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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先生把陈日亮老师的“文心”概括为三句话:“文从心出,心在文中,循文会心。”所谓“文从心出”,就是在语文教学中,不能将文作为语言知识或文学、文化知识的例证,而不触及文(语言文字、表达形式)中的心(思想、思维、情感);所谓“心在文中”,就是不能脱离文而抽出思想、理念而大谈之,这样的借题发挥,不仅脱离了课文之文,也脱离了作者的心;所谓“循文会心”,就是要紧紧抓住“课文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这个中心,引导学生领会文面之义入手,感悟文后之意。
在《孔雀东南飞》中对刘兄的形象刻画着墨不多,一是借刘兰芝之口侧面介绍其兄“性行暴如雷”,一是通过刘兄质问刘兰芝的个性化语言直接呈现其性情。寥寥数笔,刘兄形象跃然纸上,被诸多诗评家和语文老师认为是尖酸刻薄、自私冷酷、贪财慕势之人,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凶。可如果“循文会心”紧紧抓住课文中的相关语言对刘兄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他的内心思想进行再审视,不难发现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人情人性的,是从古自今绝大多数家长应有的正常反应。
孙绍振先生也说,中学语文教学的作品解读“在方法上,习惯于从表面到表面的滑行,在作品与现实的统一中团团转,缺乏提示矛盾进入分析层次的自觉,这从根本上背离了分析的初衷”。在《孔雀东南飞》这篇古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里,对于刘兄形象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刘兄真的如刘兰芝口中所说的“性行暴如雷”吗?刘兄所说的那几句话真的是封建家长特有的标签吗?
由课文前面的小序可知,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獨尊地位;儒家学说也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唯一准绳与依据。在刘家,依据“三从四德”中的“夫死从子”之律,刘兄自然是掌权的家长,那么他面对问题时思考的面理应是以整个家族为重。从刘兰芝在与婆婆作别时自叙“生小出野里”可以看出,刘家应地处农村,不是一个官宦人家。由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知刘家虽在农村,但有一定经济实力,且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那么刘兄也应是识文断字之人。
由焦母一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以及刘兰芝的主动遣归,盛装辞别婆婆和小姑等看出,刘兰芝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子,自尊独立,自我意识感强烈,这样的性格往往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的。在刘兰芝的口中,刘兄“性行暴如雷”,可在整个文段中,只是看出了刘兰芝的刚烈,并没有看出刘兄“暴如雷”的性行。《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刘兰芝被休回娘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对刘家来说都是极不体面的。如果刘兄“性行暴如雷”,尖酸刻薄,那么在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兄就应对刘兰芝有一番刁难,可刘兄没有;如果刘兄“性行暴如雷”,贪财慕势,那么在刘兰芝拒绝“县令遣媒来”时,刘兄就应对刘兰芝有一定斥责,可刘兄没有。刘兄是在“阿母谢媒人”时才发声的,而刘母之所以谢媒人也是因“女子先有誓”,故“老姥岂敢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母是非常尊重女儿的)。刘兄此时的发声,是在刘母对女儿刘兰芝的婚事无法左右的情况下,作为一家之主的正常发声。而且由刘兄的这一番质问可以看出,被休回娘家的刘兰芝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均没有与哥哥沟通,讲明自己的打算;反而是很负气又很硬气地答应嫁与太守第五郎。
是的,当听到刘兰芝拒绝了县令家三公子又回绝了太守家第五郎后,刘兄“怅然心中烦”,就去质问妹妹“作计何不量!”。刘兄暴跳如雷了吗?没有!他只是心中不痛快十分烦恼,他烦恼已被休回家的妹妹为什么还对焦仲卿存有幻想?他烦恼已被休回家的妹妹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姻缘而不嫁?他烦恼已被休回家的妹妹为什么在作决定时不多为自己想一想?这种烦恼不应只是封建家长特有的标签,这种烦恼应是从古自今绝大多数家长遭遇此种事情共有的烦恼,这种烦恼是符合兄长身份符合人情人性的烦恼。刘兰芝是当局者迷,“虽与府吏要”,但她没有看清只要焦母还在,焦仲卿就永远搞不定焦母(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孝敬者判重罪),焦母与她的矛盾就永远是个死结,那么她与焦仲卿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在一起;而刘兄是旁观者清,他清楚地知道,若妹妹苦等焦仲卿那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若妹妹嫁与太守第五郎或许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
如果因为刘兄质问刘兰芝“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而判定他是自私冷酷、贪财慕势之人,未免欠妥!你看县令家三公子,“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你看太守家第五郎,“娇逸未有婚”。他们都是官二代,还都又年轻又有才,妥妥的男神!又有哪个一家之主不愿自家女子嫁得如此郎君?怎么到刘兄这里就自私冷酷、贪财慕势了呢?如果刘兄嫌贫爱富棒打鸳鸯,如果太守家第五郎又老又丑,如果太守家第五郎品行不好,如果太守家第五郎缺胳膊少腿,如果太守家第五郎要娶的是妾,但凡有如果中的其中一条,说刘兄有点自私冷酷、有点贪财慕势还说得过去。
因此,作为一家之主的刘兄并没有逼迫刘兰芝,如果非要说刘兄有错,那他就错在只是站在兄长和旁观者的角度很理性地在思考问题,而没有站在刘兰芝的立场考虑,或者说他低估了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和性情的刚烈;还错在他无法跨越阶级局限而给刘兰芝一个最完美的出路。
在《孔雀东南飞》中对刘兄的形象刻画着墨不多,一是借刘兰芝之口侧面介绍其兄“性行暴如雷”,一是通过刘兄质问刘兰芝的个性化语言直接呈现其性情。寥寥数笔,刘兄形象跃然纸上,被诸多诗评家和语文老师认为是尖酸刻薄、自私冷酷、贪财慕势之人,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凶。可如果“循文会心”紧紧抓住课文中的相关语言对刘兄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他的内心思想进行再审视,不难发现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人情人性的,是从古自今绝大多数家长应有的正常反应。
孙绍振先生也说,中学语文教学的作品解读“在方法上,习惯于从表面到表面的滑行,在作品与现实的统一中团团转,缺乏提示矛盾进入分析层次的自觉,这从根本上背离了分析的初衷”。在《孔雀东南飞》这篇古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里,对于刘兄形象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刘兄真的如刘兰芝口中所说的“性行暴如雷”吗?刘兄所说的那几句话真的是封建家长特有的标签吗?
由课文前面的小序可知,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獨尊地位;儒家学说也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唯一准绳与依据。在刘家,依据“三从四德”中的“夫死从子”之律,刘兄自然是掌权的家长,那么他面对问题时思考的面理应是以整个家族为重。从刘兰芝在与婆婆作别时自叙“生小出野里”可以看出,刘家应地处农村,不是一个官宦人家。由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知刘家虽在农村,但有一定经济实力,且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那么刘兄也应是识文断字之人。
由焦母一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以及刘兰芝的主动遣归,盛装辞别婆婆和小姑等看出,刘兰芝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子,自尊独立,自我意识感强烈,这样的性格往往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的。在刘兰芝的口中,刘兄“性行暴如雷”,可在整个文段中,只是看出了刘兰芝的刚烈,并没有看出刘兄“暴如雷”的性行。《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刘兰芝被休回娘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对刘家来说都是极不体面的。如果刘兄“性行暴如雷”,尖酸刻薄,那么在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兄就应对刘兰芝有一番刁难,可刘兄没有;如果刘兄“性行暴如雷”,贪财慕势,那么在刘兰芝拒绝“县令遣媒来”时,刘兄就应对刘兰芝有一定斥责,可刘兄没有。刘兄是在“阿母谢媒人”时才发声的,而刘母之所以谢媒人也是因“女子先有誓”,故“老姥岂敢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母是非常尊重女儿的)。刘兄此时的发声,是在刘母对女儿刘兰芝的婚事无法左右的情况下,作为一家之主的正常发声。而且由刘兄的这一番质问可以看出,被休回娘家的刘兰芝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均没有与哥哥沟通,讲明自己的打算;反而是很负气又很硬气地答应嫁与太守第五郎。
是的,当听到刘兰芝拒绝了县令家三公子又回绝了太守家第五郎后,刘兄“怅然心中烦”,就去质问妹妹“作计何不量!”。刘兄暴跳如雷了吗?没有!他只是心中不痛快十分烦恼,他烦恼已被休回家的妹妹为什么还对焦仲卿存有幻想?他烦恼已被休回家的妹妹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姻缘而不嫁?他烦恼已被休回家的妹妹为什么在作决定时不多为自己想一想?这种烦恼不应只是封建家长特有的标签,这种烦恼应是从古自今绝大多数家长遭遇此种事情共有的烦恼,这种烦恼是符合兄长身份符合人情人性的烦恼。刘兰芝是当局者迷,“虽与府吏要”,但她没有看清只要焦母还在,焦仲卿就永远搞不定焦母(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孝敬者判重罪),焦母与她的矛盾就永远是个死结,那么她与焦仲卿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在一起;而刘兄是旁观者清,他清楚地知道,若妹妹苦等焦仲卿那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若妹妹嫁与太守第五郎或许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
如果因为刘兄质问刘兰芝“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而判定他是自私冷酷、贪财慕势之人,未免欠妥!你看县令家三公子,“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你看太守家第五郎,“娇逸未有婚”。他们都是官二代,还都又年轻又有才,妥妥的男神!又有哪个一家之主不愿自家女子嫁得如此郎君?怎么到刘兄这里就自私冷酷、贪财慕势了呢?如果刘兄嫌贫爱富棒打鸳鸯,如果太守家第五郎又老又丑,如果太守家第五郎品行不好,如果太守家第五郎缺胳膊少腿,如果太守家第五郎要娶的是妾,但凡有如果中的其中一条,说刘兄有点自私冷酷、有点贪财慕势还说得过去。
因此,作为一家之主的刘兄并没有逼迫刘兰芝,如果非要说刘兄有错,那他就错在只是站在兄长和旁观者的角度很理性地在思考问题,而没有站在刘兰芝的立场考虑,或者说他低估了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和性情的刚烈;还错在他无法跨越阶级局限而给刘兰芝一个最完美的出路。