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大都“举世纷纷名利逐”，但也有人“荣名利禄云过眼”，北宋曾巩便是一例。他在一些地方主政时，对自己的政绩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他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事，其它只字不提。有人曾说这恰恰是曾巩的“短处”，以至造成人们评价他“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实，真实的曾巩不但能写一手锦绣文章，不愧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为官清廉、做事干练，是一位难得的好官。
　　除霸
　　曾巩曾历任齐、襄、越、洪、福、明、亳诸州地方长官，均有建树。他任职齐州（今山东济南）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吏沆瀣一气，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派属下广泛收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作“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巩经过周密策划和部署，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绳之以法。为保一方平安，曾巩在齐州还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土匪盗贼则鸣鼓相报。通过一系列治理措施的落实，齐州盗劫等犯罪现象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他任满離开齐州时，齐州老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
　　改革
　　封建官吏为了保住乌纱帽和既得利益，往往收敛锋芒，明哲保身。而曾巩则力主改革，为农民减负，维护百姓利益。在任福州知州时，他上马管官下马管民，全力治理弊政。其时当地佛教十分盛行，有“城里三山千簇寺，路上行人半是僧”之说。因为寺庙承担的赋税少，于是寺庙的“度牒”便非常走俏。“度牒”作为僧人的身份证，被拿来卖钱，并用于少交赋税，寺庙也因此大肆掠夺民田而发展壮大。于是大量的赋税便转移分摊到农民头上。曾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曾怒斥道，“闽王旧事今何在？惟有寸寸供佛田”。他经过充分的调查，首先减轻农民的赋税，又采取强制手段，拆除了两座不法寺院，堵截腐败的源头。这些改革措施，遏制了僧侣阶层权力的恶性膨胀，一定程度减轻了农民的赋税。
　　曾巩还敢于向自己开刀。他的知州前任留下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雇人耕种所得颇丰。不仅满足了州府上下吃菜，而且还有余额卖到市场，导致菜价下跌，影响菜农收益。曾巩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官员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他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民”的菜园子，老百姓为之击掌叫好！
　　恤民
　　曾巩勤于政事、体恤民间疾苦，更是有口皆碑。史料记载了他主政洪州（今江西南昌）时的两件事，即抗瘟疫和拥军不扰民。曾巩刚到任就遇上了一场瘟疫，“病倒者十之七八”。他临危不惧、从容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聘请专门医生、遍访民间单方、开放官舍安置等等，使瘟疫得以有效控制。又曾有军队过境，朝廷要求安排上万人军队的食宿，曾巩将洪州划分成几个区域，准备好住房、粮草、灶具，保障了军队补给和食宿之需，丝毫没有惊扰当地百姓。时有民谣颂之“万千车马过家门，静安如无不扰民。”
　　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时，了解到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场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场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百姓身上征收。当初确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期限已到，官府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很快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曾巩在越州还碰上一场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粮价的方法，建造仓库储备粮食，粮价低时就从外面买进来，粮价高时就平价出售）的粮食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百姓又不方便到外地购粮，为解燃眉之急，曾巩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并发布政令，准许他们以比常平仓粮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从而使饥民能够就近买粮。同时，他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曾巩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仅使越州大灾之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还为灾后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不久，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纵观曾巩的一生，39岁考上进士，除了京城的任职经历外，大部分时间在地方基层，所到之处，打击恶霸、减赋救灾、恢复生产，为老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受到了好评。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罢了。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