向职业指挥的第一次演出得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歌唱家的支持。
周先生在歌唱艺术上是相当钻研和努力的，也是相当聪明和低调的。近日与对声乐艺术较有研究的男高音歌唱家陈学熹聊天时，他告诉我，世界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世界上有两位一致公认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除夏里亚平，另一位是美国的保尔·罗伯逊——世界上第一位用中文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唱家），曾在回忆录中讲到：“作为独唱，应当经常去参加合唱，因合唱对声音的调节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没有与周先生交流过合唱与独唱的相互关系，但我可以肯定周先生知道其中的真谛。因在团里只要有机会，周先生会积极参加各种合唱。不只是室内合唱，无伴奏合唱，就连“长征组歌”这样带表演、造型的合唱，她也穿着“红军”服装上台演唱。1965年秋，词作者肖华将军来上海，在观看原上海合唱团演出《长征组歌》后在后台会见周碧珍、董爱琳、靳小才等一批歌唱家时，充分肯定并大加赞赏。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都观看过上海合唱团演唱的《长征组歌》，并作为在上海招待外宾的保留曲目。 1993年经原市文化局批准，成立了“上海乐团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我作为团长、指挥，同样不敢掉以轻心，我特聘了蔡炳才、王允铃、张庆新、吴旻、何为民、吴容、董联娣、丁息琴、曲宗安等30几位有着丰富舞台实践经验的歌唱家（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演员）为声乐小课老师，同时也邀请上音基本乐理专家黄祖庚、蒋维民两位教授来团上课。而每当这些老师的学生开演唱会时，他们都希望周先生来“点评”，而周先生则是有请必到，不仅认真聆听而且对每位学生都作详细记录，不只是指出问题，更多的是拿出解决问题的 “药方”，并谦逊地说：仅供每位老师参考。这对刚刚起步的合唱团的声音统一、谐和、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想考国内外音乐学院的同学，几乎考前都要我陪同去周先生家逐一“过堂”。周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不矜不伐，悉心指点：气息控制、声音位置、咬字吐字、舌根音的解决、作品内容的理解分析……直到认真选择初试、复试曲目。
一些同学赴德国留学深造，周先生不仅亲自写推荐信，还请老伴何先生翻译成德语……
周先生79岁，我们“好小囡”全体老师为她做80大寿（上海习惯，做九不做十）。那天吹蜡烛，切蛋糕，吃寿面……欢声笑语，散席时周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小囡看五线谱，唱固定调唱一定要坚持！合唱就是要规范地训练，就是要从童声起步，国际上一些专家认为：孩子学音乐，应从唱合唱开始。中国的合唱，尤其是上海合唱的整体水平，不要说与国际比，就与国内比，还有相当差距……”
直到去世前几个月，男高音歌唱家何为民老师还约我带了几个学生一起去请教周先生。尽管此时周先生步履蹒跚，但“90后”的周先生仍精神矍铄，不时还在钢琴上哼唱示范两句……这里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周先生来团“点评”也好上课也好，从不收费！
2013年夏天周先生老伴去世，因我未在上海，无法参加追悼会，回沪后，特地去她家中。在何先生的遗像前敬献鲜花时，周先生儿子何祖明悄悄地对我说：“妈妈因爸爸去世而得了忧郁症，刚从医院出来……”
那天，我尽量聊一些开心的话题，谈生活，讲声音，说合唱……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特地回忆了40多年前“文革”中的一次“惊险”演出：一位男高音在接待外宾时唱了一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可能是很久未唱的原因，他第一句“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唱完，第二句“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他忘了歌词，但这位歌唱家反应极快，依然是按第二句的曲调唱“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而且词曲结合得相当妥贴，而第三句歌词应是“牛羊肥壮驼铃响……”但可怕的是第三句的歌词他又忘了，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歌唱家竟然仍是按第三句旋律演唱“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而且旋律与歌词再次结合得天衣无缝。一句“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用不同的旋律竟然从头唱到尾，曲毕，台下掌声雷动，因为外国朋友听不懂中文歌词，只觉得这位男高音声音很棒，歌曲曲调也很优美。“天才啊！”我作为舞台监督紧张得几乎要瘫在地上了，而这位歌唱家却傻笑着下场。可能中方领导觉得怎么“骑着马”老是在“跑”？不过想想也对，毕竟不是“篮球场”，是大草原嘛，辽阔无限……因他演唱得十分顺溜，不打“格楞”，陪同领导也听不出一点破绽，否则……
我一边讲述，一边模仿哼唱，周先生听着笑得前俯后仰，爽朗而快乐地大笑，似乎忘了一切……告别时，祖明兄送我到楼下，在门口兴奋而欣慰地说：“爸爸离世至今，我们第一次听到妈妈这样开心的笑声。”
那天周先生对我还说了很多点点滴滴：从重庆国立歌剧学校到青木关“音专”;从上海音乐工作团到上海合唱团;还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独唱演员出访印度、印尼、缅甸等东南亚诸国……她说都想抽空写出来，以前大都由老伴帮着整理打印，现在何先生走了，感到无限惆怅、无奈。我听后，立即肯定地表示：只要想起什么，来个电话，我可电话录音帮你记录整理。此时周先生感慨地说：“我有好几篇小文章发表在《上海音讯》上，都是“粗线条”提纲式的初稿，主编曹畏先生多次电话联系帮助修改，若见到，请代感谢！”
没想到在这次愉快见面的两个月后，93岁的周先生匆匆离去，留下的是无限的遗憾和怀念，也留下她碧水清泉般有着珍珠般光泽的声音。
周碧珍，这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上海乐坛、享年93岁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2013年12月溘然匆匆驾鹤西去，从此贺卡戛然而止。周先生走了，往事历历在目……
早在中学时代就在收音机中经常听到播放周碧珍先生独唱的印尼歌曲《梭罗河》，优美舒展、委婉流畅的演唱，令她成为我最喜欢的歌唱家之一。
第一次听到周先生的歌声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分清晰地记得是在当时虹口区解放剧场的周日上午原上海合唱团举行的“星期音乐会”上，我与两位上音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的同学，还有一位声乐系同学，相约在专供演员进出的边门口等齐后一起进去，用这种“不买票听上海合唱团音乐会”的方式“蹭听”，一直持续到1965年底《长征组歌》的演出。好在上海合唱团里有上音声乐系毕业的女中音歌唱家裘利惠以及男高音歌唱家水光、邓尔惕等一些校友、好友，他们对我们这些没有经济收入的上音学生十分理解和同情，不仅对“蹭听”“眼开眼闭”，还不时主动带我们到后台帮我们找一处较为隐蔽的地方，让我们安稳地或在侧幕或在一楼半的灯光间听音乐会，有时甚至还悄悄地“透露”：今天没有满座，第几排好像有空位，并指点“迷津”——从后台通到前台观众席的“秘密通道”……
至今我还十分感激这些校友、好友对我们上音年轻学子的支持关心与照顾帮助（当时音乐会票价最高0.30元，最低0.15元，而我们学生的伙食费每月才6元左右）。附带介绍一下：我的几位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学生告诉我，在德国的音乐会（包括歌剧）最高票价80欧元，最低票价25欧元，凡音乐学院学生凭学生证只要5欧元一张;另外，音乐学院学生只要到养老院演出一次不低于30分钟的小音乐会，养老院院长就会开一证明，凭此证明就能到任何一处音乐厅或剧院免费领取一张音乐会或歌剧的演出票（当然这是由政府买单）。
原上海合唱团的音乐会有合唱、小组唱、重唱、独唱等各种声乐形式，记得周碧珍先生是整场音乐会的压台，那天她穿着高雅而庄重、大方而朴素的深蓝偏紫色中式旗袍，当她微露笑意，轻盈而稳健地走进舞台时，台下已一片热烈掌声，记得那天她演唱的是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中创作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印象极为深刻：明亮圆润而有弹性的音色，宽广而舒展的音域，加之稳定的气息控制，把聂耳笔下“到处哀歌”“永远飘流”的歌女，字字血、声声泪的辛酸表现得如泣如诉，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后感人肺腑的呐喊声中唱出了“铁蹄下歌女”的悲剧力量！
德国浪漫时期的作曲家舒曼曾说：“技术只有只有为高尚的目的服务才有价值”，周先生把声音技巧与塑造音乐形象结合得如此完美，使我这位刚刚踏进音乐之门的青年钦佩不已。多年来她的歌声一直在我的脑海深处回响，挥之不去，呼之欲出！
我很幸运也感谢上天的安排，想不到1966年毕业时分配到上海合唱团工作。我与周先生从观众与演员的关系竟一下子成了同事、同行。
作为20多岁刚走出校门毫无工作经验的青年指挥，一开始确实很难较快适应工作，但十分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周先生这样一位谦虚谨慎、胸怀宽阔、愿提携新人的“好人”。大凡在音乐团体中，总有那么极个别的团员，为显示自己“水平”，表现自己的“高明”，有时会故意出错刁难指挥，甚至责备谩骂，世界上一些乐团都有这样的“音乐小人”。但周先生对像我这样的“新手”却十分关心。记得进团后第一次上台演出是在上海音乐厅指挥“十首革命历史歌曲”，附带说一句，“文革”中从1966年开始的五六年间，乐坛上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只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等极少数几首歌曲，此外几乎无歌可唱。直至七十年代初，当时“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突然发表了经过改词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并经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后在中央台播出（文革结束后，这十首歌曲全部“自动恢复”原词，此后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演唱改词的版本）。这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乃至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文革”期间指挥这样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弄不好会成为“政治问题”，所以，我绝不敢掉以轻心。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文艺小分队，演芭蕾舞“白毛女”时，因演得“不像”，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判入监牢。
周先生是团里独唱演员，按团里的规定可以不参加团里的合唱排演，但周先生却主动提出要求参加“十首”的排演。她不但每次准时参加排练，而且几乎每次排练后都主动留下来，在艺术处理和声音要求等方面，与我坦诚地用商量的口吻说：“这样处理是否会更好些……”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歌唱家，虚怀若谷地与一位刚出校门的青年指挥交流，使我大为感动！
在演出时，在音乐厅的舞台上，作为独唱，她认真而充满激情地看着指挥，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挺拔而稳稳地站在舞台中间。有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歌唱家在合唱队里牢牢地“撑着”“坐镇着”，这给我的成功指挥带来很大的信心和力量！此后，无论在上海大剧院、东艺音乐厅，或是奥地利维也纳、德国慕尼黑乐坛上的成功演出我都忘不了，毕业后走向职业指挥的第一次演出得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歌唱家的支持。
周先生在歌唱艺术上是相当钻研和努力的，也是相当聪明和低调的。近日与对声乐艺术较有研究的男高音歌唱家陈学熹聊天时，他告诉我，世界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世界上有两位一致公认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除夏里亚平，另一位是美国的保尔·罗伯逊——世界上第一位用中文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唱家），曾在回忆录中讲到：“作为独唱，应当经常去参加合唱，因合唱对声音的调节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没有与周先生交流过合唱与独唱的相互关系，但我可以肯定周先生知道其中的真谛。因在团里只要有机会，周先生会积极参加各种合唱。不只是室内合唱，无伴奏合唱，就连“长征组歌”这样带表演、造型的合唱，她也穿着“红军”服装上台演唱。1965年秋，词作者肖华将军来上海，在观看原上海合唱团演出《长征组歌》后在后台会见周碧珍、董爱琳、靳小才等一批歌唱家时，充分肯定并大加赞赏。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都观看过上海合唱团演唱的《长征组歌》，并作为在上海招待外宾的保留曲目。 1993年经原市文化局批准，成立了“上海乐团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我作为团长、指挥，同样不敢掉以轻心，我特聘了蔡炳才、王允铃、张庆新、吴旻、何为民、吴容、董联娣、丁息琴、曲宗安等30几位有着丰富舞台实践经验的歌唱家（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演员）为声乐小课老师，同时也邀请上音基本乐理专家黄祖庚、蒋维民两位教授来团上课。而每当这些老师的学生开演唱会时，他们都希望周先生来“点评”，而周先生则是有请必到，不仅认真聆听而且对每位学生都作详细记录，不只是指出问题，更多的是拿出解决问题的 “药方”，并谦逊地说：仅供每位老师参考。这对刚刚起步的合唱团的声音统一、谐和、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想考国内外音乐学院的同学，几乎考前都要我陪同去周先生家逐一“过堂”。周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不矜不伐，悉心指点：气息控制、声音位置、咬字吐字、舌根音的解决、作品内容的理解分析……直到认真选择初试、复试曲目。
一些同学赴德国留学深造，周先生不仅亲自写推荐信，还请老伴何先生翻译成德语……
周先生79岁，我们“好小囡”全体老师为她做80大寿（上海习惯，做九不做十）。那天吹蜡烛，切蛋糕，吃寿面……欢声笑语，散席时周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小囡看五线谱，唱固定调唱一定要坚持！合唱就是要规范地训练，就是要从童声起步，国际上一些专家认为：孩子学音乐，应从唱合唱开始。中国的合唱，尤其是上海合唱的整体水平，不要说与国际比，就与国内比，还有相当差距……”
直到去世前几个月，男高音歌唱家何为民老师还约我带了几个学生一起去请教周先生。尽管此时周先生步履蹒跚，但“90后”的周先生仍精神矍铄，不时还在钢琴上哼唱示范两句……这里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周先生来团“点评”也好上课也好，从不收费！
2013年夏天周先生老伴去世，因我未在上海，无法参加追悼会，回沪后，特地去她家中。在何先生的遗像前敬献鲜花时，周先生儿子何祖明悄悄地对我说：“妈妈因爸爸去世而得了忧郁症，刚从医院出来……”
那天，我尽量聊一些开心的话题，谈生活，讲声音，说合唱……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特地回忆了40多年前“文革”中的一次“惊险”演出：一位男高音在接待外宾时唱了一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可能是很久未唱的原因，他第一句“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唱完，第二句“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他忘了歌词，但这位歌唱家反应极快，依然是按第二句的曲调唱“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而且词曲结合得相当妥贴，而第三句歌词应是“牛羊肥壮驼铃响……”但可怕的是第三句的歌词他又忘了，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歌唱家竟然仍是按第三句旋律演唱“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而且旋律与歌词再次结合得天衣无缝。一句“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用不同的旋律竟然从头唱到尾，曲毕，台下掌声雷动，因为外国朋友听不懂中文歌词，只觉得这位男高音声音很棒，歌曲曲调也很优美。“天才啊！”我作为舞台监督紧张得几乎要瘫在地上了，而这位歌唱家却傻笑着下场。可能中方领导觉得怎么“骑着马”老是在“跑”？不过想想也对，毕竟不是“篮球场”，是大草原嘛，辽阔无限……因他演唱得十分顺溜，不打“格楞”，陪同领导也听不出一点破绽，否则……
我一边讲述，一边模仿哼唱，周先生听着笑得前俯后仰，爽朗而快乐地大笑，似乎忘了一切……告别时，祖明兄送我到楼下，在门口兴奋而欣慰地说：“爸爸离世至今，我们第一次听到妈妈这样开心的笑声。”
那天周先生对我还说了很多点点滴滴：从重庆国立歌剧学校到青木关“音专”;从上海音乐工作团到上海合唱团;还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独唱演员出访印度、印尼、缅甸等东南亚诸国……她说都想抽空写出来，以前大都由老伴帮着整理打印，现在何先生走了，感到无限惆怅、无奈。我听后，立即肯定地表示：只要想起什么，来个电话，我可电话录音帮你记录整理。此时周先生感慨地说：“我有好几篇小文章发表在《上海音讯》上，都是“粗线条”提纲式的初稿，主编曹畏先生多次电话联系帮助修改，若见到，请代感谢！”
没想到在这次愉快见面的两个月后，93岁的周先生匆匆离去，留下的是无限的遗憾和怀念，也留下她碧水清泉般有着珍珠般光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