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十月底，因为讲座，上了电台。电台的主持人，约我谈《论语随喜》；录音前，闲聊片晌；她感慨着说，读了此书，才惊觉自己阅读能力之退化。按理说，依她原有之程度，本该驾轻就熟、读来轻松才是；孰料，这些年来，因长期之网络浏览，浅阅读已成习惯，于是，心思浮动、一身躁气，读了《论语随喜》，竟顿感艰辛、多有障碍。无奈之下，她只好把心一横，暂时不再碰触网路文章。且喜，根基犹在，这晌，恢复得快；一星期后，再读《论语随喜》，她说“好看吔！”
　　我呵呵笑道，本来就好看！《论语随喜》之好看，不仅是观点，也不仅是说理，甚至也不仅仅是书里头的生命态度，其实，还在那文字本身。她听罢，颔首称是，言道，《论语随喜》的文字特殊，虽颇具文言之风，乍看难读，但细细一看，却又通畅易读、节奏鲜明；尤其念出声来，那样的简洁精练，特别有种韵律感。
　　是呀！自从白话文运动之后，大家将中文该有的韵律感都渐渐遗忘了。中文之音调，原本丰富（现在四声，古代甚至是七声），因此，抑扬顿挫之际，跌宕起伏之间，一向具有强烈的音乐感。古人为文，即使不写韵文、不写诗词歌赋，就算所谓的散文，也依然琅琅成诵；好的中文，就像戏曲的词句，不仅唱词，连念白，也都讲究个音声叶韵；这样地“无声不歌”，才是中国文章的本色。
　　中国文章，正因如此“无声不歌”，才熏陶了一代代的读书之人。读书人性情之平正，本源于“乐”教；这“乐”教，不仅在于琴棋书画，也在这“无声不歌”的文章吟哦。正因“无声不歌”，所以，中国的文章，一向又称“礼乐文章”。所谓“礼乐文章”，并非文章直书礼乐；而是文章之自身，就可以是礼乐。文章若直书礼乐，难免会成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也多半演成理学家那般竟日言道却又酸腐难闻。事实上，文章就是礼乐；换言之，文即是道。
　　中国文明是“一即一切”，所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中国文明也是“部分即全体”，所以，水墨有长卷，看戏有折子；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无始无终、圆满自足；因此，禅宗说，“当下即是”。于是乎，文章虽说小道，却因具体而微、可具现礼乐文明，故也可以是“经国之大业”。然而，到了宋、明，理学家好言道德、高谈心性，却鄙视文章之士（朱熹对苏轼就多有不屑），遂轻忽了文章后头的礼乐风景，更尤其失去了那个“乐”字。没这个“乐”字，读书人就不免日益僵硬、日趋陈腐，多半不可爱了。
　　中国的文章，宋儒是一劫；而后，白话文运动走入极端，过度贬抑文言，脱离了中国文章的本色，亦不妥（当然，网络发达之后，更有一劫）。中国的文章，虽和语言多有干涉，但终究，那仍是个有别于语言、更细致也更丰富的独立而稳定的传统。因独立而稳定，故中国文明虽多有忧患，却总能历劫常新，独独在世界史上绵延不断，又独独能有大一统的人世风景；又因细致而丰富，故读书之人可受其熏陶，可日渐涵泳于文章，可培养出平正而明亮之性情。这样的文章传统，外有助于王天下，内有益于修身；内圣外王之间，骎骎然入道矣。因此，文即是道；换言之，文章就是修行。
　　这样的文章修行，自“我手写我口”之后，从此圮颓。白话文运动强调“我手写我口”，面对文字，只视之为工具，只从属于语言，不再虔敬，也不复留心于修辞。现代的文章中，即使所谓“名家”，其作品，用字遣词多粗糙，行文也常拖沓而杂芜，至于文字之音节铿然，更已成广陵之绝响。于是，中国文章那细致而丰富、独立而稳定的传统，遂斲毁殆尽；如此斲毁殆尽，若换成陈丹青更激烈的说法，即是，“文脉已断”。文脉既断，首当其冲者，就是读书人自身。读书人整天念书、竟日为文，当文章不再和悦清亮，也不再音声琅琅，反倒支离蔓衍、一片急躁，甚至充斥阴郁之气时，所谓读书，就不再是涵泳，也不再是熏陶，更不会是所谓“乐”教了。
　　这些年来，读书人性情丕变；或躁或郁，总心不得安。個中原因，虽说千头万绪、林林总总，但根柢说来，这“乐”教之沦丧，仍是关键。“乐”教之中，最直接、也最平常的，不正是我们天天阅读的文字吗？白话文运动，至今已近百年；所谓白话“文”，毕竟不能只是白话，终该有“文”呀！有了“文”，所谓“文章”，才能名副其实；有了“文”，所谓“文人”，才能在精神上有所着落；有了“文”，所谓中国“文明”，才可能“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呀！
　　事实上，我们不必抹煞白话文，也毋庸彻底回归文言文。但不管如何，文言文那深厚的传统，仍可供白话“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文言丰沛的养分，白话既可成其“文”，更可成其大；不只通于市井，更该行于庙堂；不只用于一时，也更该流传于千古。白话与文言，从来就不该相互贬抑，反而应该如戏曲与旧小说一般地有机绾合、彼此相融，进而打成一片。如此绾合、如此相融、如此打成一片，就可让白话文再获生气，重归中国的文章传统。这么一来，一篇篇精练简洁、音声琅琅的白话“文”，就不仅仅让读者眼亮气清、精神一好，更将召唤中国读书人平正和悦的好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