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尔内命题”

　　二十世纪初，法国史学家莫尔内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其成果后来以《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为名于一九三三年出版。莫氏研究了十八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清点时人阅读的图书。在这些目录中，他发现启蒙哲人的书籍颇为罕见。卢梭《社会契约论》这本大革命的“圣经”仅出现过一册。因此，他认为，大革命不是“卢梭的错”，也不是“伏尔泰的错”。
　　莫尔内的资料和看法，后来证明存在漏洞。比如他的调查结束于一七八0年，那年卢梭著作的首批版本才刚刚问世。他忽视了《社会契约论》的通俗本，而这在大革命前是确定无疑的畅销书。再说，拍卖藏书无法体现阅读的全貌。尽管如此，莫尔内追问的问题却具有典范价值。书籍是否引发革命？这个问题不仅对思考大革命有意义，也是其他重要革命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甚至也是重大社会文化转型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妨称之为“莫尔内命题”。六十年代中叶以来的一系列研究，尤其是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和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的论著，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开展的。夏蒂埃的一本著作拈出“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一语作为书名，可以说是向莫尔内致敬。而达恩顿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埋首瑞士纳沙泰尔市档案馆，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进行了经年累月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它们不仅深入论述了十八世纪书籍的出版、销售等情况，也诠释了书籍与大革命的关系。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纳沙泰尔是一个遥远的陌生城市，但在欧洲书籍史研究上，却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地方。法国大革命前数十年，受法国特殊书报专卖制度和审查制度的影响，在法国边境以外，从事盗版书和禁书生意的出版社纷纷创立。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鲁塞尔，越过莱茵河延伸到瑞士，再往南延伸至时为教皇属地的阿维尼翁，这几十家出版社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它们几乎出版了启蒙运动的所有著作和一七五0至一七八九年间在法国流通的大多数其他类型的图书。在这些出版商当中，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完整保存至今，这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商业信札、账簿、货运记录、订货登记册、印刷厂工头的付款账本等。在其他出版社档案基本散佚的情况下，这些档案为了解大革命前几十年的书籍世界及其对十八世纪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证据。
　　达恩顿在档案基础上撰写的一系列论著，最为重要的是他自己所称的“三部曲”：第一部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00）》，第二部是一九九六年印行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而二0一八年问世、二0二一年译为中文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以下称《图书世界》，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是最后一部。此外，他还撰写了《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九八二年）和新作《盗版与出版：启蒙时代的书业》（二0二一年二月，中译本已列入出版书单）。
　　“三部曲”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书籍与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重要社会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的生意》讨论的是一部著作的出版史;《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的主题是各种禁书的扩散与影响;而《图书世界》则透过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大革命前夕外省流通的各种书籍及其销售状况。本文着重介绍三部曲的最后一本，看达恩顿如何由书籍贸易回应“莫尔内之问”。

二 销售代表与法国图书市场

　　《图书世界》一书，无论在史料利用、谋篇布局，还是核心问题的处理上，都有独具匠心之处。
　　纳沙泰尔档案保存了将近五万封信札，其中包含几千封来自每个与图书行业有联系的人写的信札，这些人包括作者、出版商、印刷商、纸商、铸字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车车夫、货栈主、旅行推销员、图书代理商、审稿人、读者，特别是法国几乎所有城镇的书商。本书系统利用了这些信札，从中选出二十二位销售商和偷运者，对他们的生平和售书生涯进行重点考察。这些书商来自法国各地，信息较为分散。为串联这些信息，也为从一个不同于书商信札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书业从业者及其所涉书籍贸易，本书系统利用了纳沙泰尔一位销售代表的笔记和信札。在十八世纪的欧洲，销售代表在书籍销售中有着特殊位置。每隔一两年，出版商就会挑选一名可靠的职员，派他出差了解跟书籍制作与销售有关的事务，如处理账目纠纷、寻求新的纸张来源，乃至了解和处理图书生意的其他所有重要方面。这些代表举足轻重，“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没有哪一家大出版商不靠销售代表就能做成生意”（23页）。
　　这位销售代表是二十九岁的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Jean-Fran?oisFavarger）。一七七八年七月五日，他骑马动身，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某日返回纳沙泰尔。达恩顿指出，等他走完这段长达一千九百多公里的旅程时，“他所了解的有关图书贸易的东西，比迄今为止任何历史学家可能希望了解的都多”（6页）。幸运的是，他留下了一本记载详尽的日志和大量内容翔实的信札及路上开销的账簿。他的法国之行留下的记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图书文化景观”（7页）。
　　在长达五个月的旅程中，法瓦尔热“推销书籍，收账，安排货运，视察印刷厂，调查市场需求，评估生意规模，对一百多位书商的品质做出评价”（6页）。本书追随着法瓦尔热的足迹，不仅描述了沿途城市、市镇的图书贸易状况，而且结合这些贸易中心的主要特色，分别论述了图书流通与销售的不同面向：蓬塔利耶，偷运和越境;隆勒索涅，评估书店等级;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推销与收账;里昂，国内走私;阿维尼翁，交换贸易;南部、西南部各城，书店的生存困境;卢丹，沿街兜售与毛细管分销体系;中部地区，高端与低端市场;贝赞松，兴隆的书籍销售。如此，透过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作者有条不紊地论述了当时书籍流通与销售的几个重要面向：书市的不同层级、书商的不同等级和读者的不同层次。
　　根据本书的论述，不同城市在书籍流通中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比如，大革命前，里昂、阿维尼翁既是重要的书籍贸易中心，也是重要的出版中心，两地出版商都靠盗版书过日子。与此不同，卢瓦尔河谷的卢丹，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长期只有大约四千人居住，但在图书销售中，却起着联结瑞士出版商兼批发商和法国零售摊贩的枢纽作用。经由这个市镇，来自瑞士的盗版书有可能渗入图书市场体系的末梢，步入乡村集市乃至村落。因此，里昂和阿维尼翁与卢丹代表了书市的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