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其失败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剖析，他呼吁改造国民性，培养和造就一代新民。后来他将当时的20篇论文汇编成册，定名为《新民说》，其中《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文章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其视角下的道德观。本文力图在正确认识和评价梁启超道德观的同时，也从中找到能够警醒自身以及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所裨益的方向。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私德
　　一、论公德
　　1、公德利群
　　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是群而居之，无数个体的人共同组成了社会，又分成了群体，形成了国家，因此公民的公德性对于群体，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有着极具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梁启超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来阐述这个道理，他把公德视为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
　　2、公德与私德的区分
　　道德的行为主体是单一的，但个体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却有公德和私德之分，在这里梁启超明确区别出，私德与公德的区别在于利己还是利群。
　　3、传统道德强调私德
　　文中，梁启超总结了自先秦以来的道德理念，发现都偏重于对公民私德性的规范和教化，而忽略了公德，以至于"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梁启超通过对中西方新旧伦理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伦理观的传统分类偏重于规范道德行为主体的个人之事，而在道德行为主体对于团体之事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方面则较为欠缺，由此，中国传统道德观中重私德而轻公德是显而易见的了。
　　其二，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束身寡过主义，是将公德与私德割裂开来，一个人倘若试图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时，将会被视为一种僭越，就会有人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理由进行非议。
　　4、道德之"外形"与"精神"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所处地域及文化水平发展的不同，以及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不同，道德的外形往往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而道德的精神就是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进步的作用。由此可见，梁启超即概括出道德的本质与表现。
　　5、新道德与道德革命
　　梁启超认为在当今社会，应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结合中国实情，进行一场"道德革命"，构建出"新道德"，以探求使中国社会得以稳定，和谐，进步的途径，而不能以为古圣先贤没有谈及就不能有所突破。
　　二、论私德
　　梁启超认为道德建设应将公德与私德并举，因此1902年在发表《论公德》后，继而又于1903年撰写了《论私德》，探讨了有关私德的问题。
　　1、私德与公德的关系
　　早在写作《论公德》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对二者关系的探讨，而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则是在本文中。
　　他认为把私德与公德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指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公德是私德的延续和发展，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他充分认识到培养私德对形成公德的重要性，如果作为社会中的个人不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行修养，那么这个社会想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也是不可能的。
　　2、私德堕落之原因
　　（1）"专制政体之陶铸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官员士绅或诈伪以进取，或卑屈以自全。即使是有志之士愿意为民请命，但由于专政的压制，也不得不采取"诡秘之道"或"偏激之行"，然长此以往，对个人的德性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根性薄弱的人有可能丧失原先自身的优良德性。
　　（2）"近代霸者之摧锄也"。统治者行思想霸权之治，造成了"权诈迭进，奸伪萌生"，道德之堕落也就随之而来。
　　（3）"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国家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为战乱的起因性质各异，也会造就国民不同的品性。他把战争分为内乱与外国战争两种情况，外国战争又可分为"伐人者"及"伐于人者"。其中，内乱是最不祥之物，而外国战争无论是否"伐人者"还是"伐于人者"，一旦战败，都有可能使国民的人格日趋卑下。中国正是在这样内乱缠身，同时又被西方列强屡次以武力屈服的境况下，国民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4）"生计憔悴之逼迫也"。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也会对国民的私德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促使国民出现"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诌阿、暴弃、偷苟之恶德"。
　　（5）"学术匡救之无力也"。文化的演变对私德的塑造也具有一定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不乏落后的糟粕的思想。因此梁启超提出，从学术上匡救民德，不仅要学习海外先进的新思潮，也应该识别并摒弃糟粕文化的腐蚀。
　　3、私德之必要
　　首先，提倡个人的品行修养是做人的根本，时刻不能松懈怠慢。其次，道德建设不应该只存在于破坏后，破坏前的建设更应当注重。最后，在借鉴西方新道德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的前提是大兴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4、私德之培养
　　文中对私德的培养明确提出了三个要求：正本、慎独、谨小。"正本"，即去除不正当的功利之心，做到言行一致，不能假借爱国的名号趁机满足私欲。"慎独"是梁启超认为培养个人优良品德的最基本也最直接的方法，通过"慎独"使自己时刻自省自查。最后，"谨小"是指即使是在一些细节上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梁启超驳斥了"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的说法，并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之所以难以形成良好的私德，往往是他们在小错误上包庇自我的结果。
　　三、梁启超道德观之评价
　　1、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在《论公德》中，梁启超虽然对公德与私德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公德利群，私德修身；但他亦辩证的看待二者，反复强调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作用，都是"人生所不可缺之具"，并行共举才是建立良好社会风气的根本。
　　2、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在《论公德》中，梁启超就"束身寡过主义"进行了一番批判，他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群体、社会之中，享有社会赋予个人的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为社会旅行相应的义务，即处理好今天我们所讲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梁启超把国民对于社会和国家的义务比作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认为两者是相似的。中国人大多认为国事与自己无关，很少有人把国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其中固然有畏惧当权的心态，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人思想中"人人独善其身"的意识，包括目前常提到的"道德冷漠"、"道德滑坡"现象，这都是由于人们没有理解公德的含义和自觉形成遵守公德的习惯。
　　3、梁启超道德观的先进性
　　梁启超进行"道德革命"的主张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大胆彻底的反思和批判，反对墨守成规，提倡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并结合国情建设"新道德"。
　　梁启超的道德观中始终强调"利群"的标准，他把"爱群，爱国，爱真理"作为是非善恶判断的道德准则，所以是否可将其视作为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观，这对我们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曾指出："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每个人都是个体，然而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一个人，不但要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考虑群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标志着对于个体利益的超越。"
　　4、梁启超道德观的局限性
　　梁启超虽然发现几千年来公德与私德发展的不平衡，但具体谈到如何建设私德，未能深入明细的提出如何构建社会公德。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公德[A].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 94.
　　[2]梁启超.论私德[A]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 94.
　　[3]周建超.梁启超与《新民说》[J].江苏社会科学，1997，（4）.
　　作者简介：杨赟（1987.2-），女，西南大学公共与政治管理学院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管理伦理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