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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脱敏法在实际德育工作中的应用不仅惠及敏感紧张的学生个体，而更能够创造良好的班级氛围，使绝大多数学生感受到成长的舒适与快乐。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沃尔帕在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创立了系统脱敏法，它的治疗原理是对抗条件反射，主要应用对象是精神极度焦虑和紧张的生命个体。恐怖症是由于外界刺激而引起的情绪紧张，这种刺激与紧张情绪形成条件反射，因而患者一想到刺激情境就会产生焦虑。所以，沃尔帕认为去除焦虑的积极方法就是解除恐怖对象，消除焦虑，即当引起焦虑的刺激存在时，造成一个与焦虑不相符的反应，则能引起焦虑的部分或者全部抑制，从而削弱刺激与焦虑之间的联系。
在初中班主任工作中，班主任经常接触一些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又遭受过各种窘况的学生。他们在难以摆脱过去紧张、焦虑心理习惯的同时，又面临着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孤独自闭的学习生活环境，这往往让他们在遇到困境时集中爆发不良情绪且难以自控。系統脱敏法在此类事件中的有效应用，正是教育理论指导实践的明证。
学生Z是北京市海淀区优质生源基地选送的小升初毕业生。据入学调查得知，因幼年体弱多病，Z备受家人爱护，积累了许多弊病，例如，执行力差、喜欢推卸责任、焦躁易怒、孤僻排他等。相比于其他隐藏问题的学生而言，Z问题的暴露毫不避讳，汹涌澎湃。
小升初迎新的上午活动接近尾声，最后一个环节是收学生们的《假期安全责任书》回执。毫无征兆，Z手里的剪刀对准了收回执的W，剪刀开口的一端指向W。确定W尚未受伤后，我简单安抚了他，便开始对事情进行调查，然而整个过程并不顺利，起初Z一味地抵赖，拒绝承认自己拿剪刀对准过W，后又在我的多番盘问和周围学生的举证下默不作声。
我把目光聚焦在Z的眼睛上，希望能透过瞳孔看出他真实的想法。然而等待我的不是Z的情况说明，更谈不上我所期待的为他的不当行为道歉等一系列行为。只有寂静，无声的对抗。那么多双小眼睛都在盯着我，他们在等待这个小型“伤人未遂”事件的处理结果。一瞬间，我内心思忖的是：像W一样的学生，自愿为班级做事的积极性是否会被打击？这是我第一次与学生见面，不惩罚Z的不诚实，不保护W的无辜，班主任的威信是否会受到挑战？我甚至有点责备眼前这个不明事理的沉默孩子，搅扰了这个集体初次相聚的安宁。然而，又一瞬间，我似乎在他的眼角眉梢间看出了一种孤独、一种尴尬、一种恐慌、一种无助。“其他孩子的积极性”“班主任的威信”等一连串的担忧一下子都烟消云散。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不具备任何能量的可怜孩子，他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而又缺失了帮助。
我走回讲台上，清点了已经收上来的回执，安排了值日，引导学生们给自愿为班集体服务的几位同学以热烈的掌声，算是给上午的迎新活动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在教室组织学生离校的间隙，两个女孩儿找到了我，告诉我Z在小学阶段做过的种种在她们看来更为可怕的行为。她们用稚嫩的语言宽慰我，让我觉得既暖心又担忧。班主任集会的时间到了，我没有更多的机会与他进一步交流。然而我也清楚，再给我一整天时间，我也未必能改变Z的思想和行为。
Z的初次敏感发作令我彻夜难眠，这是班主任们最担心遇到的学生。我试图寻找到一种矫正Z不良行为的可能性。然而，对Z的了解太单薄，做任何假设都是徒劳。但理论毕竟是强大的法宝，我能确定的是Z的暴躁易怒完全符合系统脱敏法的治疗对象特征。因此，我在心底悄悄设计好了系统脱敏法的各项步骤，包括渐进式接触脱敏和泛化性逆向脱敏两个步骤。对于Z而言，不论班主任还是同班的学生，都是存在于他孤独敏感世界外的生命个体，只有通过渐进式接触，逐渐打开他的心门，尝试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谈如何帮助他进行系统脱敏。由于年幼的学生基于过往糟糕的交流体验，无一乐意与他接触，因此，我确定了由我来实施第一阶段脱敏，进而影响和号召全班与我共同实施第二阶段脱敏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开展系统脱敏的进程。
在为期一周的入学教育当中，Z给班里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集会或班级讲座时间完全不能自控地随意讲话、在操场的草坪上随意吐痰、午餐时间用班里的公共汤勺喝汤……这一件又一件事，使他渐渐地在班里树立了自己“另类”的形象。Z成了班里最孤独的存在：体育课上分组练习时被大家忽视在角落、科学课上小组实践他也主动疏离伙伴。
我主动做他唯一的“大朋友”。大概连续20多天的午饭后，当孩子们纷纷跑到校园里去快活地玩耍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班里，慢慢地吃着午餐时剩下的水果。我会坐在讲桌前，听着他跟我讲述他小学时期的一些遭遇：最讨厌的同学、被欺负的事儿，当然也有他所感兴趣的科学话题。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每每谈及往事，他都会面红耳赤，显得暴躁不安。我开始在最初的这一个月里全面地思索这个孩子的个性，以便尽快确定处理相关问题的办法。在这期间，我没有发过火，不论他有任何不良表现。
长时间的倾听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有着被忽略被遗忘的过往，交过一些品行顽劣的朋友，也多次被他们伤害过。他对于这些经历的恐惧已经开始向无畏转化，或者说他对于周围同学的冷漠和另类的眼光已经无所谓。这样的麻木使他很难意识到自己与周围人的紧密关联，使他内心希望遵守的许多规则在他采取行动的时候都显得疲软无力。或者说，当他用剪刀对准自己的同学时，由于对相似事件的联想使他过分恐惧，外部世界仿佛离自己十分遥远，他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
对于Z来说，外部世界的干扰者、怀疑者甚至攻击者就是他在遭遇任何事件时的假想敌。高度的紧张会让他陷入“自我保卫”以及“与外界对抗”的场域中难以自拔，让自己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使突发事件越来越难以处理。每当这时，从外界的角度给予他信任、包容甚至帮扶，营造一种较为轻松的氛围，最终摆脱恐惧，即泛化性逆向脱敏，就是帮助他进行系统脱敏的最佳方法。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觉得找到了帮助Z的有效契机。
至此，我已经顺利推进了第一环节的脱敏治疗，即渐进式接触脱敏，初步取得了Z的信任。我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泛化性逆向脱敏。 时值班级树立并推行“诚信担当”的班规，也强调学校关于学生使用手机的相关规定，并由家长和学生共同签订在校拒绝使用手机的承诺书。Z的手机铃声在某日上午课上响了，当学生们寻着声音向Z投去各类目光时，我意识到，脱敏治疗的机会来了。“是谁的手机响了？”我面向全班发问。没有人回答。“犯错误并不可怕，知错能改同样应受到尊重。如果隐瞒自己犯错的事实就是错上加错，主动承认错误就有被原谅的权利。”我补充道。
看着满面通红但依旧端坐在那里的Z，我的内心十分纠结：要不要再追查下去？“不，不要。”我在内心对自己说，并且很坚定。看着时钟，快到午饭的时间了，我又和学生们做了新的约定：“我给大家一个中午的时间思考，如果响铃手机的主人在下午课前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他就遵守了我们‘诚信担当’的班规，我们为他鼓掌三次，大家同意吗？”
“同意！”伴随着上午最后一次铃声，我们达成了一致。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漫长中午。当然，对Z也一样。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和往常那样，坐在讲桌前陪着孩子们吃午饭。Z偶尔会抬头注视着我，我也会笑着回应他。说实话，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成功，让这孩子在掌声的召引下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
下午课铃声打响前，教室里很安静，正当我满怀期望的心弦即将断裂的时候，Z突然举起手来，他说了一段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老师，我承认那个响铃的手机是我的，我关机了，是闹钟，我害怕你不原谅我，我愿意道歉。”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准备交给我。
“Z同学勇敢地承认了错误，也表示愿意道歉，你们愿意原谅他吗？”我没有接他的手机，而是向大家发问。
“愿意！”這一次，我看到了42双真诚的眼睛。
接着，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直到与上课的铃声融为一体。我知道，我遇到了一群内心有爱的学生，他们跟我一起，陪着Z走了一段艰难的内心旅程。
从那以后，在每一件事情中，我都会引导孩子们把Z当作身边的一个普通同学，而不是所谓的“问题学生”或“另类”。我会让他们看到，Z身上有诸多可以被挖掘的也值得他们学习的闪光点，比如他有克服恐惧的勇气。当然，像所有孩子一样，他也有他的调皮和不守规矩，但这样的调皮不应当被放大和强化，而是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公平公正地对待。至此，泛化性逆向脱敏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11月中旬，我收到了来自地理老师对他的表扬信，而Z也再一次收到了来自全班同学的掌声。
说实话，看到不在我目光范围内的Z有如此优秀的表现，我很惊喜。
很多时候，我在思考：我们的孩子究竟是怎样的孩子，作为老师的我们真的了解吗？有人说每个被嘲笑、被排挤的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我相信这是真的。不要说孩子，任何人都有脆弱和敏感的一面，任何人也都需要被肯定和被关心。系统脱敏法在实际德育工作中的应用不仅惠及敏感紧张的学生个体，而更能够创造良好的班级氛围，使绝大多数学生感受到成长的舒适与快乐。作为孩子的“大朋友”，如果我们能真正走进孩子的世界，和他们站在一起，在爱的感召下，去感受，去思考，去发现他们的天真和美好，那么或许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所收获的将是培养孩子更恰当的方法，以及孩子们更坚定的信任和更健康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沃尔帕在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创立了系统脱敏法，它的治疗原理是对抗条件反射，主要应用对象是精神极度焦虑和紧张的生命个体。恐怖症是由于外界刺激而引起的情绪紧张，这种刺激与紧张情绪形成条件反射，因而患者一想到刺激情境就会产生焦虑。所以，沃尔帕认为去除焦虑的积极方法就是解除恐怖对象，消除焦虑，即当引起焦虑的刺激存在时，造成一个与焦虑不相符的反应，则能引起焦虑的部分或者全部抑制，从而削弱刺激与焦虑之间的联系。
在初中班主任工作中，班主任经常接触一些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又遭受过各种窘况的学生。他们在难以摆脱过去紧张、焦虑心理习惯的同时，又面临着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孤独自闭的学习生活环境，这往往让他们在遇到困境时集中爆发不良情绪且难以自控。系統脱敏法在此类事件中的有效应用，正是教育理论指导实践的明证。
学生Z是北京市海淀区优质生源基地选送的小升初毕业生。据入学调查得知，因幼年体弱多病，Z备受家人爱护，积累了许多弊病，例如，执行力差、喜欢推卸责任、焦躁易怒、孤僻排他等。相比于其他隐藏问题的学生而言，Z问题的暴露毫不避讳，汹涌澎湃。
小升初迎新的上午活动接近尾声，最后一个环节是收学生们的《假期安全责任书》回执。毫无征兆，Z手里的剪刀对准了收回执的W，剪刀开口的一端指向W。确定W尚未受伤后，我简单安抚了他，便开始对事情进行调查，然而整个过程并不顺利，起初Z一味地抵赖，拒绝承认自己拿剪刀对准过W，后又在我的多番盘问和周围学生的举证下默不作声。
我把目光聚焦在Z的眼睛上，希望能透过瞳孔看出他真实的想法。然而等待我的不是Z的情况说明，更谈不上我所期待的为他的不当行为道歉等一系列行为。只有寂静，无声的对抗。那么多双小眼睛都在盯着我，他们在等待这个小型“伤人未遂”事件的处理结果。一瞬间，我内心思忖的是：像W一样的学生，自愿为班级做事的积极性是否会被打击？这是我第一次与学生见面，不惩罚Z的不诚实，不保护W的无辜，班主任的威信是否会受到挑战？我甚至有点责备眼前这个不明事理的沉默孩子，搅扰了这个集体初次相聚的安宁。然而，又一瞬间，我似乎在他的眼角眉梢间看出了一种孤独、一种尴尬、一种恐慌、一种无助。“其他孩子的积极性”“班主任的威信”等一连串的担忧一下子都烟消云散。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不具备任何能量的可怜孩子，他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而又缺失了帮助。
我走回讲台上，清点了已经收上来的回执，安排了值日，引导学生们给自愿为班集体服务的几位同学以热烈的掌声，算是给上午的迎新活动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在教室组织学生离校的间隙，两个女孩儿找到了我，告诉我Z在小学阶段做过的种种在她们看来更为可怕的行为。她们用稚嫩的语言宽慰我，让我觉得既暖心又担忧。班主任集会的时间到了，我没有更多的机会与他进一步交流。然而我也清楚，再给我一整天时间，我也未必能改变Z的思想和行为。
Z的初次敏感发作令我彻夜难眠，这是班主任们最担心遇到的学生。我试图寻找到一种矫正Z不良行为的可能性。然而，对Z的了解太单薄，做任何假设都是徒劳。但理论毕竟是强大的法宝，我能确定的是Z的暴躁易怒完全符合系统脱敏法的治疗对象特征。因此，我在心底悄悄设计好了系统脱敏法的各项步骤，包括渐进式接触脱敏和泛化性逆向脱敏两个步骤。对于Z而言，不论班主任还是同班的学生，都是存在于他孤独敏感世界外的生命个体，只有通过渐进式接触，逐渐打开他的心门，尝试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谈如何帮助他进行系统脱敏。由于年幼的学生基于过往糟糕的交流体验，无一乐意与他接触，因此，我确定了由我来实施第一阶段脱敏，进而影响和号召全班与我共同实施第二阶段脱敏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开展系统脱敏的进程。
在为期一周的入学教育当中，Z给班里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集会或班级讲座时间完全不能自控地随意讲话、在操场的草坪上随意吐痰、午餐时间用班里的公共汤勺喝汤……这一件又一件事，使他渐渐地在班里树立了自己“另类”的形象。Z成了班里最孤独的存在：体育课上分组练习时被大家忽视在角落、科学课上小组实践他也主动疏离伙伴。
我主动做他唯一的“大朋友”。大概连续20多天的午饭后，当孩子们纷纷跑到校园里去快活地玩耍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班里，慢慢地吃着午餐时剩下的水果。我会坐在讲桌前，听着他跟我讲述他小学时期的一些遭遇：最讨厌的同学、被欺负的事儿，当然也有他所感兴趣的科学话题。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每每谈及往事，他都会面红耳赤，显得暴躁不安。我开始在最初的这一个月里全面地思索这个孩子的个性，以便尽快确定处理相关问题的办法。在这期间，我没有发过火，不论他有任何不良表现。
长时间的倾听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有着被忽略被遗忘的过往，交过一些品行顽劣的朋友，也多次被他们伤害过。他对于这些经历的恐惧已经开始向无畏转化，或者说他对于周围同学的冷漠和另类的眼光已经无所谓。这样的麻木使他很难意识到自己与周围人的紧密关联，使他内心希望遵守的许多规则在他采取行动的时候都显得疲软无力。或者说，当他用剪刀对准自己的同学时，由于对相似事件的联想使他过分恐惧，外部世界仿佛离自己十分遥远，他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
对于Z来说，外部世界的干扰者、怀疑者甚至攻击者就是他在遭遇任何事件时的假想敌。高度的紧张会让他陷入“自我保卫”以及“与外界对抗”的场域中难以自拔，让自己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使突发事件越来越难以处理。每当这时，从外界的角度给予他信任、包容甚至帮扶，营造一种较为轻松的氛围，最终摆脱恐惧，即泛化性逆向脱敏，就是帮助他进行系统脱敏的最佳方法。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觉得找到了帮助Z的有效契机。
至此，我已经顺利推进了第一环节的脱敏治疗，即渐进式接触脱敏，初步取得了Z的信任。我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泛化性逆向脱敏。 时值班级树立并推行“诚信担当”的班规，也强调学校关于学生使用手机的相关规定，并由家长和学生共同签订在校拒绝使用手机的承诺书。Z的手机铃声在某日上午课上响了，当学生们寻着声音向Z投去各类目光时，我意识到，脱敏治疗的机会来了。“是谁的手机响了？”我面向全班发问。没有人回答。“犯错误并不可怕，知错能改同样应受到尊重。如果隐瞒自己犯错的事实就是错上加错，主动承认错误就有被原谅的权利。”我补充道。
看着满面通红但依旧端坐在那里的Z，我的内心十分纠结：要不要再追查下去？“不，不要。”我在内心对自己说，并且很坚定。看着时钟，快到午饭的时间了，我又和学生们做了新的约定：“我给大家一个中午的时间思考，如果响铃手机的主人在下午课前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他就遵守了我们‘诚信担当’的班规，我们为他鼓掌三次，大家同意吗？”
“同意！”伴随着上午最后一次铃声，我们达成了一致。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漫长中午。当然，对Z也一样。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和往常那样，坐在讲桌前陪着孩子们吃午饭。Z偶尔会抬头注视着我，我也会笑着回应他。说实话，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成功，让这孩子在掌声的召引下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
下午课铃声打响前，教室里很安静，正当我满怀期望的心弦即将断裂的时候，Z突然举起手来，他说了一段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老师，我承认那个响铃的手机是我的，我关机了，是闹钟，我害怕你不原谅我，我愿意道歉。”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准备交给我。
“Z同学勇敢地承认了错误，也表示愿意道歉，你们愿意原谅他吗？”我没有接他的手机，而是向大家发问。
“愿意！”這一次，我看到了42双真诚的眼睛。
接着，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直到与上课的铃声融为一体。我知道，我遇到了一群内心有爱的学生，他们跟我一起，陪着Z走了一段艰难的内心旅程。
从那以后，在每一件事情中，我都会引导孩子们把Z当作身边的一个普通同学，而不是所谓的“问题学生”或“另类”。我会让他们看到，Z身上有诸多可以被挖掘的也值得他们学习的闪光点，比如他有克服恐惧的勇气。当然，像所有孩子一样，他也有他的调皮和不守规矩，但这样的调皮不应当被放大和强化，而是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公平公正地对待。至此，泛化性逆向脱敏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11月中旬，我收到了来自地理老师对他的表扬信，而Z也再一次收到了来自全班同学的掌声。
说实话，看到不在我目光范围内的Z有如此优秀的表现，我很惊喜。
很多时候，我在思考：我们的孩子究竟是怎样的孩子，作为老师的我们真的了解吗？有人说每个被嘲笑、被排挤的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我相信这是真的。不要说孩子，任何人都有脆弱和敏感的一面，任何人也都需要被肯定和被关心。系统脱敏法在实际德育工作中的应用不仅惠及敏感紧张的学生个体，而更能够创造良好的班级氛围，使绝大多数学生感受到成长的舒适与快乐。作为孩子的“大朋友”，如果我们能真正走进孩子的世界，和他们站在一起，在爱的感召下，去感受，去思考，去发现他们的天真和美好，那么或许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所收获的将是培养孩子更恰当的方法，以及孩子们更坚定的信任和更健康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