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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或许是最著名的当代以色列作家。他擅长把那些幽微的生活碎片和心理图景与宏大的背景相互缠绕,让人们得以洞彻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精神史。
奥兹又来了,带着他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希伯来语作家、多项国际文学奖获得者,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第二次来到了中国。第一次是在9年前。
还是社科院外文所11层这间会议室,还是坐在同样的位置,奥兹九年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自己忠实的中国粉丝,他们是一串耀眼的名字:阎连科、莫言、陈众议、徐坤、张悦然……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出版过《我的米海尔》《何去何从》《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
奥兹上次来到中国是2007年,那一年,他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面世。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世界上公认的奥兹最优秀的作品。2002年,奥兹以希伯来语写就。
这是一部富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奥兹用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了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融入了耶路撒冷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宏大图景。家族史和民族史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一个犹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都在一部小说中得到了丰富而深刻的展现。
这部长达近600页的、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也是作家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出版这部小说这年,奥兹63岁,已经是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与伤痛——“那些爱与黑暗的故事。”
奥兹12岁时,郁郁寡欢的母亲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这严重打击了少年奥兹的心灵,也影响了他此后全部的人生和创作。
20世纪初期,欧洲反犹主义愈演愈烈,阿摩司的父母和大批人一起从欧洲迁回故土。拥有硕士学位的父亲只能当一名图书管理员,而出生于波兰富裕家庭的母亲,热爱艺术,活泼开朗,但却只能在沙漠里当一名家庭主妇。
奥兹终于用一部小说对母亲的自杀进行了多层面的、更广阔意义上的深刻探讨。
奥兹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我母亲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而在之前几十年里,奥兹在心灵深处一直无法原谅父母。“不肯原谅她弃我而去,也不能原谅父亲任她离开我们。”
在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时,奥兹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整个世界吵吵嚷嚷,都在探讨如何实现中东和平的进程,奥兹花漫长的时间坐在书桌前,“在写作中寻找与父母之间的和平。”
奥兹说,写着写着,他对父母的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好奇、理解,以及幽默和耐心。
“我写这本书就好像我已经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我写这本书去邀请这些死去的故人回到我的家中。我想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因为他们从未谋面。”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面世就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2004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翻译的英文译本出版,这部作品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第二年,奥兹获得歌德文化奖。2007年,奥兹入围“国际布克奖”,荣获“阿斯图里斯亲王奖”。这部小说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
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美国演员、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娜塔莉·波特曼买下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版权,去年将它拍成电影,成为娜塔莉·波特曼导演处女作。
电影开拍之前,娜塔莉·波特曼登门拜访作者,奥兹已经是一名年近75岁的老人,风趣、幽默而睿智,拥有一颗能宽容一切的心。他鼓励面前这位漂亮、才华横溢的导演大胆改编自己的小说。奥兹用音乐向娜塔莉·波特曼打比方,电影和写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
他将自己比喻为拉小提琴的,娜塔莉·波特曼是弹钢琴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演奏吧。”奥兹说。
今年4月,娜塔莉·波特曼带着她的电影版《爱与黑暗的故事》出现在北京电影节上。影片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战乱岁月中一个犹太家庭起落沉浮的故事。
导演交流会上,娜塔莉·波特曼告诉记者,她最后“不得不删掉大量非常喜欢的细节”。有趣的是,在阿摩司·奥兹看来,他写作的全部秘密,恰好就在于如何“删除”。
来到社科院外文所参加首发式前一天,奥兹应邀去了人民大学。在文学院2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奥兹向几位青年作家分享了自己写作的秘密。
在以色列的大学里,奥兹教授的正是创意写作课程。每年开学季,奥兹都要首先告诉学生们,“很抱歉,我没办法告诉你们如何去写作,只能告诉你们如何在写作中作一些删除。”
奥兹认为,写作像从高山上搬一块巨石,然后用锤子等工具去打磨、一遍遍雕琢,去掉不必要的杂质,“剩下的就是要的艺术。”
为了打磨一块一块文学的巨石,阿摩司·奥兹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计划,每天很早就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这个习惯几十年没有变过。
写作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与激情无关,更不用去等待缪斯的光临,那是没谱的事。更像是一种强迫症,强迫自己必须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天的写作。 有时候写得顺利,也许一上午就完成了三大段写作,奥兹对自己很满意。有时候只能勉强写一段,或者空手而归。这时候感觉就很不妙了。但永远都有最糟糕的时候,一个上午下来什么都没写,“还把昨天写的也给删掉了。”
很长一段时间,奥兹在一家农场写作。每到中午会去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如果这一天什么都没写出来,心态会变得很可怕。奥兹发现自己左手边坐着吃饭的这个人,“早上已经挤过牛奶了”,而右手边坐着的人,“应该已经犁完了40亩地。”
刚刚写出几个句子的奥兹有深深的挫败感,“我有什么资格吃这顿饭呢?”
但奥兹很快找到了安慰自己的办法。他将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开商店的店主,无论有没有顾客,店是每天都要开的。顾客没来的话,第二天接着开张,“你做的工作就相当于等待顾客的来临。”
进入写作的过程后,奥兹又将自己变身攀登者。每部作品都是一面陡峭的山崖,你必须全神贯注,不能往上看,也不能往下看,当然,更不要试图看你即将攀登的下一座山。唯一要做的是紧紧盯着眼前,手指紧紧扣住的地方。
“正如专注于你的角色今晚上会穿什么衣服,他到底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奥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希伯来文版在2009年问世,至今为止已被翻译成14种文字。
这是一个关于梦和失去、搜寻和藏匿的故事。
《乡村生活图景》源于奥兹多年前的一个梦境。梦中,奥兹正走过以色列一个古老而空旷的犹太村庄。他记得,自己一直在梦中寻找某个人。找着找着,他自己却突然成了被搜寻的人。奥兹既紧张又害怕,在梦中到处躲藏。
但当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奥兹对这个梦只能记起大概,他完全忘了要寻找的人到底是谁,他拼命躲避逃离的敌人又是谁。这很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经验。常常会突然觉得自己忘了什么东西,回去寻找时,又忘了自己到底忘了什么。
这就是文学能捕捉的幽微之处。受这个梦的启发,奥兹开始写作一个短篇小说集,名为《乡村生活的图景》,描述的就是一个古老的以色列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小说集共有8个短篇小说,其中前7个故事之间具有一定连贯性,人物在不同故事中重复出现,也可以当成一部长篇小说去阅读。
在这些各自无关、但又微妙关联的故事里,每个村民都在追寻,但最终都一无所获。
就像我们的人生,生活永远在进行中,永远没有结局,直到停止呼吸那一天。全然不同于好莱坞大片和童话故事,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正义与邪恶,也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一场接一场生活的碎片。
小说集出版后,有评论家认定,奥兹用一种优美简约、富有诗意的语言,寥寥数语、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生活中的种种阴暗面,“颇具优秀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创作之风。”
奥兹另一些被中国读者熟知的小说包括《我的米海尔》,此外还有《何去何从》。
写作《我的米海尔》的时候,奥兹24岁。《我的米海尔》描写汉娜对婚姻与家庭从向往到失落的过程。在奥兹笔下,这个普通的女人陷入爱情、婚姻、日益庸常的家庭生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沉沦与觉醒。
结合以色列挣扎独立的历史,这本小说具有典型奥兹式的、立足日常琐碎生活但又超越日常的社会历史关照。
这本小说是以女性角色汉娜的视角进行写作的。
奥兹清晰地记得是一个早上开始动笔的,照例是七点钟,奥兹拿出纸来写下第一句话。他突然意识到是以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写作,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奥兹原本的设想当然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米海尔和汉娜这对男女主角的故事。
男作者奥兹和女主角汉娜,在奥兹的脑子里,漫长的拉锯战开始了。
“停止停止,你说的太多了,太情绪化了,太过激了。我不能仅仅为了你而写这本书。”作者奥兹说。
“闭嘴!你只管写你的!”角色汉娜回敬道。
“对不起!女士!我不是为你工作的!你在为我工作!我才是作者!”奥兹争辩道。
“但你在用我的口气写书,我才是女人。你并不了解女人……”汉娜继续为自己辩护。
写作过程中,矛盾和冲突时时存在。互不理解、为了对小说文本的控制权,两种身份在奥兹大脑里纷争不休。
颇为有趣的是,《我的米海尔》出版后,奥兹被读者公认为世界上最懂女人的男作家之一。
正是从这部小说之后,奥兹开启了漫长的学习和了解女性的生涯。
奥兹还记得,他36岁那年,94岁的祖父邀请他去房间聊天,话题是谈一谈女性。奥兹这时候已经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父亲了,但在祖父眼中,这个年纪才“终于成熟到了可以好好谈谈女性的年纪”。祖父告诉奥兹,要想取悦女性,最重要的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对方。
祖父90多岁时,但仍然被65岁的“小萝莉”热爱着,奥兹对此充满敬佩。
现在,在各种场合,奥兹乐于与大家分享祖父和自己取悦女性的经验:倾听和理解。
理解女性,相当于找到了理解家庭这个社会单位微妙而关键的入口。
以此为基础,奥兹的小说大部分是以家庭为主题。奥兹幽默地将家庭称为“宇宙中最神奇的元素”,因为这里往往包含着冲突、悖论和矛盾。
通过讲述爱、婚姻和情感,奥兹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探讨以色列内部文化冲突、犹太人的身份焦虑等一系列问题。以家庭为切入点,他的作品反映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与现状,这一切又是如何最终影响了家庭与人物的命运。在奥兹的作品中,个体的挣扎与找寻,往往又与一个民族的挣扎缠绕交织在一起,最终呈现出复杂厚重的生命关照。
中国作家阎连科认为,“奥兹先生用那支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灵和情感的笔,以其琐碎、质朴的诗意和中东音乐般的韵味,向我们一次次、一个个地展现、描摹了以色列那块灾难深重却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除了作家身份,奥兹还是一名屡屡公开发言的政治评论家。停止争执、寻求和平,奥兹毕生为之呼吁奔波。
总有人问起作家奥兹如何看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我需要不停说上三天三夜。”奥兹会这样回答,“但让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接着,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对方,两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是双方能彼此理解,就像一个人努力去理解另一个人,像男人努力去理解女人。
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一个很小的房子分成两个很好的隔间,和平地住在一起。“可能彼此之间不会相爱,但至少能和平地居住下去。”
如同奥兹所有小说的主题一样,他反复强调爱与和平,这为奥兹在世界上赢得广泛尊重。但在当地,即便是在以色列,奥兹并非总是受到欢迎。甚至在家族内部,也有人对以他的言论极为不屑。
在社科院外文所,奥兹作了一场题为“在梦想与故事之间”的演讲。演讲从一个希伯来语开始:“撒冷”。在以色列,人们见面、再见都会互相说“撒冷”,它的本义是和平。而“耶路”的意思是城市,“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他仍然不忘传播他的和平理论。
在奥兹看来,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领略它们的经典文化作品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是最不吸引感官的。但奥兹对此又别有机智的理解,他认为,阅读一部小说本身就像是参加一场音乐会,作者为你提供了一个大大的音乐厅,全世界各地的读者作为演奏者被邀请加入这场音乐会。
比如,当你读到“落日”,脑子里迅速浮现的一定是记忆中已有的落日景象。
每当去一个国家旅行、参观,领略了当地风情后又匆匆归去,这最多相当于进入了对方的客厅,而阅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经典文学,却相当于大摇大摆地走进对方的卧室。文学将最隐秘幽微的地方呈上来,供你细细品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奥兹又来了,带着他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希伯来语作家、多项国际文学奖获得者,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第二次来到了中国。第一次是在9年前。
还是社科院外文所11层这间会议室,还是坐在同样的位置,奥兹九年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自己忠实的中国粉丝,他们是一串耀眼的名字:阎连科、莫言、陈众议、徐坤、张悦然……
那些爱与黑暗的故事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出版过《我的米海尔》《何去何从》《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
奥兹上次来到中国是2007年,那一年,他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面世。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世界上公认的奥兹最优秀的作品。2002年,奥兹以希伯来语写就。
这是一部富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奥兹用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了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融入了耶路撒冷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宏大图景。家族史和民族史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一个犹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都在一部小说中得到了丰富而深刻的展现。
这部长达近600页的、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也是作家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出版这部小说这年,奥兹63岁,已经是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与伤痛——“那些爱与黑暗的故事。”
奥兹12岁时,郁郁寡欢的母亲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这严重打击了少年奥兹的心灵,也影响了他此后全部的人生和创作。
20世纪初期,欧洲反犹主义愈演愈烈,阿摩司的父母和大批人一起从欧洲迁回故土。拥有硕士学位的父亲只能当一名图书管理员,而出生于波兰富裕家庭的母亲,热爱艺术,活泼开朗,但却只能在沙漠里当一名家庭主妇。
奥兹终于用一部小说对母亲的自杀进行了多层面的、更广阔意义上的深刻探讨。
奥兹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我母亲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而在之前几十年里,奥兹在心灵深处一直无法原谅父母。“不肯原谅她弃我而去,也不能原谅父亲任她离开我们。”
在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时,奥兹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整个世界吵吵嚷嚷,都在探讨如何实现中东和平的进程,奥兹花漫长的时间坐在书桌前,“在写作中寻找与父母之间的和平。”
奥兹说,写着写着,他对父母的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好奇、理解,以及幽默和耐心。
“我写这本书就好像我已经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我写这本书去邀请这些死去的故人回到我的家中。我想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因为他们从未谋面。”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面世就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2004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翻译的英文译本出版,这部作品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第二年,奥兹获得歌德文化奖。2007年,奥兹入围“国际布克奖”,荣获“阿斯图里斯亲王奖”。这部小说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
写作是一种删除
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美国演员、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娜塔莉·波特曼买下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版权,去年将它拍成电影,成为娜塔莉·波特曼导演处女作。
电影开拍之前,娜塔莉·波特曼登门拜访作者,奥兹已经是一名年近75岁的老人,风趣、幽默而睿智,拥有一颗能宽容一切的心。他鼓励面前这位漂亮、才华横溢的导演大胆改编自己的小说。奥兹用音乐向娜塔莉·波特曼打比方,电影和写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
他将自己比喻为拉小提琴的,娜塔莉·波特曼是弹钢琴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演奏吧。”奥兹说。
今年4月,娜塔莉·波特曼带着她的电影版《爱与黑暗的故事》出现在北京电影节上。影片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战乱岁月中一个犹太家庭起落沉浮的故事。
导演交流会上,娜塔莉·波特曼告诉记者,她最后“不得不删掉大量非常喜欢的细节”。有趣的是,在阿摩司·奥兹看来,他写作的全部秘密,恰好就在于如何“删除”。
来到社科院外文所参加首发式前一天,奥兹应邀去了人民大学。在文学院2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奥兹向几位青年作家分享了自己写作的秘密。
在以色列的大学里,奥兹教授的正是创意写作课程。每年开学季,奥兹都要首先告诉学生们,“很抱歉,我没办法告诉你们如何去写作,只能告诉你们如何在写作中作一些删除。”
奥兹认为,写作像从高山上搬一块巨石,然后用锤子等工具去打磨、一遍遍雕琢,去掉不必要的杂质,“剩下的就是要的艺术。”
为了打磨一块一块文学的巨石,阿摩司·奥兹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计划,每天很早就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这个习惯几十年没有变过。
写作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与激情无关,更不用去等待缪斯的光临,那是没谱的事。更像是一种强迫症,强迫自己必须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天的写作。 有时候写得顺利,也许一上午就完成了三大段写作,奥兹对自己很满意。有时候只能勉强写一段,或者空手而归。这时候感觉就很不妙了。但永远都有最糟糕的时候,一个上午下来什么都没写,“还把昨天写的也给删掉了。”
很长一段时间,奥兹在一家农场写作。每到中午会去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如果这一天什么都没写出来,心态会变得很可怕。奥兹发现自己左手边坐着吃饭的这个人,“早上已经挤过牛奶了”,而右手边坐着的人,“应该已经犁完了40亩地。”
刚刚写出几个句子的奥兹有深深的挫败感,“我有什么资格吃这顿饭呢?”
但奥兹很快找到了安慰自己的办法。他将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开商店的店主,无论有没有顾客,店是每天都要开的。顾客没来的话,第二天接着开张,“你做的工作就相当于等待顾客的来临。”
进入写作的过程后,奥兹又将自己变身攀登者。每部作品都是一面陡峭的山崖,你必须全神贯注,不能往上看,也不能往下看,当然,更不要试图看你即将攀登的下一座山。唯一要做的是紧紧盯着眼前,手指紧紧扣住的地方。
“正如专注于你的角色今晚上会穿什么衣服,他到底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倾听与理解
奥兹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希伯来文版在2009年问世,至今为止已被翻译成14种文字。
这是一个关于梦和失去、搜寻和藏匿的故事。
《乡村生活图景》源于奥兹多年前的一个梦境。梦中,奥兹正走过以色列一个古老而空旷的犹太村庄。他记得,自己一直在梦中寻找某个人。找着找着,他自己却突然成了被搜寻的人。奥兹既紧张又害怕,在梦中到处躲藏。
但当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奥兹对这个梦只能记起大概,他完全忘了要寻找的人到底是谁,他拼命躲避逃离的敌人又是谁。这很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经验。常常会突然觉得自己忘了什么东西,回去寻找时,又忘了自己到底忘了什么。
这就是文学能捕捉的幽微之处。受这个梦的启发,奥兹开始写作一个短篇小说集,名为《乡村生活的图景》,描述的就是一个古老的以色列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小说集共有8个短篇小说,其中前7个故事之间具有一定连贯性,人物在不同故事中重复出现,也可以当成一部长篇小说去阅读。
在这些各自无关、但又微妙关联的故事里,每个村民都在追寻,但最终都一无所获。
就像我们的人生,生活永远在进行中,永远没有结局,直到停止呼吸那一天。全然不同于好莱坞大片和童话故事,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正义与邪恶,也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一场接一场生活的碎片。
小说集出版后,有评论家认定,奥兹用一种优美简约、富有诗意的语言,寥寥数语、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生活中的种种阴暗面,“颇具优秀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创作之风。”
奥兹另一些被中国读者熟知的小说包括《我的米海尔》,此外还有《何去何从》。
写作《我的米海尔》的时候,奥兹24岁。《我的米海尔》描写汉娜对婚姻与家庭从向往到失落的过程。在奥兹笔下,这个普通的女人陷入爱情、婚姻、日益庸常的家庭生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沉沦与觉醒。
结合以色列挣扎独立的历史,这本小说具有典型奥兹式的、立足日常琐碎生活但又超越日常的社会历史关照。
这本小说是以女性角色汉娜的视角进行写作的。
奥兹清晰地记得是一个早上开始动笔的,照例是七点钟,奥兹拿出纸来写下第一句话。他突然意识到是以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写作,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奥兹原本的设想当然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米海尔和汉娜这对男女主角的故事。
男作者奥兹和女主角汉娜,在奥兹的脑子里,漫长的拉锯战开始了。
“停止停止,你说的太多了,太情绪化了,太过激了。我不能仅仅为了你而写这本书。”作者奥兹说。
“闭嘴!你只管写你的!”角色汉娜回敬道。
“对不起!女士!我不是为你工作的!你在为我工作!我才是作者!”奥兹争辩道。
“但你在用我的口气写书,我才是女人。你并不了解女人……”汉娜继续为自己辩护。
写作过程中,矛盾和冲突时时存在。互不理解、为了对小说文本的控制权,两种身份在奥兹大脑里纷争不休。
颇为有趣的是,《我的米海尔》出版后,奥兹被读者公认为世界上最懂女人的男作家之一。
正是从这部小说之后,奥兹开启了漫长的学习和了解女性的生涯。
奥兹还记得,他36岁那年,94岁的祖父邀请他去房间聊天,话题是谈一谈女性。奥兹这时候已经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父亲了,但在祖父眼中,这个年纪才“终于成熟到了可以好好谈谈女性的年纪”。祖父告诉奥兹,要想取悦女性,最重要的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对方。
祖父90多岁时,但仍然被65岁的“小萝莉”热爱着,奥兹对此充满敬佩。
现在,在各种场合,奥兹乐于与大家分享祖父和自己取悦女性的经验:倾听和理解。
文学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
理解女性,相当于找到了理解家庭这个社会单位微妙而关键的入口。
以此为基础,奥兹的小说大部分是以家庭为主题。奥兹幽默地将家庭称为“宇宙中最神奇的元素”,因为这里往往包含着冲突、悖论和矛盾。
通过讲述爱、婚姻和情感,奥兹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探讨以色列内部文化冲突、犹太人的身份焦虑等一系列问题。以家庭为切入点,他的作品反映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与现状,这一切又是如何最终影响了家庭与人物的命运。在奥兹的作品中,个体的挣扎与找寻,往往又与一个民族的挣扎缠绕交织在一起,最终呈现出复杂厚重的生命关照。
中国作家阎连科认为,“奥兹先生用那支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灵和情感的笔,以其琐碎、质朴的诗意和中东音乐般的韵味,向我们一次次、一个个地展现、描摹了以色列那块灾难深重却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除了作家身份,奥兹还是一名屡屡公开发言的政治评论家。停止争执、寻求和平,奥兹毕生为之呼吁奔波。
总有人问起作家奥兹如何看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我需要不停说上三天三夜。”奥兹会这样回答,“但让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接着,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对方,两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是双方能彼此理解,就像一个人努力去理解另一个人,像男人努力去理解女人。
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一个很小的房子分成两个很好的隔间,和平地住在一起。“可能彼此之间不会相爱,但至少能和平地居住下去。”
如同奥兹所有小说的主题一样,他反复强调爱与和平,这为奥兹在世界上赢得广泛尊重。但在当地,即便是在以色列,奥兹并非总是受到欢迎。甚至在家族内部,也有人对以他的言论极为不屑。
在社科院外文所,奥兹作了一场题为“在梦想与故事之间”的演讲。演讲从一个希伯来语开始:“撒冷”。在以色列,人们见面、再见都会互相说“撒冷”,它的本义是和平。而“耶路”的意思是城市,“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他仍然不忘传播他的和平理论。
在奥兹看来,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领略它们的经典文化作品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是最不吸引感官的。但奥兹对此又别有机智的理解,他认为,阅读一部小说本身就像是参加一场音乐会,作者为你提供了一个大大的音乐厅,全世界各地的读者作为演奏者被邀请加入这场音乐会。
比如,当你读到“落日”,脑子里迅速浮现的一定是记忆中已有的落日景象。
每当去一个国家旅行、参观,领略了当地风情后又匆匆归去,这最多相当于进入了对方的客厅,而阅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经典文学,却相当于大摇大摆地走进对方的卧室。文学将最隐秘幽微的地方呈上来,供你细细品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