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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日益成为人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社会组织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化重构而发生、演进的。但现代化重构下社会组织也面临一定挑战，新时代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尤为重要。新时代社会组织的优势功能定位为发挥桥梁纽带、战斗堡垒作用，且以其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民主。为了有效应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挑战，实现社会组织的优势功能，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要从提高党组织的覆盖率、加强同政府行政部门党组织联系两个方面进行宏观构建，从实现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理事会相融合、党组织自我调适与社会组织运行相融合、党员与社会组织成员互动融合三个方面进行微观融合。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3—0077—09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实现深刻变革，“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p.11）。这就给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0.2万个，比上年增长6.0%[2]，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推动民生改善、吸纳就业、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扩大了社会参与和基层民主。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在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大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力度，这就要求以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更好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为社会治理提供方向指导。
一、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了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更本质地表现为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权力由集中向分权的改革，具体表现为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调整和重构。新时代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的重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其结果就表现为社会组织的不断增长对既有的稳定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新时代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便是党和政府自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对策略。
（一）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重构
社会组织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党、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过程，也就是三者关系现代化重构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党政分开、政社分开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基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设的，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的运行都依靠党的领导和推动，由此形成了政府和社会附属于党、党对政府和社会实行全面主导的局面。而党对社会的全面主导是通过政府实现的，实际上也形成了社会附属于政府的状态。这种制度安排在国家创立和巩固的初期是尤为必要的。但是，这样一个关系长期存在，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开启了党、政府和社会关系重构的现代化之路。1980年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主题发言，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以此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为党政分开指明了方向。此后经过长期的思考和酝酿，邓小平在1986年6月论述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时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3]（p.163）紧接着又提出要把这个关系理顺，要“党政分开”，并明确了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由此，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党政分开这个突破口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和探索，在改善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带动政府提高行政能力、转变职能等方面做出了长久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三者关系仍然存在着亟待解决的其他问题，严重影响三者关系的现代化重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对其进行深化改革便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政分开实现了党和政府职能的回归以及互动关系的良好转变。随着党政分开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活力不断增强，这也就推动了党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由于党對社会的全面主导是通过政府严格管治实现的，所以党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最主要的变化是社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而社会组织便是社会的具体化，是社会自主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社会组织在发展早期社会认同感低、被政府严格控制、缺乏独立发展的能力和资源，因而不得不依靠政府，成为政府的外围组织。直到2004年，“社会组织”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4]，标志着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恢复，同时也标志着政社分开进程的开启，社会组织发展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日益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自我调控、自我治愈、自我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依赖日渐减弱，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些政府不该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应该交给其他社会主体去做，在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担一定责任的主要是各种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5]。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党和政府也不断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不断调整治理策略和方式，不断推进政社分开，注重在新时代下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构建“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这就为政社关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根据这一重大论断，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在这一过程中能否深化党、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协调关系，关系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能否实现。 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就是随着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深化而进行的党政分开、政社分开。这是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三者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国家的持续不断稳定发展，否则便难以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这就需要及时发现党、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不协调、不稳定的问题和挑战，实现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现代化重构下社会组织面临的挑战
社会组织是在不断突破旧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是旧的关系深刻改变、新的关系不断重构的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而社会的具象表现为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在社会治理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进程可能要十分缓慢。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必然产生新的矛盾和关系，如何协调和调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新旧关系的调整往往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必然不断成长壮大，优势作用日益得到发挥，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成为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
第一，弱化党的执政基础。长期以来党的执政基础都是靠广泛建立的基层党组织实现的，“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6]（p.322）。但是，在新的关系格局下，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党的基层组织的相对松散会导致党的执政基础不断被弱化。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社会空间或领域，包括实践空间或治理空间等，这就出现了党的基层组织的空白区，再加上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说，在这一空间或领域内，党集聚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对减弱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运行活力的增强，多种所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各项企事业政策不断调整，人们的身份变动频率不断增多，弱化了原有单位或地域对个体的束缚力，造成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这对于党员自身的身份认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另外，党的基层组织本身在党的组织纪律、党的教育等方面的疏忽，更导致党组织在新的关系格局下的松散和低效。这几个方面形成恶性互动，严重地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這就给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然这也是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新契机。
第二，消解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以党的意识形态为主体才得以建立的，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恢复和巩固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同封建残余的思想作斗争，还要同外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可想而知十分艰难。现代社会发展表现为随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社会思潮多元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基本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实现的，其运行宗旨、行为规范和指导原则等是建立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之上的，所以天然地带有观念多元差异和利益多元冲突的发展特点，社会组织成为多元思潮的载体。这无疑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造成社会个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和茫然，其结果便表现为原本比较稳定的社会思想政治基础的消解。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高度重视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出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迫切性，开展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但是，面对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冲击，如何在社会组织多元发展、社会思潮多元碰撞的时代更加有效地巩固和发展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便成为新形势下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给既有社会治理秩序带来潜在风险。在原有社会治理秩序中的政府和社会一体化关系格局下，政府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调动社会组织完成社会事务治理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社关系日益现代化，社会组织随之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7]。与此同时，政社分开也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要求政府推进职能转变，适应社会治理新特点和新要求，实现治理秩序的重构，也就是以政社良性互动为核心，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处理政府和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实现，而社会组织在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化格局下对既有社会治理秩序产生冲击也就表现在此。社会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社会治理的新对象。社会组织自身存在诸多不足，如公信力不足、社会认同感差等问题。一方面，社会组织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又要保持相对的独立;另一方面，政府的资源有限，如何能够民主公平地进行利益分配更是关系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这就很难实现在政社分开的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出现政社二元对立，社会组织政党化的严重情况，这样下去形成恶性循环，政社互动关系难以建立，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就难以实现;反过来，社会组织难以实现良性发展，恶性循环下去，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各类社会问题难以得到制度内的合法地满足和解决，社会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国家治理现代化更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不足、政社关系互动不足，无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是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更是社会治理的客体，在要求民主法治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那么，如何应对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化重构这一过程中的挑战，解决现实问题，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实现社会善治便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
2015年党中央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7]可见，中共中央尤其重视社会组织发展工作，但新时代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工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内部控制，而是希望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统一”[8]。由此看来，社会组织有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功能定位。 （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政社良性互动
政社分开不等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放任自流，更不等于实行政社二元分立甚至对立，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在这一前提下，新时代社会组织的优势功能就在于保持党、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良性互动，发挥桥梁纽带的功能。
新时代政社分开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党和政府拥有丰富的政治权力、资本、人才和组织管理经验等优势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简政放权、转移社会功能的产物，在社会实践不断深化、不断扩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两方面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新时代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自身的职能和履职的方式，这是政社良性互动的推动力。与此同时，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党和政府的支持。总之，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良好合作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的最优策略，其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桥梁纽带功能是最为坚实和稳固的制度保障。基层党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制度安排，并在基层行政和基层治理中作为政治核心而存在，一方面联系着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对上级负责，具有把基层人民同党和政府联系起来的桥梁纽带功能。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机制保证社会组织同党和政府在政策和社会目标上的一致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二者的良性建构和互动关系：社会组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良好治理。这样，一方面激活社会组织的活力，释放社会自主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弥补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不足，并且也能够不断推进党和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形成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实现社会良好治理和社会和谐。
（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党的执政基础
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具有组织優势的社会力量，其成员构成、宗旨、活动内容及方式和组织文化等都是高度组织化的产物，具有很明显的教育、宣传等功能和社会影响力。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空间也不断扩展，而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难以及时适应，这就出现了党的基层组织网络的空白，新时代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无序以及社会思潮多元碰撞的背景下，给党的执政基础、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以及社会和谐带来了挑战。为此，党的十九大着重提出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突出政治功能，将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p.65）。这就为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
第一，要巩固思想政治基础。社会多元化发展中的利益多元与思想多元是相互促进的，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利益多元还是思想多元，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没有一个共同体所必需的思想政治基础，就必然走向社会的分立、对立和冲突。当前社会组织不断成长的环境是多元思潮充斥其间的，其中不乏糟粕，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害，主要体现在侵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思想领域的混乱是造成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混乱的开始。因思想领域混乱导致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所以，有必要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引导社会组织内部文化建设，在思想上加强成员及同社会组织有紧密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领导，为以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多元主体、多元价值思想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组织在社会实践和不断发展过程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政治认同、抵制错误思想，积极参与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合力推进社会和谐。
第二，要加强统战功能。社会组织政治功能还表现为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统战功能。新时代下社会组织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新兴社会阶层人员，他们是改革开放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又推动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应该着重加强其统战功能，注重团结他们、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政社分开的前提下取得相对的独立性，承担起政府原有的部分职能，在理论上仅具有社会属性，而不具有政治属性，但在提供社会服务中，尤其是在同政府协作过程中很容易得到社区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易于积累起“政党的合法性”“突破社会公益职能，而演变成政党组织”[9]。这就凸显出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迫切性。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组织建设从根本上避免了社会组织突破社会公益性边界而衍生出政治属性的状况，能够及时了解和把握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落实党的统战政策，适时调整对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选拔和安排相关人士指导社会组织工作，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使之成为推进社会治理、开展社会统战工作的重要渠道。
（三）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党内民主作用，带动社会组织民主
社会组织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要求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所以，社会组织必然成为推进民主的重要力量，对于推进新时代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在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加强党组织建设保证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证正确的民主发展方向，扩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为其维护自身权益、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民主的路径。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内部民主，加强正确民主观教育，保证正确政治方向，并扩展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的优势集中表现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和贯彻，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第一，党内民主可以保证社会组织坚持正确的民主观。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其民主观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民主行为。正确的社会民主观关系着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更关系到人民走向何方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从党内民主衍生和发展出来的，所以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民主建设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时代价值。党内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能够有力地保证社会组织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指导下充分实现民主。这样党内民主便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能够教育社会组织人员以及涉及的相关阶层人士，树立稳固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坚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正确方向，抵制西方民主观的迷惑，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正确民主观，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民主化实践。
第二，党内民主能够为社会组织开展内部各项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方式和渠道。大多数新兴社会组织中成员是基于奉献精神和公益精神而自愿参与社会组织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组织不能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或方式来要求和规范成员行为以及开展各项活动。由此，只能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开展各项工作，这就使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民主运作，运用民主的方式解决组织成员的问题成为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
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不断发展，而要克服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实现优势功能，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即是根本切入点和可行性方案。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实现社会组织功能定位，首先就是要在宏观层面实现党组织的全面覆盖，其次就是要实现微观融合，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在新时代坚持正确方向，更好地服务社会治理。
（一）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宏观构建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全部战斗力的基础，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是新时代下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要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定位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挑战，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在社会组织中广泛建立党的组织，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同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合作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变为组织发展的优势，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优势功能奠定基础。
第一，内部嵌入：填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空白，提高党组织覆盖率。2015年6月1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是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明确表示要在社会组织当中建立党组的文件，由此可知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不少薄弱的地方。习近平强调，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这就提出了补齐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短板、填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空白的迫切性，主要是要解决应建尽建的问题，提高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覆盖率。首先，要在入口处严把党建关。民政部门在对申请成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资格审查时，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中党员数量、章程中对党组织建设的规定等资格的审查，并将这些条件作为社会组织的准入标准，实现党组织建立和社会组织登记成立同步进行。其次，要對已成立社会组织定期进行审查评估，将党员数量和党建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为评价指标，要求未建党组织或党组织不健全的社会组织及时修改章程，将保证党组织的建设写入章程，使党建成为社会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另外，对于党员数量等条件不足的存量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方式，或选派优秀党员、党建工作指导员等途径开展党组织建设，并限期具备相应条件，及时建立党组织，在存量上使党组织建设得到保证。
第二，外部联动：加强同政府行政部门党组织的联系。党是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党组织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必须要加强同其他党组织的联系，这是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发展的，以致政社不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不强，活力不足，但也正是在政府的培育和支持下，社会组织才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政社分开的格局下，社会组织同政府行政部门的联系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加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桥梁纽带功能。政社分开后，政府进行职能优化和权力下放，社会组织的活力不断释放，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存在正好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纽带。这既保证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良好张力，又能够发挥两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和政府之于社会组织的策略更应是协商、引导和合作。首先，党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需要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进行协商，明确双方权利和责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在社会治理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合作，这就能够促进党和政府职能优化，也能够激活社会活力。其次，要做好政府党组织对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引导和监督，在党员培养、党内教育、完善党组织结构、推进党组织政治生活有序进行、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等方面加强工作，由此也能加强行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之于政府的策略更应是支持、合作和参与。首先，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该带动引导社会组织在支持党和政府工作、维护党和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同党和政府进行协商合作，在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社会服务任务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增强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感的同时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其次，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该及时将组织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诉求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以此来推进社会组织更好发展。这样，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便能保证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发展进步，更能实现社会组织在党的引导和支持下健康成长，同时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在宏观层面实现党组织的强制性构建，一方面保证了政社分开关系格局下社会组织在党的引导下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完善党的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框架基础，在宏观层面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的依法自治相统一。
（二）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的微观深度融合 宏观构建只是在形式上构建起基本框架，规定了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合法性，在短期内能够有效保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覆盖率的扩大。但是，如果不能实现党建在微观层面同社会组织业务的融合，其合法性便会逐渐流失以致遭到社会组织的内部排斥和边缘化。只有通过“探寻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或者说寻找党建与企业发展的利益结合点，将企业内生的经营管理结构与党和政府从外部嵌入的党组织系统相融合”[10]，才能做到党组织建设同社会组织业务微观融合，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结合，寓领导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优化领导。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认同感，有助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深度发展，增强党的组织动员力、资源整合力和执政合法性。
第一，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理事会相融合。在社会组织当中建立党组织仅仅是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第一步，而实现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理事会的组织融合，并在其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要依靠社会组织理事会来领导社会组织工作。首先，要在相关法規、条例和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党组织的行为规范。既要发挥其政治引领作用，又要做好社会组织内部如机构设置、职责分配、人员编制和相关事项的重大安排等具体工作，反过来社会组织理事会应该坚持党组织的领导，配合党组织做好各项工作，实现党的领导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其次，要获取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一方面，要解决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费用的问题，应该按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另一方面，要在社会组织内部尤其是理事会中做好培养党员、吸纳人才等工作，不断壮大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不断丰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框架和内涵，增进党组织的认同感和融入度。
第二，党组织自我调适与社会组织运行相融合。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激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协调共进。具体表现为党组织自我调适与组织运行的相互促进、协作融合，就是要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根据社会组织发展的状态、特点和优势不断调整党组织实践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实现党的宗旨与社会组织秉持的精神理念、组织形式和运行逻辑相融合，推进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带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组织建设落到实处，真正起到党建效果。首先，要创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领导的工作方式。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机关，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形式来运行，党组织必须遵循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用民主的形式来实现有效沟通和合作，以此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督。其次，要实现党内教育与组织培训的融合。党组织是党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管和领导的重要阵地，要在社会组织内起到宣传教育、培养人才和引领风尚的作用，既要教育党员又要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实现党的宗旨与社会组织秉持的精神理念的融合，增强价值引导，激发社会组织成员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的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开展有益于社会安定发展的活动。
第三，党员与社会组织成员的互动融合。党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业务微观融合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和社会组织成员互动融合上。无论是党组织建设还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都必须依靠党员和组织成员在实践中落实和践行，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积极性、能动性，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社会组织成员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基础上以公益精神和志愿精神为社会治理和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并以此来推动党员将党的根本宗旨同公益精神结合起来，自觉落实党的政策和社会组织交给的任务。首先，应做到党员和社会组织成员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尤其是党员不应该有特权。在严格依据社会组织章程要求社会组织成员的同时，更要依据党章严格要求党员，保证党员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广泛认可和肯定。这既是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需要，更是实现党员带动社会组织成员的必然要求。其次，在社会组织中应该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可供党员提供志愿服务、奉献社会的平台，实现以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不断激发党员服务人民的意识，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引导党员和组织成员在党的宗旨和社会组织价值理念的融合中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自觉。最后，要实现党员引导组织成员，落实党管人才的政策。社会组织中人才汇聚，必须在生活上、情感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一是要通过党员带动，二是要加强党对社会组织人才发展的支持，充分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成果，使他们自觉聚拢在党的周围，使得人才能在党的支持下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宏观上的构建是在广度上、形式上实现党组织覆盖的过程，党组织形式上的覆盖只是一个基本框架，没有微观上的融合，加强党组织建设也就没有内涵，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而微观融合便是在宏观构架的基础上丰富内涵的过程。所以必须整体地系统地看待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构建的过程，一个是巩固的过程，两个过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是不能割裂的，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丰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内容和实质，实现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又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实现党、政府和社会组织良好互动，有效推进社会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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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3—0077—09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实现深刻变革，“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p.11）。这就给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契机和良好条件。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0.2万个，比上年增长6.0%[2]，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推动民生改善、吸纳就业、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扩大了社会参与和基层民主。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在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大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力度，这就要求以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更好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为社会治理提供方向指导。
一、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了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更本质地表现为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权力由集中向分权的改革，具体表现为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调整和重构。新时代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的重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其结果就表现为社会组织的不断增长对既有的稳定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新时代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便是党和政府自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对策略。
（一）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重构
社会组织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党、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过程，也就是三者关系现代化重构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党政分开、政社分开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基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设的，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的运行都依靠党的领导和推动，由此形成了政府和社会附属于党、党对政府和社会实行全面主导的局面。而党对社会的全面主导是通过政府实现的，实际上也形成了社会附属于政府的状态。这种制度安排在国家创立和巩固的初期是尤为必要的。但是，这样一个关系长期存在，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开启了党、政府和社会关系重构的现代化之路。1980年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主题发言，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以此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为党政分开指明了方向。此后经过长期的思考和酝酿，邓小平在1986年6月论述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时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3]（p.163）紧接着又提出要把这个关系理顺，要“党政分开”，并明确了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由此，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党政分开这个突破口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和探索，在改善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带动政府提高行政能力、转变职能等方面做出了长久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三者关系仍然存在着亟待解决的其他问题，严重影响三者关系的现代化重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对其进行深化改革便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政分开实现了党和政府职能的回归以及互动关系的良好转变。随着党政分开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活力不断增强，这也就推动了党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由于党對社会的全面主导是通过政府严格管治实现的，所以党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最主要的变化是社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而社会组织便是社会的具体化，是社会自主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社会组织在发展早期社会认同感低、被政府严格控制、缺乏独立发展的能力和资源，因而不得不依靠政府，成为政府的外围组织。直到2004年，“社会组织”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4]，标志着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恢复，同时也标志着政社分开进程的开启，社会组织发展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日益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自我调控、自我治愈、自我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依赖日渐减弱，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些政府不该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应该交给其他社会主体去做，在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担一定责任的主要是各种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5]。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党和政府也不断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不断调整治理策略和方式，不断推进政社分开，注重在新时代下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构建“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这就为政社关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根据这一重大论断，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在这一过程中能否深化党、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协调关系，关系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能否实现。 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就是随着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深化而进行的党政分开、政社分开。这是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三者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国家的持续不断稳定发展，否则便难以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这就需要及时发现党、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不协调、不稳定的问题和挑战，实现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现代化重构下社会组织面临的挑战
社会组织是在不断突破旧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是旧的关系深刻改变、新的关系不断重构的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而社会的具象表现为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在社会治理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进程可能要十分缓慢。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实现，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必然产生新的矛盾和关系，如何协调和调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新旧关系的调整往往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必然不断成长壮大，优势作用日益得到发挥，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成为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
第一，弱化党的执政基础。长期以来党的执政基础都是靠广泛建立的基层党组织实现的，“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6]（p.322）。但是，在新的关系格局下，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党的基层组织的相对松散会导致党的执政基础不断被弱化。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社会空间或领域，包括实践空间或治理空间等，这就出现了党的基层组织的空白区，再加上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说，在这一空间或领域内，党集聚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对减弱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运行活力的增强，多种所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各项企事业政策不断调整，人们的身份变动频率不断增多，弱化了原有单位或地域对个体的束缚力，造成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这对于党员自身的身份认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另外，党的基层组织本身在党的组织纪律、党的教育等方面的疏忽，更导致党组织在新的关系格局下的松散和低效。这几个方面形成恶性互动，严重地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這就给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然这也是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新契机。
第二，消解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以党的意识形态为主体才得以建立的，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恢复和巩固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同封建残余的思想作斗争，还要同外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可想而知十分艰难。现代社会发展表现为随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社会思潮多元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基本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实现的，其运行宗旨、行为规范和指导原则等是建立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之上的，所以天然地带有观念多元差异和利益多元冲突的发展特点，社会组织成为多元思潮的载体。这无疑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造成社会个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和茫然，其结果便表现为原本比较稳定的社会思想政治基础的消解。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高度重视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出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迫切性，开展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但是，面对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冲击，如何在社会组织多元发展、社会思潮多元碰撞的时代更加有效地巩固和发展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便成为新形势下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给既有社会治理秩序带来潜在风险。在原有社会治理秩序中的政府和社会一体化关系格局下，政府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调动社会组织完成社会事务治理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社关系日益现代化，社会组织随之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7]。与此同时，政社分开也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要求政府推进职能转变，适应社会治理新特点和新要求，实现治理秩序的重构，也就是以政社良性互动为核心，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处理政府和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实现，而社会组织在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化格局下对既有社会治理秩序产生冲击也就表现在此。社会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社会治理的新对象。社会组织自身存在诸多不足，如公信力不足、社会认同感差等问题。一方面，社会组织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又要保持相对的独立;另一方面，政府的资源有限，如何能够民主公平地进行利益分配更是关系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这就很难实现在政社分开的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出现政社二元对立，社会组织政党化的严重情况，这样下去形成恶性循环，政社互动关系难以建立，不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就难以实现;反过来，社会组织难以实现良性发展，恶性循环下去，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各类社会问题难以得到制度内的合法地满足和解决，社会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国家治理现代化更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不足、政社关系互动不足，无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是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更是社会治理的客体，在要求民主法治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那么，如何应对党、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化重构这一过程中的挑战，解决现实问题，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实现社会善治便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
2015年党中央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7]可见，中共中央尤其重视社会组织发展工作，但新时代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工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内部控制，而是希望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统一”[8]。由此看来，社会组织有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功能定位。 （一）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政社良性互动
政社分开不等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放任自流，更不等于实行政社二元分立甚至对立，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在这一前提下，新时代社会组织的优势功能就在于保持党、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良性互动，发挥桥梁纽带的功能。
新时代政社分开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党和政府拥有丰富的政治权力、资本、人才和组织管理经验等优势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简政放权、转移社会功能的产物，在社会实践不断深化、不断扩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两方面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新时代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自身的职能和履职的方式，这是政社良性互动的推动力。与此同时，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党和政府的支持。总之，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良好合作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的最优策略，其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桥梁纽带功能是最为坚实和稳固的制度保障。基层党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制度安排，并在基层行政和基层治理中作为政治核心而存在，一方面联系着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对上级负责，具有把基层人民同党和政府联系起来的桥梁纽带功能。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机制保证社会组织同党和政府在政策和社会目标上的一致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二者的良性建构和互动关系：社会组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良好治理。这样，一方面激活社会组织的活力，释放社会自主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弥补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不足，并且也能够不断推进党和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形成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实现社会良好治理和社会和谐。
（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党的执政基础
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具有组织優势的社会力量，其成员构成、宗旨、活动内容及方式和组织文化等都是高度组织化的产物，具有很明显的教育、宣传等功能和社会影响力。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空间也不断扩展，而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难以及时适应，这就出现了党的基层组织网络的空白，新时代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无序以及社会思潮多元碰撞的背景下，给党的执政基础、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以及社会和谐带来了挑战。为此，党的十九大着重提出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突出政治功能，将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p.65）。这就为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
第一，要巩固思想政治基础。社会多元化发展中的利益多元与思想多元是相互促进的，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利益多元还是思想多元，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没有一个共同体所必需的思想政治基础，就必然走向社会的分立、对立和冲突。当前社会组织不断成长的环境是多元思潮充斥其间的，其中不乏糟粕，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害，主要体现在侵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思想领域的混乱是造成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混乱的开始。因思想领域混乱导致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所以，有必要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引导社会组织内部文化建设，在思想上加强成员及同社会组织有紧密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领导，为以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多元主体、多元价值思想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组织在社会实践和不断发展过程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政治认同、抵制错误思想，积极参与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合力推进社会和谐。
第二，要加强统战功能。社会组织政治功能还表现为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统战功能。新时代下社会组织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新兴社会阶层人员，他们是改革开放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又推动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应该着重加强其统战功能，注重团结他们、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政社分开的前提下取得相对的独立性，承担起政府原有的部分职能，在理论上仅具有社会属性，而不具有政治属性，但在提供社会服务中，尤其是在同政府协作过程中很容易得到社区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易于积累起“政党的合法性”“突破社会公益职能，而演变成政党组织”[9]。这就凸显出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迫切性。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组织建设从根本上避免了社会组织突破社会公益性边界而衍生出政治属性的状况，能够及时了解和把握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落实党的统战政策，适时调整对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选拔和安排相关人士指导社会组织工作，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使之成为推进社会治理、开展社会统战工作的重要渠道。
（三）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党内民主作用，带动社会组织民主
社会组织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要求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所以，社会组织必然成为推进民主的重要力量，对于推进新时代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在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加强党组织建设保证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证正确的民主发展方向，扩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为其维护自身权益、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民主的路径。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内部民主，加强正确民主观教育，保证正确政治方向，并扩展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的优势集中表现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和贯彻，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第一，党内民主可以保证社会组织坚持正确的民主观。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其民主观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民主行为。正确的社会民主观关系着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更关系到人民走向何方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从党内民主衍生和发展出来的，所以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民主建设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时代价值。党内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能够有力地保证社会组织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指导下充分实现民主。这样党内民主便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能够教育社会组织人员以及涉及的相关阶层人士，树立稳固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坚持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正确方向，抵制西方民主观的迷惑，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正确民主观，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民主化实践。
第二，党内民主能够为社会组织开展内部各项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方式和渠道。大多数新兴社会组织中成员是基于奉献精神和公益精神而自愿参与社会组织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组织不能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或方式来要求和规范成员行为以及开展各项活动。由此，只能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开展各项工作，这就使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组织民主运作，运用民主的方式解决组织成员的问题成为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
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不断发展，而要克服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实现优势功能，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即是根本切入点和可行性方案。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实现社会组织功能定位，首先就是要在宏观层面实现党组织的全面覆盖，其次就是要实现微观融合，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在新时代坚持正确方向，更好地服务社会治理。
（一）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宏观构建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全部战斗力的基础，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是新时代下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要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定位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挑战，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在社会组织中广泛建立党的组织，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同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合作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变为组织发展的优势，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优势功能奠定基础。
第一，内部嵌入：填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空白，提高党组织覆盖率。2015年6月1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是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明确表示要在社会组织当中建立党组的文件，由此可知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不少薄弱的地方。习近平强调，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这就提出了补齐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短板、填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空白的迫切性，主要是要解决应建尽建的问题，提高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覆盖率。首先，要在入口处严把党建关。民政部门在对申请成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资格审查时，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中党员数量、章程中对党组织建设的规定等资格的审查，并将这些条件作为社会组织的准入标准，实现党组织建立和社会组织登记成立同步进行。其次，要對已成立社会组织定期进行审查评估，将党员数量和党建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为评价指标，要求未建党组织或党组织不健全的社会组织及时修改章程，将保证党组织的建设写入章程，使党建成为社会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另外，对于党员数量等条件不足的存量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方式，或选派优秀党员、党建工作指导员等途径开展党组织建设，并限期具备相应条件，及时建立党组织，在存量上使党组织建设得到保证。
第二，外部联动：加强同政府行政部门党组织的联系。党是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党组织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必须要加强同其他党组织的联系，这是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发展的，以致政社不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不强，活力不足，但也正是在政府的培育和支持下，社会组织才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政社分开的格局下，社会组织同政府行政部门的联系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加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桥梁纽带功能。政社分开后，政府进行职能优化和权力下放，社会组织的活力不断释放，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存在正好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纽带。这既保证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良好张力，又能够发挥两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和政府之于社会组织的策略更应是协商、引导和合作。首先，党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需要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进行协商，明确双方权利和责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在社会治理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合作，这就能够促进党和政府职能优化，也能够激活社会活力。其次，要做好政府党组织对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引导和监督，在党员培养、党内教育、完善党组织结构、推进党组织政治生活有序进行、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等方面加强工作，由此也能加强行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之于政府的策略更应是支持、合作和参与。首先，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该带动引导社会组织在支持党和政府工作、维护党和政府权威的基础上同党和政府进行协商合作，在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社会服务任务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增强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感的同时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其次，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该及时将组织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诉求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以此来推进社会组织更好发展。这样，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便能保证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发展进步，更能实现社会组织在党的引导和支持下健康成长，同时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在宏观层面实现党组织的强制性构建，一方面保证了政社分开关系格局下社会组织在党的引导下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网络，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完善党的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框架基础，在宏观层面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的依法自治相统一。
（二）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的微观深度融合 宏观构建只是在形式上构建起基本框架，规定了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合法性，在短期内能够有效保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覆盖率的扩大。但是，如果不能实现党建在微观层面同社会组织业务的融合，其合法性便会逐渐流失以致遭到社会组织的内部排斥和边缘化。只有通过“探寻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或者说寻找党建与企业发展的利益结合点，将企业内生的经营管理结构与党和政府从外部嵌入的党组织系统相融合”[10]，才能做到党组织建设同社会组织业务微观融合，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结合，寓领导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优化领导。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认同感，有助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深度发展，增强党的组织动员力、资源整合力和执政合法性。
第一，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理事会相融合。在社会组织当中建立党组织仅仅是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第一步，而实现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理事会的组织融合，并在其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要依靠社会组织理事会来领导社会组织工作。首先，要在相关法規、条例和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党组织的行为规范。既要发挥其政治引领作用，又要做好社会组织内部如机构设置、职责分配、人员编制和相关事项的重大安排等具体工作，反过来社会组织理事会应该坚持党组织的领导，配合党组织做好各项工作，实现党的领导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其次，要获取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一方面，要解决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费用的问题，应该按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另一方面，要在社会组织内部尤其是理事会中做好培养党员、吸纳人才等工作，不断壮大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不断丰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框架和内涵，增进党组织的认同感和融入度。
第二，党组织自我调适与社会组织运行相融合。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激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协调共进。具体表现为党组织自我调适与组织运行的相互促进、协作融合，就是要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根据社会组织发展的状态、特点和优势不断调整党组织实践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实现党的宗旨与社会组织秉持的精神理念、组织形式和运行逻辑相融合，推进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带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组织建设落到实处，真正起到党建效果。首先，要创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领导的工作方式。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机关，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形式来运行，党组织必须遵循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用民主的形式来实现有效沟通和合作，以此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督。其次，要实现党内教育与组织培训的融合。党组织是党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管和领导的重要阵地，要在社会组织内起到宣传教育、培养人才和引领风尚的作用，既要教育党员又要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实现党的宗旨与社会组织秉持的精神理念的融合，增强价值引导，激发社会组织成员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的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开展有益于社会安定发展的活动。
第三，党员与社会组织成员的互动融合。党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业务微观融合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和社会组织成员互动融合上。无论是党组织建设还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都必须依靠党员和组织成员在实践中落实和践行，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积极性、能动性，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社会组织成员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基础上以公益精神和志愿精神为社会治理和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并以此来推动党员将党的根本宗旨同公益精神结合起来，自觉落实党的政策和社会组织交给的任务。首先，应做到党员和社会组织成员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尤其是党员不应该有特权。在严格依据社会组织章程要求社会组织成员的同时，更要依据党章严格要求党员，保证党员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广泛认可和肯定。这既是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需要，更是实现党员带动社会组织成员的必然要求。其次，在社会组织中应该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可供党员提供志愿服务、奉献社会的平台，实现以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不断激发党员服务人民的意识，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引导党员和组织成员在党的宗旨和社会组织价值理念的融合中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自觉。最后，要实现党员引导组织成员，落实党管人才的政策。社会组织中人才汇聚，必须在生活上、情感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一是要通过党员带动，二是要加强党对社会组织人才发展的支持，充分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成果，使他们自觉聚拢在党的周围，使得人才能在党的支持下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宏观上的构建是在广度上、形式上实现党组织覆盖的过程，党组织形式上的覆盖只是一个基本框架，没有微观上的融合，加强党组织建设也就没有内涵，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而微观融合便是在宏观构架的基础上丰富内涵的过程。所以必须整体地系统地看待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构建的过程，一个是巩固的过程，两个过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是不能割裂的，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丰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建设的内容和实质，实现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又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实现党、政府和社会组织良好互动，有效推进社会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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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