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之前采访曹寇的时候，被硬拉去跟一群南京的作家打牌，打来打去，总是输。有时候也一起喝酒，喝多了有人互相握手，称对方是伟大的诗人，每逢这种场面我都很伤感。曹寇倒不怎么说大话，他对好和坏的判断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杂志采访了魏思孝，这很好。我想他说好的意思是我们关注到了这些新生的、草根的、非體制的写作者，然后他接着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做一做郑在欢呢？他写得好。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既没有看过魏思孝也没有看过郑在欢。我只是默默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并且在淘宝上下单了他们的书。
　　但也没有及时看。应该看却还没有来得及看的书太多了，如果不是某天要去医院排队等待做一个无聊的检查，那本书又恰好跳入眼帘，并显得厚薄那么合适，我可能会错过这一本《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它在名字上太相似于颜歌之前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所以很容易在印象中被归类。
　　但这本书刷新了我对90后写作的认知，甚至刷新了我对生活的认知，我一边读一边发短信给文学上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抒发读后感：“相比之下，我们简直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这是我理解的年轻一代的写作困境，通道过于狭窄，世界过于扁平，岁月过于静好，都市里90后的写作新人，写来写去，被允许并能驾驭的题材，往往是没完没了的自我。

　　我没想到一个人可以把童年写得这么哀而不伤，中国农村题材，在文学的道统里，往往是丰沛的、粗野的、荒诞的，妖娆和肉欲的，用郑在欢的话来说，就是“写写牛，写点村长搞女人的事情，然后点缀一些封建迷信。”郑在欢的农村生活，其荒凉和残忍是图穷匕见的，但他写得从容不迫，写得温情而谐谑。他像写列传一样一个一个写这些乡间小民，赋予他们性情和传奇。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修辞还是过于文艺了，应该用他书籍勒口上的简介来说，这些小说“好笑又好哭，并且极其好玩”。
　　比如他写拾粪，大跃进之时公社之间搞产量竞赛，一切可以当做肥料的东西都被搜刮一空，“当然农民寻找肥料的目光是雪亮的，厨房里吸收了油烟的墙皮，厕所里饱尝了粪味的茅草都被当作肥料撒进了田地。这样一来，肥料在农村成了极其可贵的东西。于是，在农村，一种劳动应运而生，在农村，我们称之为拾粪。……拾粪人左手挎一个藤萝筐，右手拿一把小铁锹，遇到屎就停下来，像工兵挖地雷一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连屎下一层薄土一起铲进筐子。被铲过屎的地面留下一块新鲜的伤口，这也是此处有屎的重要凭证。”
　　这里可以约略窥见郑在欢的语言师承，有相声演员的节奏，也有传统话本的文风，但是活学活用。打动我的倒不是这种冷幽默，而是他隐藏在写作背后的态度，在悲催童年之后保留的温情。是一个人长期饱受虐待之后，没有让自己也成为恶的一部分。
　　郑在欢对我的采访邀约颇为惊讶，“我那书都出了多久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要采访？”
　　是的，对于野生的力量，我们往往后知后觉。采访的时候，尽管我们相谈甚欢，但我仍然觉得，我频频流露的惊讶，也许是一种粗鲁的冒犯。写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文章最后选择了一个戏剧性的标题，送快递的，和领文学奖的，这种极端的矛盾冲突是读者所喜欢的，但是对那个被写的人来说，依然是粗鲁的、势利的、臣服于社会固有标签的。我只能安慰自己说，毕竟欢欢也是当过编剧的人，应该能理解，有的时候，戏码只好这样上。
　　跟郑在欢相处的这一下午，我收获颇丰。尤其是我们聊到，靠文学怎么解决生存问题。他坚持认为，文学是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牛的产品之一，他必须相信文学一定能很好地养活自己，才能对写作投入专业的态度和时长。不然文学就只是一个消遣，一个类似泡澡和打牌的消遣。
　　我想欢欢也不是不知道，很多写小说的人，除了那些网红和写网络爆款的，往往都另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高校教师、报社记者、出版社编辑、编剧、广告人……或者进入作协体制，接受规范。野生，并且永远野生的代价，他应该比我们都清楚。毕竟之前，他专心写作的那几年，都是靠女朋友养着他。有时候，两个人吵了架，甚至打了架，到晚上又抱在一起，因为无处可去。他目前这一段的专心写作，是靠之前当了四年编剧赚下的快钱在养着。爱写作的人，应该像《乐队的夏天》里那些爱音乐的人一样，靠做别的事情来养活自己的爱好。不用拿理想换面包，才可以保全理想的纯粹性。可郑在欢不想这样，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写作的人应该能、也可以能只靠写作，甚至是不投靠于任何一方的写作来赢得体面的生活。你得用理想换面包，这样你才会磨砺你的理想，用最顶真的专业态度去操持这一份理想。你应该赋予理想以专业水准，否则就是辱没了理想。所谓的业余和自娱心态，貌似恬淡，但那是一种认怂，是对现实的缴械投降。
　　这两种对待创作的态度，孰优孰劣呢？我难以判断。但相信奇迹的孤勇，从来都是创造奇迹道路上的唯一依凭。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从中国最底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孩，被最严酷的社会现实狠狠教训过，他选择相信后一种，比较不现实的那种，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让我感到鼓舞，继而是羞愧和进一步的鼓舞。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我听他说他做过的各种职业，怎么车书包、怎么做鞋子、怎么卖水果、怎么写房地产广告、怎么当编剧，听他说乡村的人们是怎样前赴后继地进入城市，然后又鲜衣怒马地回到乡村。乡村变了，乡人也变了。对这种变化，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只能被动地接受。我暗自担心过郑在欢在写作上还有其他的关要过，像他这样的写作者，当早年的经历用完，如何保持在创作上的持久？但他乐观之极，“我有很好的虚构能力。”他对经典名作也不那么以为然，他觉得名著头衔都是后人加的，不读也不是什么缺憾。“伟大都是隔着时间和距离看出来的，同时代的你就不觉得有什么伟大。”他反倒觉得所谓经典，多多少少困住了今人的写作，他们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模仿，他看不上这种模仿。

　　我必须承认我羡慕极了。像一个从来不知道写作的人那样去写作，就像一个从来不知道绘画的人在跳动的篝火边拿起木炭，在岩石上描画他白天看到的一只犀牛。这几乎是创作的最好状态，这种浑然天真，就是现代人最为缺少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元气的东西。
　　郑在欢起身打算离开的时候，我的几个朋友来了，摸出扑克准备打牌。我们邀他加入，他旁观片刻，对我们的寡打和牌技忍无可忍。他轻手轻脚地走了，“我要打牌，那都得是桌子上有钱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