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地缘政治风险是中國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过去中国企业习惯于依靠政府，但如今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共事务战略等解决方案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企业海外运营需要独立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具备外交技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要想跨国运营，不一定总要依靠政府来应对地缘政治危机，政府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所在。企业需要发展自己的外交能力
地缘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所谓企业地缘政治风险（Corporate Geopolitical Risk， CGR），其实质就是企业海外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非商业性的政治风险，包括规则的不适应、文化冲突、种族与宗教矛盾、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过去，在遇到上述问题时，中国企业习惯于依靠政府，但如今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有时，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西方商学院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共事务战略等解决方案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企业海外运营，越来越需要独立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具备外交技能，合纵连横。
地缘政治风险——企业不可承受之重
全球化通过货物、服务、人员、信息的流动，促成了世界的互联互通，但也从根本上变更了国际安全议程，带来了大量新的问题，例如国际恐怖主义、人权、气候变化、有组织犯罪、贫困问题、金融动荡等。与此同时，国内外政策间藩篱被逐渐打破，信息技术大发展，涌现出众多新的跨国行为体，例如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社交媒体等。
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公司运营面临新的风险，必须处理劳工权益、环境破坏、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新议题，学会与非政府组织、少数族裔、恐怖分子、网络黑客、社交媒体等各类新的行为体打交道。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遭遇。壳牌曾经在尼罗河河口运营石油平台。当地的Igoni族民众抱怨没有从石油开发中获利，并且遭受了环境退化的后果，尤其是其传统捕鱼业受到影响。最初的和平示威逐渐转化为对壳牌公司设备和人员的暴力袭击，于是壳牌向尼日利亚政府提出了保护申请。尼日利亚政府借机Igoni族人实行军事打压，逮捕并审判了主要社会活动家，包括著名诗人Ken Saro-Wiwa在内的八名活动家被处以死刑。
经由此事，壳牌被大赦国际等国际非政府组织认定负有责任，并在英国和荷兰遭遇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八个假人被挂在支架上，高悬在壳牌伦敦总部外面。
这个例子表明，壳牌清楚知晓在尼罗河河口设备和人员的风险，但是在处理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在本国市场上企业形象的风险，企业形象由此受到重创。
此外，各国新的立法给企业带来新的风险。来自于美国和欧盟的域外立法增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反腐败法， 不仅应用于美国公司，更对所有在美国运营或设有办公室的外国公司适用。换句话说，只要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设有办公室，其在非洲的运营就会受到美国反腐败法的管辖。
在新议题层出不穷的同时，征收、国有化、政治勒索、战争、国家间竞争等传统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存在。西班牙莱普索尔石油公司在阿根廷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莱普索尔对其在阿根廷的子公司YPF有56%的控股，双方对这一投资产生分歧：阿根廷政府抱怨莱普索尔对阿根廷油气田开发投资不足；莱普索尔则抱怨阿根廷的价格体系导致投资不能赢利。争执不下，阿根廷政府从莱普索尔手中拿走了YPE51%的股权，相当于政府实际征收了YPF。
莱普索尔首先做的是求助西班牙政府，要求政府对阿根廷采取坚决态度，但在阿根廷运营的其他西班牙公司同时却在游说西班牙政府不要将它们的投资置于险境。莱普索尔只受到了西班牙政府不温不火的支持；本国政府尚不积极，统管欧盟贸易和投资的欧盟委员会也仅提出温和的谴责。缺乏政治支持的莱普索尔只能选择诉诸法庭。
但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威胁加大中国在拉美能源市场的存在，说服奥巴马政府允许（甚至是鼓励）美国公司雪佛龙与YPF签署协议，开发瓦卡穆尔塔油气田。这相当于阿根廷政府征收YPF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莱普索尔在国际上被孤立了。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上述案例说明，第一，国际规则碎片化的程度之深，以至于阿根廷政府可以采取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措施。第二，企业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程度之浅。
西班牙政府不得不综合考虑其在阿根廷的一系列商业和政治利益，而莱普索尔的YPF只是其中之一。西班牙和欧盟都没有从政府层面全力以赴地处理该案件。最终莱普索尔只从阿根廷政府那里获得一些以债券形式给予的赔偿，债券能否兑现还不可知。莱普索尔的遭遇充分说明，政府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存在重大差别，在企业最需要的时候政府并不总是给力。
尽管过去企业往往依靠政府的保护来防御地缘政治危险，但这种情况愈发减少，其中的原因是综合性的。
首先，政府要综合考虑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一系列利益。单个企业的利益或许并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或者在更重要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面前无足轻重。
也有可能本国政府在企业投资的国家或地方缺乏影响力。大使馆和领馆可能距离企业运营的地点很远；抑或使馆在首都有影响力，但是其力量并不能渗透到亟须帮助的企业运营的区域或城市。
再比如，政府或国家的形象也是问题之一，打国家牌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例如， 在阿根廷投资的英国公司如果碰上了地缘政治危机，是非常不情愿让英国大使馆牵扯进来的。在有些情况下，大公司比使馆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更有甚者，使馆可能会尝试利用该国公司来弥补自己在当地影响力的不足。
最后一个原因，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在的财团国籍不明，尤其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往往承包给多国企业组成的企业联合体。如果遇到地缘政治风险，政府或使馆面对的不是财团内部国籍明确的企业，而是国籍复杂的财团，这使得工作非常困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要想跨国运营，不一定总要依靠政府来应对地缘政治危机，政府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所在。企业需要发展自己的外交能力。 寻找当地盟友
作为在海外运营的后来者，中国公司也日益遭遇困扰西方公司的地缘政治风险。
早些年在新兴市场，中国企业被视为西方公司之外不错的选择。中国政府和企业愿意建设基础设施，这让新兴国家更欢迎中国。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中国政府提供不附加条款的发展援助，让中国公司很有吸引力。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对中国投资也持欢迎态度，不仅因为投资能够振兴自己萎靡的经济，更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存在被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
然而，今非昔比。西方公司对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前景越发不确定，比起进入中国市场，人们更对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的做法感到怀疑。迫于压力，西方政府也时有限制中国进入西方市场的措施出台。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吃紧，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公司对当地的敏感事物缺乏关注。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企业偏向使用中国工人，这减少了对当地经济的福祉，引起了本地工人的愤懑。尽管中国的发展援助仍受欢迎，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新兴国家已经开始慎重对待中国无拘束地获取原材料。
中国公司现在和西方公司一样，备受地缘政治和其他非商业风险的折磨。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的遭遇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考虑到处在民族关系紧张地区，中电投已经知晓当地民众对密松水电站的敏感性，通过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教育项目向当地民众进行大量的支付。尽管如此，一个非政府组织还是发起抗议游行，说服了缅甸新政府阻止了该项目。中电投大手笔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得到回报，本地民众虽然接受了钱财，但在电站遇到麻烦时并没有施以援手。现在项目已经叫停，重新开工前景也不明。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向欧盟出口太阳能板的措施则足以折射出发达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态度转变。
欧洲，尤其是德国太阳能生厂商游说欧盟委员会，指控中国厂商接受大量国家补贴，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欧盟委员会威胁实施严格的配额控制中国太阳能板进口，经过数轮谈判，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最终和欧盟委员会达成协议减少损失，但是欧委会仍然对中国太阳能板设置了价格上限和配额限制。
两个发生在不同水平经济体的例子拥有共同点：中国企业在外国市场被孤立了，没能得到其他角色的有力支援。
中电投的例子表明，大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没能获得当地民众或所在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太阳能板的案例中，中国企业没能得到欧洲消费者团体或环境说客的支持，是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暂时将事情解决。
面对政府和使馆的有限支持，企业通常使用公共事务战略，例如游说政府，来克服影响运营的地缘政治风险，但这只是部分解决方案，有时还事与愿违。
政府/政治游说的目的是在特定国家对关键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政府）产生影响。不过过分强调笼络关键人物的做法，挑起的愤懑和成功的概率都差不多。只针对某个国家的游说，即使成功，也会有在别的国家挑起负面反应，阻碍企业在别国运营的风险。政治游说即使在开放的民主国家成功，在威权或较贫困国家则有退化成腐败的风险。
成功的地缘政治风险掌控战略，必须保证企业在同一时间段，不同的海外市場都能实施，并且考虑到各个市场文化与政治的区别。成功的战略必须要意识到在某国所作所为会对包括母国市场在内的其他市场的形象造成影响。
传统解决方案已经过时
企业愈发需要独立的战略与实践来分析化解地缘政治风险，应对这一方面的挑战，西方商学院里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共事务战略已经不完全适用。
企业需要开展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同时，需要识别关键的地缘利益攸关方，培育势力和情报关系网。与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结盟，确保目标实现。有些活动超出了企业日常的工作范畴，有时甚至包括类似领事的工作，例如危机情况下员工撤离，甚至准军事行为（比如，企业可以诉诸国际法律，截断争议国家的资源供给）。
在实施这些战略时，企业会面临许多和各国的外交官相似的问题：非国家角色以指数级增长，地缘政治战略与风险分析的利益攸关方也在增多。
企业外交的目的就是使外交家的技巧和视野为企业所用，为企业配备外交能力。企业外交不是企业社会责任，其职责不是树立企业形象，除非企业形象对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至关重要。企业外交也不是公共事务，它包含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四维全盘视野，涵盖企业所有的包括母国在内的全球运营市场。企业外交承认企业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盈利能力不会因地缘政治风险受损。
为此，企业外交需要双管齐下，采用传统外交技巧以及创新的公共外交方式，来拓展企业影响和关系网。通过这些关系网，企业能够创造“志同道合者同盟”，同盟的基础是坚实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世界观。这些同盟可以是国际机构、国家与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公司，这些同盟可以成为企业势力与影响力的乘数，借此推动实现公司利益，掌控地缘政治风险，拓展信息与关系网，实现商业目标。
企业外交可以在危机中解救企业。面对YPF被征收，莱普索尔本可以采取企业外交示威，给西班牙政府施压。企业外交作为长期模式更为有效，能够预测并掌控地缘政治风险，防患于未然。即使长期的企业外交战略不能阻止地缘政治问题的发生，其准备工作可以使危机处理更为有效。企业危机外交同样依靠信息关系网和共同利益同盟，向关键角色施压，改变其行为。如果前期的关键关系网已搭建，同盟关系更容易产生。
就像政府外交一样，企业外交并不总是温和的。企业外交可以使用联盟关系向政府或其他关键角色施压，使之变更规章制度、法律和行为。例如加拿大的矿业公司就和加拿大政府、欧盟委员会以及其他公司一同说服保加利亚政府修改法规，允许外国公司开发保加利亚矿区。
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关键角色或利益攸关方很难被说服，一定要阻挠该企业活动。企业外交战略就是发展联盟关系，孤立不可劝说的角色。与其浪费时间与“顽固分子”谈判，不如将之孤立并边缘化。对于企业来说，关键的能力是早期甄别可以赢得同盟的关键性共同利益，形成同盟，甄别没有共同利益的那部分利益攸关方并放弃说服的希望。
综上所述，企业外交的内核是管控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为此，企业需要具备外交能力，具体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能力：分析威胁到企业国际运营的政治因素，将其融入长期商业战略。
* 地缘风险利益方评估能力：甄别造成企业地缘风险的关键政府与非政府角色，以此为基础发展信息与关系网。
* 建立和管理全球信息与关系网络能力，帮助塑造有利于企业的政策环境，预测未来问题。
* 依托信息与关系网，实施新型公共外交能力，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利益攸关方同盟，孤立反对方，实现企业意图。
芮耀登为荷兰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晓通为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感谢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晓鸥的翻译支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要想跨国运营，不一定总要依靠政府来应对地缘政治危机，政府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所在。企业需要发展自己的外交能力
地缘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所谓企业地缘政治风险（Corporate Geopolitical Risk， CGR），其实质就是企业海外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非商业性的政治风险，包括规则的不适应、文化冲突、种族与宗教矛盾、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过去，在遇到上述问题时，中国企业习惯于依靠政府，但如今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有时，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西方商学院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共事务战略等解决方案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企业海外运营，越来越需要独立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具备外交技能，合纵连横。
地缘政治风险——企业不可承受之重
全球化通过货物、服务、人员、信息的流动，促成了世界的互联互通，但也从根本上变更了国际安全议程，带来了大量新的问题，例如国际恐怖主义、人权、气候变化、有组织犯罪、贫困问题、金融动荡等。与此同时，国内外政策间藩篱被逐渐打破，信息技术大发展，涌现出众多新的跨国行为体，例如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社交媒体等。
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公司运营面临新的风险，必须处理劳工权益、环境破坏、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新议题，学会与非政府组织、少数族裔、恐怖分子、网络黑客、社交媒体等各类新的行为体打交道。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遭遇。壳牌曾经在尼罗河河口运营石油平台。当地的Igoni族民众抱怨没有从石油开发中获利，并且遭受了环境退化的后果，尤其是其传统捕鱼业受到影响。最初的和平示威逐渐转化为对壳牌公司设备和人员的暴力袭击，于是壳牌向尼日利亚政府提出了保护申请。尼日利亚政府借机Igoni族人实行军事打压，逮捕并审判了主要社会活动家，包括著名诗人Ken Saro-Wiwa在内的八名活动家被处以死刑。
经由此事，壳牌被大赦国际等国际非政府组织认定负有责任，并在英国和荷兰遭遇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八个假人被挂在支架上，高悬在壳牌伦敦总部外面。
这个例子表明，壳牌清楚知晓在尼罗河河口设备和人员的风险，但是在处理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在本国市场上企业形象的风险，企业形象由此受到重创。
此外，各国新的立法给企业带来新的风险。来自于美国和欧盟的域外立法增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反腐败法， 不仅应用于美国公司，更对所有在美国运营或设有办公室的外国公司适用。换句话说，只要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设有办公室，其在非洲的运营就会受到美国反腐败法的管辖。
在新议题层出不穷的同时，征收、国有化、政治勒索、战争、国家间竞争等传统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存在。西班牙莱普索尔石油公司在阿根廷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莱普索尔对其在阿根廷的子公司YPF有56%的控股，双方对这一投资产生分歧：阿根廷政府抱怨莱普索尔对阿根廷油气田开发投资不足；莱普索尔则抱怨阿根廷的价格体系导致投资不能赢利。争执不下，阿根廷政府从莱普索尔手中拿走了YPE51%的股权，相当于政府实际征收了YPF。
莱普索尔首先做的是求助西班牙政府，要求政府对阿根廷采取坚决态度，但在阿根廷运营的其他西班牙公司同时却在游说西班牙政府不要将它们的投资置于险境。莱普索尔只受到了西班牙政府不温不火的支持；本国政府尚不积极，统管欧盟贸易和投资的欧盟委员会也仅提出温和的谴责。缺乏政治支持的莱普索尔只能选择诉诸法庭。
但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威胁加大中国在拉美能源市场的存在，说服奥巴马政府允许（甚至是鼓励）美国公司雪佛龙与YPF签署协议，开发瓦卡穆尔塔油气田。这相当于阿根廷政府征收YPF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莱普索尔在国际上被孤立了。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上述案例说明，第一，国际规则碎片化的程度之深，以至于阿根廷政府可以采取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措施。第二，企业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程度之浅。
西班牙政府不得不综合考虑其在阿根廷的一系列商业和政治利益，而莱普索尔的YPF只是其中之一。西班牙和欧盟都没有从政府层面全力以赴地处理该案件。最终莱普索尔只从阿根廷政府那里获得一些以债券形式给予的赔偿，债券能否兑现还不可知。莱普索尔的遭遇充分说明，政府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存在重大差别，在企业最需要的时候政府并不总是给力。
尽管过去企业往往依靠政府的保护来防御地缘政治危险，但这种情况愈发减少，其中的原因是综合性的。
首先，政府要综合考虑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一系列利益。单个企业的利益或许并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或者在更重要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面前无足轻重。
也有可能本国政府在企业投资的国家或地方缺乏影响力。大使馆和领馆可能距离企业运营的地点很远；抑或使馆在首都有影响力，但是其力量并不能渗透到亟须帮助的企业运营的区域或城市。
再比如，政府或国家的形象也是问题之一，打国家牌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例如， 在阿根廷投资的英国公司如果碰上了地缘政治危机，是非常不情愿让英国大使馆牵扯进来的。在有些情况下，大公司比使馆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更有甚者，使馆可能会尝试利用该国公司来弥补自己在当地影响力的不足。
最后一个原因，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在的财团国籍不明，尤其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往往承包给多国企业组成的企业联合体。如果遇到地缘政治风险，政府或使馆面对的不是财团内部国籍明确的企业，而是国籍复杂的财团，这使得工作非常困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要想跨国运营，不一定总要依靠政府来应对地缘政治危机，政府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所在。企业需要发展自己的外交能力。 寻找当地盟友
作为在海外运营的后来者，中国公司也日益遭遇困扰西方公司的地缘政治风险。
早些年在新兴市场，中国企业被视为西方公司之外不错的选择。中国政府和企业愿意建设基础设施，这让新兴国家更欢迎中国。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中国政府提供不附加条款的发展援助，让中国公司很有吸引力。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对中国投资也持欢迎态度，不仅因为投资能够振兴自己萎靡的经济，更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存在被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
然而，今非昔比。西方公司对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前景越发不确定，比起进入中国市场，人们更对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的做法感到怀疑。迫于压力，西方政府也时有限制中国进入西方市场的措施出台。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吃紧，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公司对当地的敏感事物缺乏关注。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企业偏向使用中国工人，这减少了对当地经济的福祉，引起了本地工人的愤懑。尽管中国的发展援助仍受欢迎，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新兴国家已经开始慎重对待中国无拘束地获取原材料。
中国公司现在和西方公司一样，备受地缘政治和其他非商业风险的折磨。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的遭遇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考虑到处在民族关系紧张地区，中电投已经知晓当地民众对密松水电站的敏感性，通过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教育项目向当地民众进行大量的支付。尽管如此，一个非政府组织还是发起抗议游行，说服了缅甸新政府阻止了该项目。中电投大手笔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得到回报，本地民众虽然接受了钱财，但在电站遇到麻烦时并没有施以援手。现在项目已经叫停，重新开工前景也不明。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向欧盟出口太阳能板的措施则足以折射出发达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态度转变。
欧洲，尤其是德国太阳能生厂商游说欧盟委员会，指控中国厂商接受大量国家补贴，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欧盟委员会威胁实施严格的配额控制中国太阳能板进口，经过数轮谈判，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最终和欧盟委员会达成协议减少损失，但是欧委会仍然对中国太阳能板设置了价格上限和配额限制。
两个发生在不同水平经济体的例子拥有共同点：中国企业在外国市场被孤立了，没能得到其他角色的有力支援。
中电投的例子表明，大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没能获得当地民众或所在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太阳能板的案例中，中国企业没能得到欧洲消费者团体或环境说客的支持，是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暂时将事情解决。
面对政府和使馆的有限支持，企业通常使用公共事务战略，例如游说政府，来克服影响运营的地缘政治风险，但这只是部分解决方案，有时还事与愿违。
政府/政治游说的目的是在特定国家对关键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政府）产生影响。不过过分强调笼络关键人物的做法，挑起的愤懑和成功的概率都差不多。只针对某个国家的游说，即使成功，也会有在别的国家挑起负面反应，阻碍企业在别国运营的风险。政治游说即使在开放的民主国家成功，在威权或较贫困国家则有退化成腐败的风险。
成功的地缘政治风险掌控战略，必须保证企业在同一时间段，不同的海外市場都能实施，并且考虑到各个市场文化与政治的区别。成功的战略必须要意识到在某国所作所为会对包括母国市场在内的其他市场的形象造成影响。
传统解决方案已经过时
企业愈发需要独立的战略与实践来分析化解地缘政治风险，应对这一方面的挑战，西方商学院里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共事务战略已经不完全适用。
企业需要开展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同时，需要识别关键的地缘利益攸关方，培育势力和情报关系网。与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结盟，确保目标实现。有些活动超出了企业日常的工作范畴，有时甚至包括类似领事的工作，例如危机情况下员工撤离，甚至准军事行为（比如，企业可以诉诸国际法律，截断争议国家的资源供给）。
在实施这些战略时，企业会面临许多和各国的外交官相似的问题：非国家角色以指数级增长，地缘政治战略与风险分析的利益攸关方也在增多。
企业外交的目的就是使外交家的技巧和视野为企业所用，为企业配备外交能力。企业外交不是企业社会责任，其职责不是树立企业形象，除非企业形象对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至关重要。企业外交也不是公共事务，它包含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四维全盘视野，涵盖企业所有的包括母国在内的全球运营市场。企业外交承认企业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盈利能力不会因地缘政治风险受损。
为此，企业外交需要双管齐下，采用传统外交技巧以及创新的公共外交方式，来拓展企业影响和关系网。通过这些关系网，企业能够创造“志同道合者同盟”，同盟的基础是坚实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世界观。这些同盟可以是国际机构、国家与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公司，这些同盟可以成为企业势力与影响力的乘数，借此推动实现公司利益，掌控地缘政治风险，拓展信息与关系网，实现商业目标。
企业外交可以在危机中解救企业。面对YPF被征收，莱普索尔本可以采取企业外交示威，给西班牙政府施压。企业外交作为长期模式更为有效，能够预测并掌控地缘政治风险，防患于未然。即使长期的企业外交战略不能阻止地缘政治问题的发生，其准备工作可以使危机处理更为有效。企业危机外交同样依靠信息关系网和共同利益同盟，向关键角色施压，改变其行为。如果前期的关键关系网已搭建，同盟关系更容易产生。
就像政府外交一样，企业外交并不总是温和的。企业外交可以使用联盟关系向政府或其他关键角色施压，使之变更规章制度、法律和行为。例如加拿大的矿业公司就和加拿大政府、欧盟委员会以及其他公司一同说服保加利亚政府修改法规，允许外国公司开发保加利亚矿区。
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关键角色或利益攸关方很难被说服，一定要阻挠该企业活动。企业外交战略就是发展联盟关系，孤立不可劝说的角色。与其浪费时间与“顽固分子”谈判，不如将之孤立并边缘化。对于企业来说，关键的能力是早期甄别可以赢得同盟的关键性共同利益，形成同盟，甄别没有共同利益的那部分利益攸关方并放弃说服的希望。
综上所述，企业外交的内核是管控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为此，企业需要具备外交能力，具体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能力：分析威胁到企业国际运营的政治因素，将其融入长期商业战略。
* 地缘风险利益方评估能力：甄别造成企业地缘风险的关键政府与非政府角色，以此为基础发展信息与关系网。
* 建立和管理全球信息与关系网络能力，帮助塑造有利于企业的政策环境，预测未来问题。
* 依托信息与关系网，实施新型公共外交能力，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利益攸关方同盟，孤立反对方，实现企业意图。
芮耀登为荷兰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晓通为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感谢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晓鸥的翻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