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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排外的社会就像站在山顶,周围都是下坡路。
日前,由多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宣讲团来到旧金山,向华侨宣讲明年中国将进一步放宽“中国绿卡”的条件。截至2011年底,共有4700多名外籍人士持有中国“绿卡”,可见获得中国绿卡的门槛要比美国绿卡高得多。
不但外籍人士在中国要获得“同等国民身份”难,国人想在大城市获得同等身份也难。10月18日,20余名京籍家长代表来到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反对北京开放“异地高考” ,他们的理由是:“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为外来者设置种种难以企及的门槛,能获得什么好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并非移民国的理由,但不远的未来即将开始的快速老龄化与人才短缺的现实,都要求中国以及中国的城市打开大门。不但要从制度上,更要从观念上接受外来者。
这一点,新加坡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当很多国家因族群冲突走向分裂的时候,新加坡却自1969年种族暴乱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动荡。自1997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转变移民政策,鼓励海外专业技术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定居。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口逼近500万,其中新加坡公民只有320万。换句话说,每3个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中,就有一个外籍人员。而在320万新加坡公民中,也有不少属于移民。
大批外国人才的到来虽然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但同时也触碰了本地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年来,新加坡房价攀升、就业和教育竞争压力加大、工资增长停滞、交通状况恶化,引发了新加坡人对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满。在一些人看来,新移民是引发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署长张艾美因发表针对马来人的歧视性观点而被免职,很快就有人对其身世做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作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张艾美,正是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受益者。而此前,一名中国留学生因发表了“新加坡狗比人多”的言论而受到谴责。但同时,更多的新加坡人开始问责政府,为什么要给这位留学生这么优厚的奖学金。
不得不说的是,新加坡是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社会,而是否遵守规矩,也成为新移民能否得到认同的关键。小到在公车上不吃东西、不喝饮料,大到尊重不同族群的信仰与习俗,都成为对新移民以及来此工作的外国人的一个考验。更重要的是,在向外国人才提供优厚待遇的同时,新加坡人也理所当然地期待他们承担起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履行公民的义务。举例来说,新加坡适龄男性必须服两年兵役,二代移民对兵役更是责无旁贷。这种实实在在的衡量标准,当然比那位北京家长口中的所谓“承担责任”要具体得多,也让人信服得多。
当然,考验也是双方面的。新加坡政府一再重申,作为移民社会,新移民就像所有老移民的父辈一样,在一个新环境下艰难地打拼。对于老移民来说,是否能做到“不以出生地论英雄”非常重要。一些人就批评新加坡的体育运动过于依赖来自中国的移民,但新加坡执政者强调,没有海外人才的贡献,仅仅凭借300多万人口,新加坡无法确保其在世界经济和其他领域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迫于选举的压力,近年来,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得不一再收紧移民政策,比如,提高申请眷属准证的门槛,从今年9月起,只有月收入在4000新元以上的外籍务工人员才能为配偶和子女申请眷属准证。类似的政策无疑会影响海外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的热情。
一位专栏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新加坡就像站在一个山顶,环顾四周,都是下坡路。”这一预言是否成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加坡社会是否能实现新老移民、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的融合。而中国以及中国的许多城市,能否维持发展的速度,关键也在于能否为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人才,提供一个平等和宽松的环境。
日前,由多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宣讲团来到旧金山,向华侨宣讲明年中国将进一步放宽“中国绿卡”的条件。截至2011年底,共有4700多名外籍人士持有中国“绿卡”,可见获得中国绿卡的门槛要比美国绿卡高得多。
不但外籍人士在中国要获得“同等国民身份”难,国人想在大城市获得同等身份也难。10月18日,20余名京籍家长代表来到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反对北京开放“异地高考” ,他们的理由是:“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为外来者设置种种难以企及的门槛,能获得什么好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并非移民国的理由,但不远的未来即将开始的快速老龄化与人才短缺的现实,都要求中国以及中国的城市打开大门。不但要从制度上,更要从观念上接受外来者。
这一点,新加坡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当很多国家因族群冲突走向分裂的时候,新加坡却自1969年种族暴乱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动荡。自1997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转变移民政策,鼓励海外专业技术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定居。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口逼近500万,其中新加坡公民只有320万。换句话说,每3个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中,就有一个外籍人员。而在320万新加坡公民中,也有不少属于移民。
大批外国人才的到来虽然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但同时也触碰了本地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年来,新加坡房价攀升、就业和教育竞争压力加大、工资增长停滞、交通状况恶化,引发了新加坡人对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满。在一些人看来,新移民是引发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署长张艾美因发表针对马来人的歧视性观点而被免职,很快就有人对其身世做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作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张艾美,正是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受益者。而此前,一名中国留学生因发表了“新加坡狗比人多”的言论而受到谴责。但同时,更多的新加坡人开始问责政府,为什么要给这位留学生这么优厚的奖学金。
不得不说的是,新加坡是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社会,而是否遵守规矩,也成为新移民能否得到认同的关键。小到在公车上不吃东西、不喝饮料,大到尊重不同族群的信仰与习俗,都成为对新移民以及来此工作的外国人的一个考验。更重要的是,在向外国人才提供优厚待遇的同时,新加坡人也理所当然地期待他们承担起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履行公民的义务。举例来说,新加坡适龄男性必须服两年兵役,二代移民对兵役更是责无旁贷。这种实实在在的衡量标准,当然比那位北京家长口中的所谓“承担责任”要具体得多,也让人信服得多。
当然,考验也是双方面的。新加坡政府一再重申,作为移民社会,新移民就像所有老移民的父辈一样,在一个新环境下艰难地打拼。对于老移民来说,是否能做到“不以出生地论英雄”非常重要。一些人就批评新加坡的体育运动过于依赖来自中国的移民,但新加坡执政者强调,没有海外人才的贡献,仅仅凭借300多万人口,新加坡无法确保其在世界经济和其他领域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迫于选举的压力,近年来,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得不一再收紧移民政策,比如,提高申请眷属准证的门槛,从今年9月起,只有月收入在4000新元以上的外籍务工人员才能为配偶和子女申请眷属准证。类似的政策无疑会影响海外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的热情。
一位专栏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新加坡就像站在一个山顶,环顾四周,都是下坡路。”这一预言是否成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加坡社会是否能实现新老移民、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的融合。而中国以及中国的许多城市,能否维持发展的速度,关键也在于能否为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人才,提供一个平等和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